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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阶级的所有这些探究都因缺乏哲学眼光而遭遇困境，这使得随后的所有理论构建无法进行。因此，必须列出辩证唯物主义阶级观的四个基本要素——我认为这四个要素与现代结构化理论是相容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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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级是一个结构范畴。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机制”的一部分。这一机制的存在不依赖于个人的意志，因为人们陷入总的社会关系之中从而受到束缚。阶级的机制只有通过其效果才能够得到证明，而效果通过人类历史的无数偶然原因得到反映。这种机制并没有一一对应的经验呈现，因为社会发展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不是一个封闭的实验场所。然而，对于底层结构的这种诉诸不能够用来回避某些关于不一致的范畴、矛盾的位置、混合的生产模式甚至附属阶级在资本主义总体中的位置的问题。毋宁说，这种诉诸是要使讨论突破其经常陷入的经验主义束缚。因此，阶级被看成是力线（lines of force），而不是限定生存的笼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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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级在一个层级化的社会世界中发挥作用，而这个世界中形成了许多具有自身结构的子系统；因此，实际存在的是多重在起作用的规定性或力量，而不是遭遇一系列随机偶然事件的单一结构。这些结构化子系统的种类远比阿尔都塞的经济体—政治体—意识形态（economypolity-ideology）的三元组合所暗示的要多。一些是正式的机构，而另一些很难描述；一些是基本的子系统，而另一些则相对不太重要。社会分析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切开层级化实在（stratified reality）的各个嵌套层，确定不同子系统的一致性及其作为有效原因的结构力量，并且确定这些因果力在事物总体形成过程中的影响权重。活的社会（living society）是由许多色彩和图案编织而成的，这些色彩和图案赋予总体结构以与众不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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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级的形成也是一个创造性过程；阶级是人类能动性的产物。这并非是指人们要学习扮演固定的阶级角色，而是指他们要从实践维度逐渐理解以阶级为基础的游戏规则。结构的再生产虽然非常依赖于强有力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亦即布迪厄（Bourdieu）所谓的“习性”，但也为创造力和变化留有余地，这种安排方式使最好的正式游戏也自愧弗如。(10)在这个意义上，结构是促成性的（enabling）。因此可以断定，能动性不能够仅仅被移植进结构；它并非是“规定性”的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对应物，而是群体和个人最具创造力的活动与不可见的结构条件相联系的方式。结构力量会暗中起作用，但是这种力量依赖于人类能动性。没有个人和群体的主动创造活动，阶级结构就不能够进行再生产，资本就永远不会积累起来。阶级力量并非是一种行动者完全依赖于自身的本事就多少可以发挥出来的潜在能量。这种力量必须在追逐现实利益的过程中被使用，以便维护自身生成的条件。例如，一个资本家必定会充分地控制工人，以便其资本投入能够赢利或将来能够控制这些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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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上述三点推导出第四点：阶级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阶级结构会不断变化。当被资本束缚的人类创造力引入新的行事方式时，旧有的生活形式、组织形式和思想形式等都发生了转变。新出现的形式既有过去的印记，也有现在秩序的功能压力和限制的印记。阶级关系必定在不断变化的环境里通过大量制度、行动者群体和个人生活路径的全部交叉层面不断地形成和再形成。权力、剥削和意识形态霸权等问题的解决必定是一个反复和多变的斗争过程。此外，辩证的阶级概念必须为创新的和非功能的变化留有余地——这种变化甚至是完全不可预期的、矛盾的和功能失常的情况。能动性与结构逻辑相互斗争，层级化的子系统相互冲突和渗透，而过去面对着未来的可能性。但这些观点并非返回到了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资本确实仍在积累，工人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的拓展而崭露头角，并且社会科学家毕竟能够排除不确定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基本运作机制——尽管与一代代乐观的科学社会主义者和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所愿意承认的相比，捕捉社会历史的本质也许是一项更为艰难的工作和更为不精确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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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人们已经发现阶级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现象。但是，一旦我们开始通过将分工、雇佣和工作场所区位作为资本主义的交叉“层面”纳入考察来丰富阶级分析，我们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这一困境以及结构化方法提供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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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阶级权力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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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开始必须探讨一下阶级作为一种特定结构化关系的实质。在最为抽象的亦即形而上学的层面，阶级是人群之间的一种权力关系。然而，如果我们的界定如此宽泛，那么我们所给出的将不是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而是达伦多夫（Dahrendorf）的阶级概念。(11)我们应该把对人类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支配（domination）的研究留给福柯及其信徒；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要求一个权力对象和一个目的，而不是支配本身。(12)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定义依据于生产关系，也就是人类从事劳动以改造自然、维持生存的社会条件。对这种关系至关重要的是，剩余劳动（剩余产品）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提取的方式（剥削、分配）、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财产权）和对生产的支配程度（劳动过程的控制）。诸如资本主义等生产方式被认为是这些要素对应于一组生产力的特定配置。这几乎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常识和共识，但问题就出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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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在这样的一般性层面上，阶级概念仅仅是思考的一个指导方针，并不能够承载高度的历史具体性（historical specificity）。它告诉我们去哪里找，但没有说我们会发现什么。阶级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现象，我们不能够通过几个固定僵化的范畴来把握它。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往返于抽象和具体之间，这能够更好地澄清和丰富这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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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一个常见的错误是将普遍化与抽象化相混淆。(13)从资本主义研究中产生的阶级概念在怎样的抽象水平上可以普遍化到其他生产方式中，这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本质是什么并非是同一个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能够在怎样的抽象水平上使用阶级作为分析工具开始有意义地谈论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历史。马克思也许运用了经典的三元组合——剩余的提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劳动过程的控制——开始其对阶级的探究，但是他并没有止步于此，因为阶级是一个历史构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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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来举例说明这一点。在英国和美国工业资本主义即将兴起前，存在一个商人资本家阶级，该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这些资本家对贸易手段和商业货币的控制来界定的，但是这些资本家并不控制生产及生产资料。同时还存在一个小业主（small master）阶级，这些小业主拥有自己的工具并且指导学徒的工作（怀特非常错误地反对约翰·罗默［John Roemer］并断言，如果不运用阶级权力控制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就不可能存在阶级剥削关系：这种剥削关系恰恰是小商品生产和商人资本之间联系纽带的运作方式。不过他完全正确地声称，罗默的完全没有引入阶级权力的经济剥削模型纯属虚构）。(14)马克思注意到，“一部世界历史存在于”这一过程中：使农民和土地分离，使技工同其工具分离，以及创造一支薪资工人大军，这为前资本主义制度增添了一个新的元素，但是并没有立刻将其彻底改变，也没有缔造一个全新的阶级体系。薪资工人作为码头散工或修路散工与小商品生产共存了很长时间。如同普沃斯基所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的形成不仅取决于薪资工人同生产资料分离这一事实，而且取决于新经济吸收薪资工人的方式。(15)所以，说薪资工人界定了阶级是不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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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最为关键的要素可能是新兴工业资本家阶级对于工人的实际吸纳（控制）。这对应于制造阶段（具有高度细节分工［detaildivisionoflabour］但几乎没有机器的小作坊），小资本家在这一阶段控制了生产和雇佣薪资工人，但并没有取代他们所依赖的商人阶级。因此，关键的一步是，商人资本家在工厂体系和信贷货币广泛发展的阶段被取代以及工业资本家获得金融和商业的独立性；这一点直到美国内战时才大致实现。正是这种事态符合怀特对阶级的三重定义：对劳动过程（可变资本）的控制、对生产资料（实体资本）的控制以及对投资（货币资本）的控制。(16)但是，问题的探讨并不能就此结束。这个定义忽视了资本家对劳动过程的控制程度问题——许多工厂在相对未机械化的过程中使用熟练工人，因而这些工厂里的劳动过程控制程度非常低。例如，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钢铁业中的情况就是如此。为了解决这种独立性引起的这一理论逻辑问题，布雷弗曼（Braverman）引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个阶段见证了这群传统的熟练工人的毁灭过程。(17)正是由于工业资本家摆脱了商人的控制，一个全新的金融和金融家世界出现了，这使得阶级结构变得复杂。对工业资本的控制是否也意味着对信贷和银行体系的控制？这在摩根（J. P. Morgan）的鼎盛时期可以说恰恰意味着相反的结果。从摩根的操纵中产生的现代企业的情况怎么样呢？这就引入了一个新问题：如何控制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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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客观地分析有关资本家控制的这些问题，那么就容易看出困境所在。我们不可能说出真正的资本家阶级出现在什么阶段。简言之，我们不可能确定一个一成不变、整齐划一的阶级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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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维度数也不能够被轻易地界定。我们还以怀特为例来加以说明。他决心把阶级还原为一个经典的三元组合，但是当他认识到阶级的更多维度时，这个三元组合发生了变化。在一篇论文中，他首先开始探讨劳动过程，接着选择对自己劳动的控制、对工具的控制和对他人劳动的控制作为三个基本要素。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他认识到这种做法是不适当的，因为它遗漏了对资本的控制，于是这个三元组合变成了对货币资本的控制、对实体资本的控制和对可变资本（劳动）的控制。(18)困境就在于这个要素列表可以轻易地扩展到资本生产、循环和组织的其他方面，例如劳动产品（商品资本）的控制、银行信贷（虚拟资本）的控制或企业组织（企业资本）的控制。马克思的方法是想要从一个“梗概的”阶级定义出发不断提升和拓展研究，并非仅仅为这一分析添加了要素，而是从新的视角重新构造了原先的范畴。换言之，马克思对于阶级维度的分析是其对资本维度的全部研究的一部分(19)（《资本论》中研究阶级的未完成的神秘篇章所暗藏的“秘密”就是：任何已经读过这本著作其余部分的人都丝毫不会对这一篇章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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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马克思所示，一旦工业资本发展成熟，它就会彻底改变经济和社会，这种改变很快就远远超过圈地问题或手织机织布工亦即薪资工人带来的影响。诸如工程和销售部门等具有经济重要性的领域已经开始出现，这些部门已经成为阶级变化的最前沿，并且与薪资工人出现的形式条件一样成为阶级“本质”的一部分，而如今这个形式条件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已经不比从前了。这无论如何没有削弱经典无产阶级化（classic proletarianisation）的历史意义，但薪资工作现在仅在弱意义上确立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阶级是一种在不断变化的条件面前必须不断维护、拓展和再造的权力关系。所以，阶级与作为一种生产、循环和剥削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卡切迪（Carchedi）坚持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框架内为阶级下定义因而是正确的，尽管他的分析有很多问题。(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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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不仅阶级斗争的过程，也就是阶级结构化背景中人们的日常冲突“决定”着阶级关系的强度和阶级形成的透明度，而且阶级斗争的舞台必定是一个发展变化的经济体或生产体系整体。然而，如果不深入研究政治经济的另一个基本层面——分工，后者就不能被充分地探讨，阶级形成的问题也不能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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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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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是指社会中工作的组织安排，也就是社会劳动的分配。分工通常已经不再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范畴出现。一方面，它已经被“功能”这一术语取代，这一术语与劳动和生产已经没有关联，而与战后的功能主义社会学相联系；(21)另一方面，它已经被还原为单纯的技术，一如“技术分工”这一短语所表明的那样。例如，怀特利用这两个术语作为其阶级概念的对应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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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与技术或生产力之间的区分尤其困难。技术至少有四层含义。第一层是指对自然的实际把握（知识）；第二层是指生产技术，也就是为了制造预期终端产品所遵循的实体步骤、过程；第三层是指生产资料及其能力；第四层是指社会劳动综合上述三个方面所具有的总能力。(23)这四层含义中没有一层是指为贯彻落实众多具体的生产技术方案进行的劳动组合（或分工）。这种组合或分工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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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区分并不像以上所表明的那样清楚。一方面，作为个人工作任务、工作体系和工作单位间的分工具有强有力的技术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关系渗透进技术，这不仅体现在就地对技术的实际选择，而且体现在某些工具和机器的类型，甚至体现在技术知识的传播途径；最后，工作的组织安排本身就是一种技术：作为对人类互动把握的组织能力、作为劳动分配技术的组织方案以及作为生产资料的组织。但是，技术基础，亦即对自然和我们自身本性的实践把握绝不会决定人们实际行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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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的组织安排除了涉及技术外，至少还有两个基本的考虑因素：竞争资本的经济核算和阶级（劳动的控制）。但是，分工并非是这三种力量的简单产物，也不是其他力量的简单产物。它本身作为社会秩序化（social ordering）的一个特殊层面具有整体性。这个层面反过来成为一种影响区别于社会阶级关系的社会生活其他部分的结构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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