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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任何空间修复的排除使得他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危机形成的基本过程上。过度积累—贬值理论揭示出，在资本主义技术进步和市场合理性的外表下潜伏着强烈的破坏力量。在危机过程中，大量资本贬值并被摧毁，工人及其劳动能力遭受了类似的命运，资本家在“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中自相残杀，而这种战争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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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没有预计到而列宁却强调过的是，这个过程会转变成民族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斗争。我们现在提出一个更为一般的命题。面对不可避免的危机形成过程，对空间修复的寻求使贬值的威胁转变成不稳定的地区联盟与危机冲击承受者之间的斗争。面对在战争中粉身碎骨的前景，地区联盟会进行整顿并将自身的破坏性趋势转向外部。失业、通货膨胀和闲置生产能力的输出在一场丑陋的博弈中成为诡计和策略。贸易战、倾销、关税和配额、限制资本流动和对外贸易、利率战、移民政策、殖民占领、征服和统治附属经济体、在经济（甚至公司）帝国内部强行重组劳动的地域分工以及通过军事对峙和战争实现的物质摧毁和强迫贬值，所有这一切能够纠缠在一起成为危机形成和解决过程的基本部分。对“空间修复”的寻求转变成了恶意竞争和暴力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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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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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中，1980年开始了一个困难且危险的十年。到1983年，大多数工业国家的失业率飙升至10％以上（日本是一个著名的例外），并且闲置生产能力和未售出存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通胀大潮和70年代的滞胀现在看来似乎是过度积累蔓延的条件下一次典型的资本和劳动力贬值危机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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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间分工和国际分工现在正通过技术变化和资本地理流动推进合理化和重组的进程。先前的地区连贯性模式陷入混乱，传统的地区阶级联盟不是解体就是被迫进行整顿以努力使贬值转移到外部。生产率的新地理差异又导致全球和地区贸易模式与货币流通出现了明显转变，造成国家货币和国际货币体系出现了长期不稳定的状况。地理不确定性迫使时间区间缩短了，这加剧了一个已经十分严重的债务问题（私人的和公共的，地方的、国家的和国际的），这个问题是多年来快速而现在看来过度的虚拟资本形成所逐步造成的。通过时间和地理替代吸收资本和劳动力剩余的能力至少在战后短期内的总体条件下似乎已经耗尽了。唯一与这些条件相适应的解决办法是，赤字累累的国家帮助破产者渡过难关，而破产者来清偿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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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不切实际的期望落空，我们就只能预期一场不断上升的贬值潮，这场贬值潮会瓦解地区阶级联盟并使联盟间的关系变糟。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应对措施（不仅仅在国家层面，并且绝不局限于关税和其他常规手段）大量存在。挑衅性的策略把贬值输出到外部地区。举最近的一个例子：美国的钢铁业和工会结成联盟，限制从欧洲和日本进口廉价钢铁，后者又转而限制从巴西和韩国进口钢铁。但是，美国钢铁业又禁不住诱惑，决定进口廉价的英国平板钢，引起竞争对手和工会指控其损害国家利益，并且为了一点商业利润把就业岗位输出到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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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无数这样的过程，地区和国际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出现了转变，而特定政府的政策似乎无力通过正常手段阻止这种转变。其实，国家和国际政策都失去了其一度具有的连贯性。提高地区联盟内部行业竞争力的计划必然会加快技术变化速度，而这会使地区内部活劳动从生产上转移走并且把失业向外输出。把贬值向第三世界输出的政策，不仅引发了圣保罗和圣地亚哥的骚乱，而且使那些国家所欠的巨大债务面临风险。这笔债务的三个最大债务人（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的债务量在一个典型的地理和时间替换中从1972年的200多亿美元剧增至1983年的约2000亿美元，现在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坏账。持有这笔债务中近400亿美元债权的美国前10大银行在拖欠贷款事件中面临着财务危机。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放松美国的货币供给，挽救银行，从而导致国内和国际通货膨胀，联邦储备委员会还有任何其他选择吗？无论如何，偿还债务的唯一途径就是扩大从第三世界的进口，而这在普遍贬值时期意味着把失业引入美国。如果赤字累累的国家挽救破产者，那么破产者如何能够偿清赤字而又不加剧这个国家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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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地缘政治的重组和冲突似乎不可避免。即便是北约这一战后资本主义地缘政治的中坚也受到内部经济竞争和不满的威胁。五角大楼会试图加强北约的内部团结，但是联邦储备委员会肯定会通过其货币政策破坏这种团结——这种货币政策被认为能够控制通胀，但把一个不能接受的贬值水平强加给西欧。美国政府明显针对苏联集团的政策对德国这样一些试图在东西贸易中输出剩余资本的国家有不利影响（关于对苏联的贷款、输油管道和波兰债务的争论就与此有关）。某些西欧国家通过把过度的资本增长输出到第三世界（布兰迪报告建议这样做）来寻求新一轮的“空间修复”。这些国家设想西欧和更具有活力的第三世界地区进行地缘政治重组，并且在这样做时和美国发生了冲突，因为美国对门罗主义的解释仍然认为其有权对拉美大部分地区（在反苏和反共的名义下）实行新殖民统治。日本是美国和西欧商业霸权的主要竞争威胁，该国建立了一种不仅具有活力和扩张性而且具有刚性的特殊资本主义经济，几乎没留有资本和劳动力贬值的空间。日本非常想在稳定地打入工业化世界市场的同时巩固其对第三世界市场的控制。此时，美国最终忘记了珍珠港事件并且在一项旨在削减自身国防开支和预算赤字的命令中敦促日本改善装备，日本的军国主义因此暗中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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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后繁荣之基础的表面上牢靠的前提条件已经化为乌有了。美元已不再是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强有力的稳定中枢。通过重建战争破坏的经济为剩余资本开辟的空间（马歇尔计划）和通过消除商品交易和资本流动障碍发展世界贸易的承诺（关贸总协定）也已不复存在。国际和地区间竞争加剧以及技术变化加速，破坏了扩张动力并使全球经济陷入了混乱。如同玛丽·卡尔多（Mary Kaldor）的生动描述所示，“西方的解体”正在快速推进。(11)我们能够阻止这种解体，避免萧条、革命和战争（或者三者的某种结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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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认真地回顾一下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和外交政策，这些政策拉开了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战争的序幕，而后者史无前例地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地理。历史可能重演吗？如果可能，那么历史会如何重演，为什么会重演？单纯的类比绝不会令人满意，但是这种类比能够引起严肃的分析和反思。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地缘政治和经济的联盟面对经济混乱时的转变速度。虽然20世纪20年代已经显露出很多脆弱的迹象（德国的恶性通胀、英国令人不满的失业以及美国的投机性浮夸），但是世界上主要的地缘政治分裂无疑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强国的分裂。但是到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分裂为许多敌对的阵营：在英联邦关税特惠制保护下的英国阵营；在强行建立的“共荣圈”中的日本阵营；以及通过政治、经济直至军事统治开始实施生存空间政策的德国阵营。地区阶级联盟的联盟（很大程度上获得了工人阶级的有力支持）逐渐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将自身封闭在与外界隔绝的贸易帝国内部，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徒劳地试图维持“门户开放”政策。但是，如果在过度积累时达到顶峰的强大扩张动力如前所述确实普遍存在的话，那么地区阶级联盟就面临一个可怕的选择：要么内部出现萧条和（可能的）革命，要么外部出现军事冲突（“空间修复”的最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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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尽管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或法西斯德国的高速公路建设确实都是好戏，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市民社会的这种内部转型确实解决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在加入战争前夕，美国的失业率正大幅上升，世界贸易没有或几乎没有复苏，并且除了1939年政府支出直接造成的再投资之外，再投资也没有或几乎没有恢复。因此，吸收资本和劳动力剩余的最佳计划因必须承担财政责任而陷入了困境。实际上，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充分就业和再投资，但后者的实现是以大量资本被彻底摧毁和许多闲置工人化为炮灰为代价的。恰恰是这种毁灭的地理不平衡性使战后在以马歇尔计划著称的仁慈的“空间修复”的保护下为美国剩余资本的吸收开辟了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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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当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废墟中产生的引人注目的制度和地缘政治重构相比时，20世纪30年代的内部转型的意义就显得逊色了。在美国（借助当时的世界霸权）的坚持下，“门户开放”普遍出现了，并且得到美国实际控制下的一批国际组织（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项实际上使美国成为世界银行的国际货币协议的支持。封闭的贸易帝国的解体（作为对租借法案的报答，英国在战争期间废除了英联邦关税特惠制）和非殖民化在第三世界培育出了无数独立但经济上弱小的新国家（这非常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出现了许多新国家）。相关国家用尽一切办法来避免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出现相互竞争的权力集团，并且在适当限制劳动力地理流动性的情况下促进资本（主要是美国的）的国际化。在国内外进行收买和压制以保持资本循环在这个自由世界畅通无阻，这成了主要的政治议题。为了这个目的，新的地缘政治联盟形成了，从而在一个国际主义框架内为地区政治联盟的团结奠定了基础。当然，苏联的威胁和反共产主义成了确保相互间可能进行竞争的地区阶级联盟团结一致的意识形态工具。就这种意识形态需要一个有形的基础而言，不论苏联的政策和举动如何，苏联和共产主义集团的地缘政治对峙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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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框架，战后的繁荣在这个框架内出现了。扩张动力的这种成就也威胁到了这个框架。正如我们一开始所指出的，过度积累和贬值显然无处不在，并且对资本主义世界整体及地区阶级联盟的内部团结构成了威胁，使它们有可能解体从而陷入竞争和战争的混乱之中。能否有某种方法避免这种解体及其难以尽述的恐怖后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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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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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在这里给出的论证对于阐明我们的困境和解释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同样至关重要。如果我是正确的（我希望我是非常错误的并且历史或其他人很快就会证明这一点），那么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延续是以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混乱和毁灭为代价的。每一次大战都使用了更为复杂的毁灭性武器。资产阶级时代无疑见证了毁灭性力量的增长，这种增长超过了资本主义生存所必需的生产力增长。后者显然不应该需要使用这种毁灭性力量。但是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对此却无动于衷，而是像熊彼得一样对他们所谓的“创造性毁灭”大唱赞歌——而资本家通过这种毁灭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然而，我们现在的困境肯定会使我们犹豫不决。当过度积累的内在逻辑矛盾已经无法从时间和地理的角度找到解决办法时，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会更加失去控制，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相互竞争会加剧，并且对封闭贸易帝国自给自足政策的威胁会逼近。在一个正在解体的国际秩序中为了输出贬值而进行的斗争已经接连出现了，并且交战状态成了政治话语的主要特征。随之而来的是全球大战的危险，这次战争所使用的武器具有巨大且疯狂的毁灭力量，以至于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够幸存。马克思很久以前在那本后来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笔记中草草记下的一段话现如今更加令我们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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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暴力毁灭不是其外在关系施加的，而是作为其自我保存的一个条件存在的，在这种最为显著的形式中，资本不得不消失，从而为更高形态的社会生产腾出空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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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引入的战争相比，资本主义引入的著作、知识、科学和艺术要多得多。即便在现今这个时代，并非所有的战争都可以视为资本主义战争。战争也不会随着资本主义的终结在人类社会消失。但是，我们的理论所极力主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考察的那种具有扩张性和技术活力的循环过程被取代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这并非是任何单个阶级或社群所特有的一项任务。我认为，这是我们当前应该共同关注的一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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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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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1982, 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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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1982, c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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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ch. 9 and 10, Oxford,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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