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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形式也会发生变化。例如，在大量铁路和城建投资中吸收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在19世纪非常具有典型性）导致了这类资产过度积累的周期性危机。危机发生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类项目通常的周转时间。虚拟资本（铁路债券和股票以及建筑商的负债）贬值，负债一笔勾销，企业破产，劳动力失业。尽管从资本和劳动的角度来看越来越不可容忍，这种方式仍然具有一个优点，即在有力且明确地清除过度积累的资本的同时保留了资产的使用价值。剩余的大量吸收原本通过国家行为（公路建设、医疗和教育）——在1945年以来的这段时期具有典型性，以及国家对私人负债的支持来实现，但最近已经更加注重国家支持的债务。建设周期几乎已经消失，并且虚拟资本的传统制约已经通过国家行为被消除，后者有效确保了持续一整代的长期经济繁荣。国家可以通过印刷货币来消除债务。但是，这样做会导致通货膨胀——一种会慢慢导致整个社会都遭遇贬值的危机。当然，这里的问题在于任何对通货膨胀的抑制都会暴露出长期存在的债务问题，而任何解决债务问题的举措都会表明，生产率的提高不能与不断加速的债务形成保持同步（如何能够同步）。最终结果是，通货膨胀危机转变成更为常见的通货紧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治理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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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并不打算为这个理论论证披上逼真的历史外衣，但我认为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例如，战后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加速的虚拟资本形成和增加的国家权力支持的负债。二者创造了一种控制贬值的力量——很难看出资本主义还能有什么其他出路。我们现在看到了资本和劳动力在闲置的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的生产、投资和维护中贬值，在部分被取消的债务中贬值（通常是通过重组和延期，就如同纽约市、墨西哥、巴西和波兰等地区和国家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国家政策不是会加剧通货膨胀，就是会加剧贬值，因此显得进退维谷。我们很可能要为1945年到1969年间的繁荣付出停滞和萧条至20世纪末的代价。然而，如果不探究空间维度，我们就不能够进一步推进这个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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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构建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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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是否能够通过地理扩张和重组来走出资本主义的内部困境。简而言之，可不可以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进行“空间修复”？毕竟，输出劳动力和资本的剩余显然是避免贬值的轻而易举的方法。延缓危机、维持积累以及通过地理转向和重组缓和阶级斗争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在这里都存在。但是我认为，最终的结果是，在地缘政治冲突成为危机形成和解决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危机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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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这个结论的过程充满了太多困难。说来令人遗憾，空间和地理的问题在所有社会理论中都没有得到重视，我猜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任何社会理论纳入这一问题都会导致自身的核心命题不再成立。致力于完善竞争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家们碰到空间垄断；而宏观经济学家们发现了经济体与中央银行一样多，并且它们之间的交换关系存在一种奇特的变迁；关注阶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发现了邻近地区、社群、地区和国家。马克思、马歇尔、韦伯和涂尔干都具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使时间和历史优先于空间和地理，并且当确实是在处理后者时，他们都肯定倾向于把后者看作历史行为的稳定背景或场所。特别调整，也就是从外部重新界定那些亘古一直存在社会过程的地区和区域，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空间关系和地理结构。空间关系和地理配置的产生方式从一开始就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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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中有一点非常令人不满意。一开始就有人猜测并且有许多帝国主义理论断言，空间关系的转型和独特地理结构的出现（例如中心和边缘、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确保了资本主义生存到20世纪。受熊彼得（Schumpeter）影响的其他理论则认为“创新浪潮”对于吸收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十分重要，而创新浪潮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常与空间转型——铁路、轮船、汽车工业、航天和电信——密切联系在一起。跨国公司能够迅速地把资本和技术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能够选择不同的资源、劳动力市场、消费市场和盈利机会，因此在组织自身的地区分工时，跨国公司的大部分力量源自于其驾驭空间和利用地理差异的能力，而家族企业没有这种能力。不管怎么说，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生产、消费和交换地理的明显转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就其本身而言确实是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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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面对这项任务也许有助于弥合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具有决定性和损害性的分裂。马克思自己大胆概述了一种关于阶级剥削推动的资本主义历史的理论。列宁则发展出了一种不同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中，一地的人对另一地的人（中心对边缘、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已经成为关注的焦点。两种关于剥削的言论不和谐地共存，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晦暗不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变得模糊，这引发了关于民族自决权、民族问题、社会主义在一国的前景以及阶级斗争普遍性等问题的激烈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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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刻意夸大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来强调一个基本问题。马克思经常在其著作中承认空间和地点的重要意义。城乡对立、地域分工的意义、生产力在城市群的集中、劳动力价值和价值规律的地理差异以及通过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创新减少空间障碍的重要意义，这些论题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皆有论述。(5)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不得不承认，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社会主义的前景）在不同地区有差异，甚至就西欧内部而言也是如此（更不用说俄国和亚洲）。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政见也迫使其将地区和文化差异作为进行阶级斗争的基本条件。但是，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没有被整合进重视时间且兼顾空间的理论表述之中。地理变化作为一个“不必要的复杂机制”被排除在外。我断定，由于其思想未能系统论述独特的地理和空间维度，马克思的政治观点和理论的基础遭到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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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这似乎就是列宁要填补的空白。列宁的论证明显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但是他对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起源以及帝国主义的相互竞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高潮这一事实的研究直接使其把地理和空间维度引入到论证中。但结果表明，这种修正是特别调整，只不过是说资本主义自身经历了取决于特定地域条件的具体发展过程，并且资本主义的基本发展动力迫使主要资本主义强国陷入了地缘政治斗争和冲突。为了把马克思的洞见转变成一个地缘政治学框架，列宁引入了一个国家概念，这个概念至今仍然是用以表述地域性（territoriality）的一个基本概念。但是，列宁在这样做时回避了相关问题：资本循环以及劳动力配置如何以及为什么应该是以国家而不是以全球为导向的；应该甚至能够被表述为国家利益的为什么不是资本家的利益就是劳动者的利益。列宁从地缘政治学层面表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但却为此付出了代价，不得不重新探讨市民社会和国家间的关系这一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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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认为空间关系和地理结构可以被还原为一种国家理论，或者要重构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就必须先建立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兴起的理论。毋宁说，我们的任务是，构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空间关系和地理发展的一般理论，这个理论连同其他一些理论能够解释国家功能（地方的、地区的、国家的和超国家的）、地理不平衡发展、地区间不平等、帝国主义以及城市化的推进和形式等的意义和演变过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理解，区域配置和阶级联盟如何被塑造和改造，区域如何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权力中蒙受损失和获取利益，国家内部自主（包括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外在限制是什么以及一旦国家权力形成，它本身如何能够成为资本顺利积累的障碍，成为能够进行阶级斗争或帝国主义之间斗争的战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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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必定是我们理论探究的对象，而探究的方法就是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我们碰到了地球表面种类繁多的物理和生物环境，其中许多被数个世纪的人类行为大大改变了。多样的人类行为已经营造出光怪陆离的地理景观，文化差异和社会结构差异深深植根于这种景观之中。在资本循环的同质化倾向下，这种特殊的地理差异也许会被包容，但绝不会被消除。抽象地看，空间比时间拥有更复杂和特殊的属性。在空间中有可能向不同的方向运动，但是时间仅仅会流逝，是不可逆转的。空间的度量相对也较难标准化。空间上的运输时间或成本并不必然相互匹配，二者都把简单的物理距离作为基本标准。相比之下，精密计时表与日历非常简单。地理空间一直是具体和特殊事物的领域。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理论的普遍和抽象语境中，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关于具体和特殊事物的理论？这是有待解决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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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空间组织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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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使时间优先于空间未必是错误的。毕竟，从事资本循环的那些人的目标必定是在社会必要周转时间内控制剩余劳动时间并将其转变成利润。因此，从资本循环的角度来看，空间一开始似乎是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马克思的推断有惊人的洞察力，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必然特征是，不断地努力克服一切空间障碍并“用时间消灭空间”。(6)但是，这些目标实际上只有通过生产固定的空间配置（运输系统等）才能够实现。因此，我们接着碰到了这样一个矛盾：空间组织是克服空间的必要条件。在资本主义语境下，空间理论的任务是，动态地呈现上述矛盾如何通过历史—地理转型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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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论一开始必须一方面关注交通运输和通讯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关注区位选择，以二者的结合为出发点。例如，马克思有力地论证了这个观点，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具有通过交通运输和通讯系统中的投资和创新克服空间障碍和消灭空间的能力。我顺便提到过，柯亨（G. A. Cohen）在其生产力列表中列出了空间却忽略了克服空间的能力(7)，否则这个列表是完善可靠的。这个领域中变革生产力的原动力与其他任何领域相比都不弱。因此，资本主义的历史有一个特征，即在运输时间或成本显著下降的同时，流动的连续性得到了改善。因此，空间关系会不断转型。其他形式的技术变化能够实现同样的目标，但是实现的途径却不同。当代有大量的例子表明，这些变化使生产不再依赖于地方化的劳动技能、原材料、中间产品、能源等要素。通过在既定的生产过程中扩大可能替代的范围，资本家能够使自身日益从特定的地理制约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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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既然总会存在技术上界定的某种空间制约，那么这个问题仍然会存在：在这些制约的范围内会发生什么？显而易见，资本和劳动力必须在特定的空间点上聚集以便使生产能够继续下去。工厂就是这样的聚集点，而工业城市化形式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对于产业关联和社会分工条件下运输成本和时间最小化需要以及劳动力供给和最终消费市场获取需要的具体回应。单个资本家凭借特殊的区位选择将生产地理塑造成独特的空间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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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过程最终趋向于导致我所说的既定空间内生产和消费的结构化连贯性（structured coherence）。如同阿依达罗特（Aydalot）所指出，这种结构化连贯性包括：生产的形式和技术（资源利用模式、产业关联、组织形式和公司规模）；消费的技术、数量和质量（劳动者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劳动力需求和供给模式（劳动技能的等级化和确保劳动技能供给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以及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模式（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谈）。(8)这种结构化连贯性普遍出现的区域有一个宽泛的定义：资本能够在社会必要周转时间内没有利润限度地——运输成本和时间已经超越了这一限度——在其中进行循环的空间。另一个定义是，相对连贯的劳动力市场在其中普遍出现的空间（劳动力在这种空间——每天劳动力运输的成本和时间所界定的往返区间[commuter range]——中每天都能够被替代，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分散［spatial disaggregation］原则）。当通过国家正式呈现时，地域连贯性甚至变得更加显著了。调节劳动过程、劳动组织、劳动生活水平的政策（福利政策等）以及对资本的适当管制和补偿等举措，适用于整个地区。通过保存或创造国家、地区或地方的文化和意识（包括阶级斗争传统）——它们赋予地域视角以更深刻的精神意义——这种连贯性被非正式但却同样有力地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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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一些正在展开的过程界定了地区空间，在这种空间中，生产和消费、供给和（对商品和劳动力的）需求、生产和变现、阶级斗争和积累、文化和生活方式作为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总体中某种结构化连贯性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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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些正在展开的过程破坏了这种连贯性。这些过程包含在我们在第一节中确认出的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中。第一，积累和扩张同生产和吸收劳动力和资本剩余的需要一起在一个地区内部凝聚压力，而压力会下降（例如，资本输出）或上升（例如，移民入境）。第二，把生产和消费从空间制约中解放出来的技术革命，连同得到提高的克服空间障碍和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能力使地区的边界变得非常不牢靠和稳定。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关联随着空间一体化能力的增长而加强。第三，一个区域内的阶级斗争可能会迫使资本家或劳动者到别处寻求更有利于各自生存的条件。第四，资本主义组织形式（金融资本、跨国公司和分厂制造等）的变革使相关资本家可能对日益扩大的空间有更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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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力量在一个区域内会破坏任何结构化连贯性。这些力量会强调国际的而非地方一体化的分工，并且使地区间的相互依赖比地区界定的连贯性更为重要。这些力量会使国家的地域边界变得不合时宜，并且迫使其作出调整。这些力量甚至会通过制造财政危机来破坏地方政府或国家的权力——危机的挽救要求政府支持降低工人生活水平，支持打破劳动力内部的传统等级化，并且支持削弱地方资本家对跨国公司的控制权。地区意识和文化同样会被破坏，从而仅仅留下一些淡影疏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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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结构化的地区连贯性在这些强大的力量面前能够持续存在似乎都是出人意料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特定的基础设施要求改善资本和劳动力的空间流动性。既然这种改善确实是地区连贯性的明显威胁，我们显然就遭遇了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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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资本的流动性。我已经在别处表明(9)，资本的流动性首先必须被分解成不同种类资本的流动性。货币运动的成本和时间在现今这个具有成熟信用体系和通讯技术的时代已经非常少了。我们在这里尤其可以看到，在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达到了完美状态。转移商品的成本和时间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一直在减少，现在除了一小部分行业外，商品的运输成本已经不再在区位选择中起重要作用了。然而，生产能力的地理流动性面临着更加严格的限制。一种行业越是依赖于寿命较长的固定资本设备，这种行业的迁移就越容易导致自身贬值。在资本的总体循环过程中，不同国家的资本地理流动能力不同，这导致空间中的循环过程内部出现了各种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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