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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一些正在展开的过程界定了地区空间，在这种空间中，生产和消费、供给和（对商品和劳动力的）需求、生产和变现、阶级斗争和积累、文化和生活方式作为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总体中某种结构化连贯性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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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些正在展开的过程破坏了这种连贯性。这些过程包含在我们在第一节中确认出的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中。第一，积累和扩张同生产和吸收劳动力和资本剩余的需要一起在一个地区内部凝聚压力，而压力会下降（例如，资本输出）或上升（例如，移民入境）。第二，把生产和消费从空间制约中解放出来的技术革命，连同得到提高的克服空间障碍和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能力使地区的边界变得非常不牢靠和稳定。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关联随着空间一体化能力的增长而加强。第三，一个区域内的阶级斗争可能会迫使资本家或劳动者到别处寻求更有利于各自生存的条件。第四，资本主义组织形式（金融资本、跨国公司和分厂制造等）的变革使相关资本家可能对日益扩大的空间有更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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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力量在一个区域内会破坏任何结构化连贯性。这些力量会强调国际的而非地方一体化的分工，并且使地区间的相互依赖比地区界定的连贯性更为重要。这些力量会使国家的地域边界变得不合时宜，并且迫使其作出调整。这些力量甚至会通过制造财政危机来破坏地方政府或国家的权力——危机的挽救要求政府支持降低工人生活水平，支持打破劳动力内部的传统等级化，并且支持削弱地方资本家对跨国公司的控制权。地区意识和文化同样会被破坏，从而仅仅留下一些淡影疏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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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结构化的地区连贯性在这些强大的力量面前能够持续存在似乎都是出人意料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特定的基础设施要求改善资本和劳动力的空间流动性。既然这种改善确实是地区连贯性的明显威胁，我们显然就遭遇了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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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资本的流动性。我已经在别处表明(9)，资本的流动性首先必须被分解成不同种类资本的流动性。货币运动的成本和时间在现今这个具有成熟信用体系和通讯技术的时代已经非常少了。我们在这里尤其可以看到，在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达到了完美状态。转移商品的成本和时间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一直在减少，现在除了一小部分行业外，商品的运输成本已经不再在区位选择中起重要作用了。然而，生产能力的地理流动性面临着更加严格的限制。一种行业越是依赖于寿命较长的固定资本设备，这种行业的迁移就越容易导致自身贬值。在资本的总体循环过程中，不同国家的资本地理流动能力不同，这导致空间中的循环过程内部出现了各种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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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暂时撇开这些以便直入主题。资本的每一种地理流动形式都需要固定和安全的空间基础设施以便自身能够有效运作。在全世界转移货币的神奇力量是当今这个时代非常典型的特征，这种力量不仅需要组织良好的通讯系统，而且最起码需要国家、金融和法律制度作为信用体系的可靠后盾。货币的地域性以及国家权力确保其地域内货币质量的重要意义体现了出来。转移商品的能力同样依赖于建设有一整套促进和确保交易的社会和实体基础设施（从法律服务到仓库）支持的、成熟、有效且稳定的交通运输系统。生产本身不仅使用其直接占用的固定资本，而且依赖于就地必须获得的一整套实体和社会服务（从裁缝到科学家）。因此，就代理人而不是生产者自身（通常是国家）逐渐承担越来越多的固定基础设施支出而言，生产者能够提高自身的转移能力。在过去20年里，生产资本的流动性就是通过这种策略得到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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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劳动力的地理流动性。尽管这里交织了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事物，但我们最终得出了类似的基本结论。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过程来看，劳动力的自由地理流动性及其对空间中资本循环变化的灵活适应显然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单个资本家显然偏好稳定可靠的员工和受约束的劳动力供给（充足的剩余劳动力以确保资本家控制劳动过程和工资率）。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会积极支持基本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教育、宗教、医疗、社会服务甚至福利）以便在特定区域内生产和储备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他们会支持限制劳动力的自由地理流动性的国家行为。劳动者自身面临了同样的困境。如果他们不能够完全摆脱工资制度，他们就很可能会为提高自己的实际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等而奔波。这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恰恰依靠这种行为来协调空间中的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但是，如果工人呆在原地，集体组织起来为更好的生活而斗争，他们也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会建立自己的社会和实体基础设施（或者吸收资产阶级创建的那些基础设施），为控制国家机器而进行斗争，并因此加强他们改善自身生活的能力。到他们成功实现目的时，他们也会支持限制劳动力（特别是移民）的自由地理流动性的措施。在特定的区域内，自由地理流动性和有组织的社会再生产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于资本家和劳动者而言都存在。如何消除这种紧张关系对二者而言都取决于双方间的阶级斗争状态。资本逃离（以及因此对地域连贯性和国家权力的破坏）是对于一个区域内工人阶级胜利的典型回应，就如同工人为了逃避更加严酷的资本主义剥削而流动。我又将暂时撇开这些紧张关系以便直入主题：如果没有确保一定数量和质量劳动力再生产所必不可少的固定社会和实体基础设施，那么上述情况就不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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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资本和劳动力短时间内以低成本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的能力取决于固定社会和实体基础设施的创造。克服空间的能力依赖于生产空间的能力。但是，所必需的基础设施把资本和劳动力吸收进自身的生产和维护中（参见本章“通过长期投资实现的时间替代”一节）。我们在这里接近了这个悖论的核心。总体资本和劳动力的一部分必须在空间中被固定和冻结，以便促进其余资本更自由地转移。但是这个论证可能会陷入一个完全的循环，因为运用于生产和维护这类基础设施的资本和劳动的自生能力只有在其他资本循环的空间路径和时间跨度与这种运用的地理模式和持续时间一致时才能够得到确保。如果这个条件不满足——例如，如果交通量不能够使铁路赢利或大量的教育投资并没有促使生产扩张——那么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将会贬值。对于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而言，资本循环的地理转型和劳动力的配置可能与在本节中所描述的时间断裂具有同样的破坏性影响，尽管前者的影响具有地理具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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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论证。在技术确定的空间因素制约下，资本循环和劳动力交易会趋向结构化的地区连贯性，而这种连贯性本身会遭到积累和过度积累以及技术变化和阶级斗争的强大力量的破坏。然而，这种破坏力量依赖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地理流动性，而后者又依赖于固定基础设施的创造，这些基础设施在资本主义景观中的相对永久性重新加强了被破坏的结构化的地区连贯性。但是基础设施的自生能力因此又冒险承受着其所促进的地理流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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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地区和空间配置长期不稳，也就是说，积累地理（geography of accumulation）中的固定和流动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并且不断增长的克服空间的力量与实现这一目的所必需的固定空间结构之间也存在紧张关系。我想强调一下，这种不稳定性是任何形式的国家干涉主义都不能解决的（其实，这种不稳定性会导致看似合理的国家政策所意料不到的各种结果）。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处理好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是保存过去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投入的价值，还是让这些投入贬值以便为新的积累开辟空间。因此，资本主义永远努力按照自己的意图创造一种社会和实体景观——这种景观在特定的时刻是满足自身需要所必需的，但是却必定在稍后的时刻将这种景观破坏、分裂甚至摧毁。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通过地理景观的不断形成与再形成表现出来。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必须持续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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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地区阶级联盟的形成及其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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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停止投入并转向具有最高回报率的地区，还是哪儿也不去，坚守过去的投入并回收已经具体化的价值？在这两种选择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所有经济主体（个人、组织和机构）都会就其资本循环或劳动力配置作出决策。如何缓和固定和流动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对我们的理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够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将使我们有可能在概念上整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动力机制的历史描述和列宁对资本主义动力机制的地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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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试图表明的是，要想捍卫已经具体化的价值和结构化的地区连贯性，就必须建立地区阶级联盟——松散地限制在一个地区并且通常（尽管并非专门或仅仅）通过国家组织起来。这类联盟也能够积极创造有利于该地区内进一步积累的条件。但我也将会表明，这类联盟必定是不稳定的。尽管压制了可能扩张的阶级和派系分化，但这类联盟不能够容纳挽救危机的基本力量。这类联盟的边界也是非常不牢靠的，随时可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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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区域内部，资本家和工人的不同派别具有不同的利害关系，这取决于他们控制的资产的性质和掌握的特权。某些派别相对其他派别而言更容易被吸纳进一个阶级联盟。土地和物业所有者、开发商和建筑商、抵押债务持有人和国家工作人员获得的收益最多。那些（由于他们使用的固定资本或其他空间制约）不能够轻易转移的生产部门会倾向于支持一个联盟，并且被引诱或强迫在工资和工作条件上作出让步以实现劳资和平和获取劳动技能。一些工人派别已通过斗争或壮大力量在剥削的“汪洋”中成功创造了特权的孤岛，他们也肯定会结成联盟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如果资本家和工人在一个地方的相互妥协对于积累的提高和工人生活水平的改善都有利（这一度是有可能的），那么大多数资产阶级派别和工人阶级派别都将会支持这种妥协。我想强调一下，这个联盟也不是纯粹防御性的。经验表明，一种社会和实体基础设施一应俱全的高效运作的地区经济（我们谈到过的那种结构化连贯性）能够使大多数人受益。社群和地方的积极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联盟中所有参与方都试图实现的目标，并且可以使各方通过引导资本和劳动力在他们控制的地域内流动获益。为了社群团结亦即作为联盟背后意识形态的地区或国家团结而进行的奋斗会支持、重构或在某些情况下（我认为美国就处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创造地区文化和传统。由此必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地区结构和阶级联盟还不存在，那么资本主义制度下运作的一些过程必定会创造这些结构和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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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个命题的进一步论证完全不会诉诸国家概念。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想强调，只有认识导致地区阶级联盟形成和解体的力量，我们才能够理解国家形成和解体的驱动力。然而，国家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其他经济主体。首先，领土和领土完整是国家全体公民的目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经济主体所没有的。其次，借助其权威性，国家通过法律制度、治理、政治参与和协商、镇压和军事力量来有力地组建和凝聚地区阶级联盟。再次，国家能够为其他不牢靠稳定的地理边界加上相对稳固的边界线。最后，借助其征税和控制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权力，国家能够积极地促进和维持资本主义无论如何都趋向的生产和消费的结构化的地区连贯性，并且能够承担起单个资本家无力负担的基础设施投资。国家也成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推广的核心代理人。由于这些原因，国家成为表达地区阶级联盟形成倾向的关键，并且把自身的具体原则加给了这个重要的基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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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产生了一个地区阶级联盟，这个联盟通常建立在国家权力机器之上，致力于赢得社群的积极支持，努力实现社群或民族团结，后者是促进和捍卫地区内部不同阶级和派别利益的手段。地方、城市、地区以及国家之间的空间竞争呈现出新的意义，即每一个地区联盟都试图在与其他地区的竞争中攫取利益。如果我们不考虑各种各样的地域间冲突，全球的阶级斗争过程似乎瓦解了。这佐证了列宁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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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马克思所详细描述的过程恰恰破坏了一切地区阶级联盟。积累和过度积累、阶级斗争和技术变化瓦解并改造了地区阶级联盟，这非常类似于它们对一切固定空间配置的影响（参见本章“空间组织的产生”一节）。即便地区联盟中最坚定的合作者甚至在情况最好的时候也可能禁不住诱惑而动摇，而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候，个人行为变得非常无法预料。竞争迫使一切经济主体都警惕进行地理转移的良机，而地理转移能够能使他们获得竞争优势。不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因此产生了，因为个人并不能够确切了解他们对手的行为。类似的问题在阶级斗争领域也出现了。虽然资本家和工人会就某些问题（例如，廉价进口商品的壁垒）达成共识而结盟，并且就另外一些问题（例如，劳资谈判的程序）达成妥协，但他们之间的敌对不可能完全消失。当阶级斗争尖锐时，联盟就变得越来越脆弱。一些资本家会禁不住诱惑而完全逃离该地区，或者因受到威胁，被要求进行转移或向廉价的进口商品或低工资的移民工人开放大门而再度打击工人力量。这些威胁能够引起其他不能够轻易摆脱在地投入（local commitment）的资本家的敌对态度。金融家、生产商、经销商、地主等必然不会看法一致。而一度采纳了调和政策以巩固自身在阶级联盟中地位的工人也许会禁不住诱惑而重新提出更为革命的要求。地区阶级联盟破裂和解体的条件永远都存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最终会打碎其一开始促成的联盟。在危机发生的情况下，这种紧迫状态会尤其激烈。因此，保持联盟完整的唯一办法似乎是从外部解决地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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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空间修复”的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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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回到最初的问题并将其作适当修改，以便考虑积累出现的一般的条件。在面对一种趋向于失衡的“内在辩证法”时，一个地区联盟能够通过地理扩张和重组保持自身的凝聚力并消除过度积累和贬值吗？能够通过与其他地区建立外在的关系来处理和补偿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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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扩张几乎或完全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剩余商品能够输出，而等量价值的商品不久就会输入。这并没有缓解总剩余的状况。然而，如果贸易通过信贷融资来进行（或者相关国家准备永远保持贸易逆差），那么问题看起来就非常不同了。一个地区可以把剩余货币资本借给另一个地区购买自己的剩余商品，从而确保其生产能力和劳动力能够得到充分利用。这种时空替换的结合在延长的时期内常常能够运作良好，直至债务到期。偿还债务的唯一途径是扩大商品出口，而这只会加剧自身内部的过度积累问题。因此，结果要么是过度积累问题加剧，要么是债务不能偿还，借款打了水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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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劳动力能够被输送到国外去寻找殖民地。这种解决办法有两个问题。第一，如果工人能够自由地进入一个未开发地区过上没有异化的生活，那么资本家对本国劳动力就失去了控制从而资本主义永久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就被破坏了。第二，剩余劳动力的输出对于未输出的剩余资本毫无益处，除非后者通过新殖民地不断增长的需求得到吸收。但如果那样的话，殖民地就必须通过商品生产来消耗所购买的货物。从长期来看，这意味着会出现更多的剩余商品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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