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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刻意夸大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来强调一个基本问题。马克思经常在其著作中承认空间和地点的重要意义。城乡对立、地域分工的意义、生产力在城市群的集中、劳动力价值和价值规律的地理差异以及通过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创新减少空间障碍的重要意义，这些论题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皆有论述。(5)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不得不承认，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社会主义的前景）在不同地区有差异，甚至就西欧内部而言也是如此（更不用说俄国和亚洲）。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政见也迫使其将地区和文化差异作为进行阶级斗争的基本条件。但是，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没有被整合进重视时间且兼顾空间的理论表述之中。地理变化作为一个“不必要的复杂机制”被排除在外。我断定，由于其思想未能系统论述独特的地理和空间维度，马克思的政治观点和理论的基础遭到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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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这似乎就是列宁要填补的空白。列宁的论证明显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但是他对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起源以及帝国主义的相互竞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高潮这一事实的研究直接使其把地理和空间维度引入到论证中。但结果表明，这种修正是特别调整，只不过是说资本主义自身经历了取决于特定地域条件的具体发展过程，并且资本主义的基本发展动力迫使主要资本主义强国陷入了地缘政治斗争和冲突。为了把马克思的洞见转变成一个地缘政治学框架，列宁引入了一个国家概念，这个概念至今仍然是用以表述地域性（territoriality）的一个基本概念。但是，列宁在这样做时回避了相关问题：资本循环以及劳动力配置如何以及为什么应该是以国家而不是以全球为导向的；应该甚至能够被表述为国家利益的为什么不是资本家的利益就是劳动者的利益。列宁从地缘政治学层面表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但却为此付出了代价，不得不重新探讨市民社会和国家间的关系这一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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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认为空间关系和地理结构可以被还原为一种国家理论，或者要重构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就必须先建立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兴起的理论。毋宁说，我们的任务是，构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空间关系和地理发展的一般理论，这个理论连同其他一些理论能够解释国家功能（地方的、地区的、国家的和超国家的）、地理不平衡发展、地区间不平等、帝国主义以及城市化的推进和形式等的意义和演变过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理解，区域配置和阶级联盟如何被塑造和改造，区域如何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权力中蒙受损失和获取利益，国家内部自主（包括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外在限制是什么以及一旦国家权力形成，它本身如何能够成为资本顺利积累的障碍，成为能够进行阶级斗争或帝国主义之间斗争的战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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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必定是我们理论探究的对象，而探究的方法就是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我们碰到了地球表面种类繁多的物理和生物环境，其中许多被数个世纪的人类行为大大改变了。多样的人类行为已经营造出光怪陆离的地理景观，文化差异和社会结构差异深深植根于这种景观之中。在资本循环的同质化倾向下，这种特殊的地理差异也许会被包容，但绝不会被消除。抽象地看，空间比时间拥有更复杂和特殊的属性。在空间中有可能向不同的方向运动，但是时间仅仅会流逝，是不可逆转的。空间的度量相对也较难标准化。空间上的运输时间或成本并不必然相互匹配，二者都把简单的物理距离作为基本标准。相比之下，精密计时表与日历非常简单。地理空间一直是具体和特殊事物的领域。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理论的普遍和抽象语境中，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关于具体和特殊事物的理论？这是有待解决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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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空间组织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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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使时间优先于空间未必是错误的。毕竟，从事资本循环的那些人的目标必定是在社会必要周转时间内控制剩余劳动时间并将其转变成利润。因此，从资本循环的角度来看，空间一开始似乎是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马克思的推断有惊人的洞察力，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必然特征是，不断地努力克服一切空间障碍并“用时间消灭空间”。(6)但是，这些目标实际上只有通过生产固定的空间配置（运输系统等）才能够实现。因此，我们接着碰到了这样一个矛盾：空间组织是克服空间的必要条件。在资本主义语境下，空间理论的任务是，动态地呈现上述矛盾如何通过历史—地理转型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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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论一开始必须一方面关注交通运输和通讯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关注区位选择，以二者的结合为出发点。例如，马克思有力地论证了这个观点，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具有通过交通运输和通讯系统中的投资和创新克服空间障碍和消灭空间的能力。我顺便提到过，柯亨（G. A. Cohen）在其生产力列表中列出了空间却忽略了克服空间的能力(7)，否则这个列表是完善可靠的。这个领域中变革生产力的原动力与其他任何领域相比都不弱。因此，资本主义的历史有一个特征，即在运输时间或成本显著下降的同时，流动的连续性得到了改善。因此，空间关系会不断转型。其他形式的技术变化能够实现同样的目标，但是实现的途径却不同。当代有大量的例子表明，这些变化使生产不再依赖于地方化的劳动技能、原材料、中间产品、能源等要素。通过在既定的生产过程中扩大可能替代的范围，资本家能够使自身日益从特定的地理制约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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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既然总会存在技术上界定的某种空间制约，那么这个问题仍然会存在：在这些制约的范围内会发生什么？显而易见，资本和劳动力必须在特定的空间点上聚集以便使生产能够继续下去。工厂就是这样的聚集点，而工业城市化形式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对于产业关联和社会分工条件下运输成本和时间最小化需要以及劳动力供给和最终消费市场获取需要的具体回应。单个资本家凭借特殊的区位选择将生产地理塑造成独特的空间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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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过程最终趋向于导致我所说的既定空间内生产和消费的结构化连贯性（structured coherence）。如同阿依达罗特（Aydalot）所指出，这种结构化连贯性包括：生产的形式和技术（资源利用模式、产业关联、组织形式和公司规模）；消费的技术、数量和质量（劳动者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劳动力需求和供给模式（劳动技能的等级化和确保劳动技能供给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以及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模式（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谈）。(8)这种结构化连贯性普遍出现的区域有一个宽泛的定义：资本能够在社会必要周转时间内没有利润限度地——运输成本和时间已经超越了这一限度——在其中进行循环的空间。另一个定义是，相对连贯的劳动力市场在其中普遍出现的空间（劳动力在这种空间——每天劳动力运输的成本和时间所界定的往返区间[commuter range]——中每天都能够被替代，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分散［spatial disaggregation］原则）。当通过国家正式呈现时，地域连贯性甚至变得更加显著了。调节劳动过程、劳动组织、劳动生活水平的政策（福利政策等）以及对资本的适当管制和补偿等举措，适用于整个地区。通过保存或创造国家、地区或地方的文化和意识（包括阶级斗争传统）——它们赋予地域视角以更深刻的精神意义——这种连贯性被非正式但却同样有力地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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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一些正在展开的过程界定了地区空间，在这种空间中，生产和消费、供给和（对商品和劳动力的）需求、生产和变现、阶级斗争和积累、文化和生活方式作为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总体中某种结构化连贯性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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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些正在展开的过程破坏了这种连贯性。这些过程包含在我们在第一节中确认出的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中。第一，积累和扩张同生产和吸收劳动力和资本剩余的需要一起在一个地区内部凝聚压力，而压力会下降（例如，资本输出）或上升（例如，移民入境）。第二，把生产和消费从空间制约中解放出来的技术革命，连同得到提高的克服空间障碍和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能力使地区的边界变得非常不牢靠和稳定。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关联随着空间一体化能力的增长而加强。第三，一个区域内的阶级斗争可能会迫使资本家或劳动者到别处寻求更有利于各自生存的条件。第四，资本主义组织形式（金融资本、跨国公司和分厂制造等）的变革使相关资本家可能对日益扩大的空间有更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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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力量在一个区域内会破坏任何结构化连贯性。这些力量会强调国际的而非地方一体化的分工，并且使地区间的相互依赖比地区界定的连贯性更为重要。这些力量会使国家的地域边界变得不合时宜，并且迫使其作出调整。这些力量甚至会通过制造财政危机来破坏地方政府或国家的权力——危机的挽救要求政府支持降低工人生活水平，支持打破劳动力内部的传统等级化，并且支持削弱地方资本家对跨国公司的控制权。地区意识和文化同样会被破坏，从而仅仅留下一些淡影疏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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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结构化的地区连贯性在这些强大的力量面前能够持续存在似乎都是出人意料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特定的基础设施要求改善资本和劳动力的空间流动性。既然这种改善确实是地区连贯性的明显威胁，我们显然就遭遇了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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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资本的流动性。我已经在别处表明(9)，资本的流动性首先必须被分解成不同种类资本的流动性。货币运动的成本和时间在现今这个具有成熟信用体系和通讯技术的时代已经非常少了。我们在这里尤其可以看到，在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达到了完美状态。转移商品的成本和时间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一直在减少，现在除了一小部分行业外，商品的运输成本已经不再在区位选择中起重要作用了。然而，生产能力的地理流动性面临着更加严格的限制。一种行业越是依赖于寿命较长的固定资本设备，这种行业的迁移就越容易导致自身贬值。在资本的总体循环过程中，不同国家的资本地理流动能力不同，这导致空间中的循环过程内部出现了各种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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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暂时撇开这些以便直入主题。资本的每一种地理流动形式都需要固定和安全的空间基础设施以便自身能够有效运作。在全世界转移货币的神奇力量是当今这个时代非常典型的特征，这种力量不仅需要组织良好的通讯系统，而且最起码需要国家、金融和法律制度作为信用体系的可靠后盾。货币的地域性以及国家权力确保其地域内货币质量的重要意义体现了出来。转移商品的能力同样依赖于建设有一整套促进和确保交易的社会和实体基础设施（从法律服务到仓库）支持的、成熟、有效且稳定的交通运输系统。生产本身不仅使用其直接占用的固定资本，而且依赖于就地必须获得的一整套实体和社会服务（从裁缝到科学家）。因此，就代理人而不是生产者自身（通常是国家）逐渐承担越来越多的固定基础设施支出而言，生产者能够提高自身的转移能力。在过去20年里，生产资本的流动性就是通过这种策略得到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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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劳动力的地理流动性。尽管这里交织了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事物，但我们最终得出了类似的基本结论。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过程来看，劳动力的自由地理流动性及其对空间中资本循环变化的灵活适应显然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单个资本家显然偏好稳定可靠的员工和受约束的劳动力供给（充足的剩余劳动力以确保资本家控制劳动过程和工资率）。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会积极支持基本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教育、宗教、医疗、社会服务甚至福利）以便在特定区域内生产和储备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他们会支持限制劳动力的自由地理流动性的国家行为。劳动者自身面临了同样的困境。如果他们不能够完全摆脱工资制度，他们就很可能会为提高自己的实际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等而奔波。这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恰恰依靠这种行为来协调空间中的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但是，如果工人呆在原地，集体组织起来为更好的生活而斗争，他们也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会建立自己的社会和实体基础设施（或者吸收资产阶级创建的那些基础设施），为控制国家机器而进行斗争，并因此加强他们改善自身生活的能力。到他们成功实现目的时，他们也会支持限制劳动力（特别是移民）的自由地理流动性的措施。在特定的区域内，自由地理流动性和有组织的社会再生产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于资本家和劳动者而言都存在。如何消除这种紧张关系对二者而言都取决于双方间的阶级斗争状态。资本逃离（以及因此对地域连贯性和国家权力的破坏）是对于一个区域内工人阶级胜利的典型回应，就如同工人为了逃避更加严酷的资本主义剥削而流动。我又将暂时撇开这些紧张关系以便直入主题：如果没有确保一定数量和质量劳动力再生产所必不可少的固定社会和实体基础设施，那么上述情况就不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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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资本和劳动力短时间内以低成本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的能力取决于固定社会和实体基础设施的创造。克服空间的能力依赖于生产空间的能力。但是，所必需的基础设施把资本和劳动力吸收进自身的生产和维护中（参见本章“通过长期投资实现的时间替代”一节）。我们在这里接近了这个悖论的核心。总体资本和劳动力的一部分必须在空间中被固定和冻结，以便促进其余资本更自由地转移。但是这个论证可能会陷入一个完全的循环，因为运用于生产和维护这类基础设施的资本和劳动的自生能力只有在其他资本循环的空间路径和时间跨度与这种运用的地理模式和持续时间一致时才能够得到确保。如果这个条件不满足——例如，如果交通量不能够使铁路赢利或大量的教育投资并没有促使生产扩张——那么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将会贬值。对于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而言，资本循环的地理转型和劳动力的配置可能与在本节中所描述的时间断裂具有同样的破坏性影响，尽管前者的影响具有地理具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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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论证。在技术确定的空间因素制约下，资本循环和劳动力交易会趋向结构化的地区连贯性，而这种连贯性本身会遭到积累和过度积累以及技术变化和阶级斗争的强大力量的破坏。然而，这种破坏力量依赖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地理流动性，而后者又依赖于固定基础设施的创造，这些基础设施在资本主义景观中的相对永久性重新加强了被破坏的结构化的地区连贯性。但是基础设施的自生能力因此又冒险承受着其所促进的地理流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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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地区和空间配置长期不稳，也就是说，积累地理（geography of accumulation）中的固定和流动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并且不断增长的克服空间的力量与实现这一目的所必需的固定空间结构之间也存在紧张关系。我想强调一下，这种不稳定性是任何形式的国家干涉主义都不能解决的（其实，这种不稳定性会导致看似合理的国家政策所意料不到的各种结果）。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处理好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是保存过去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投入的价值，还是让这些投入贬值以便为新的积累开辟空间。因此，资本主义永远努力按照自己的意图创造一种社会和实体景观——这种景观在特定的时刻是满足自身需要所必需的，但是却必定在稍后的时刻将这种景观破坏、分裂甚至摧毁。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通过地理景观的不断形成与再形成表现出来。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必须持续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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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地区阶级联盟的形成及其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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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停止投入并转向具有最高回报率的地区，还是哪儿也不去，坚守过去的投入并回收已经具体化的价值？在这两种选择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所有经济主体（个人、组织和机构）都会就其资本循环或劳动力配置作出决策。如何缓和固定和流动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对我们的理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够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将使我们有可能在概念上整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动力机制的历史描述和列宁对资本主义动力机制的地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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