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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阶级和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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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和分工永远搅和在一起；要么阶级成为分工的一个维度，要么分工成为阶级的一个维度。有几种方式能够把这两个范畴割裂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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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错误是使阶级成为分工的一个维度。这种错误有几个变体。第一个变体把阶级看做是一切社会生产过程中生产力和内在指令功能的产物。虽然阶级可以从社会分工的差异中历史地生成，但二者在特定的时刻都不受控制。第二个变体论及职业类别（occupational classes），把阶级力量归结为社会生产中出现的一切差异，从而使阶级力量变得无足轻重。(29)第三个变体把不同的阶级地位赋予剩余价值的生产者和非生产者（non-producers）。(30)第四个变体把交换阶级和生产阶级区别开来。(31)后两个变体未能认识到工业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和流通的统一性（这并不是说，在一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例如小商品生产和商人资本的连接模式中，我们不可能根据生产和流通来明确地界定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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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错误是把分工插入一个在先的阶级框架中。第一个变体使每个阶级（资本家、工人等）都进行内部分工，但这种分工并没有改变预先确定的阶级界线。(32)第二个变体，也就是怀特的自相矛盾的阶级定位，允许阶级界线模糊不清。管理者和专业人员的中级地位是以他们各自对他人或自身工作的控制为基础的。怀特未能认识到这些特征实际上取决于他们在分工中不是作为组织工人就是作为熟练技术人员的地位；相反，他试图把这些特征硬塞进阶级关系中。(33)第三个变体也是怀特提出的，它把分工归为“功能”的位置，同时把“结构”的概念留给了阶级——仿佛阶级不具有功能（例如，剥削）或分工不具有结构。(34)换句话说，怀特没有意识到，为了理解社会秩序的复杂性，必须把多重的结构化层面／系统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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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分工作为社会结构化的一个层面可以具有适当程度的独立性，那么围绕阶级论争出现的许多混淆就可以被澄清。这就是怀特和卡切迪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近来最老练的倡导者所面临的困境的核心。他们试图使阶级关系概念更精细，具有多维性，但在这一过程中却引入了分工的元素。我们绝不可以使分工陷入阶级之中并且承认二者的因果功效（causal efficacy）。但是，二者并不是作为分离的系统存在而且也不是一旦工业运转起来就并列存在；这就是我们常常在普兰查斯和其他阿尔都塞主义者那里发现的那种台球结构主义（billiard-ball structuralism）。(35)阶级和分工同时是资本主义生产及其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的特征：相互影响和相互变更，但却独立地结构化。二者都围绕资本运作：资本生产、资本分配、资本流通和资本积累。首先，我们可以说，阶级是从价值角度审视的资本—劳动关系，也就是一个群体靠另一个群体劳动生活的方式，而分工是从使用价值角度审视的同一关系，也就是榨取剩余价值所必需的生产和流通的实体／实践方面（这种区分并不完全是真实的，因为分工是以劳动在不同部门分配的形式进入到价值体系中；但是我发现这种区分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第一近似值［first approx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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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层级化决策领域中，阶级可以占据一个更为基础的位置，但是分工在阶级的基本运作中仅仅是一个调节器。二者的发展相互促进。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资本和资本家控制了当时的分工，并且通过摧毁家庭单位使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把工人聚集到作坊和工厂、使细节分工合理化等。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分工中的这种变化过程一直在继续。某些变化是直接运用阶级权力的结果，某些变化则是阶级力量促进建立的经济制度的间接结果。在其发展过程中，甚至在实体产品本身中，技术、工艺渗透着阶级关系——这种观念到现在已经完全确立起来。实际上，劳动的组织安排（分工）作为一种半技术的（semi-technical）系统甚至也受到阶级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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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相反的情况也是真实的——只不过认识到这一点的人相对较少。由于分工已经扩大，变得复杂、细致，并且被重新组织，这导致人类活动出现了新的维度，包括：新工作、新过程、新知识、新工厂、新公司等以及由此产生的新权力来源。这些反过来成为阶级斗争的场所和工具。资本要想能够有效地运作就必须力图使自身能够控制最重要的经济组成部分。资本家阶级的权力同资本一样，必须扩展自身才能够进行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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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言阶级不受分工影响或者阶级权力完全包含在对劳动、物质生产资料和货币的控制之中，这犯了卡切迪的错误。卡切迪最大限度地认识到阶级权力的前沿性和多维性，致力于探究其所谓的“全球资本”和“集体劳动”的“功能”。(36)不幸的是，他显然也一度把阶级搁置起来。例如，现代信贷体系对资本的运作极其重要，导致出现了新金融家群体、新货币工具和诸如联邦储备银行等新机构，这些必须被吸收进资本家阶级及其实践中。因为这种情况下与预先存在的资本和资本家的关系非常清楚，所以这种转变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就现代医疗中心、职业运动或工程专业而言，情况就不同了，这些方面或多或少被不完全地带入了资本星丛（constellation of capital）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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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因为阶级一体化问题对于分工中的许多人和职位而言仍然在一定或很大程度上悬而未决，所以“服务部门”和“职业—管理阶级”提出的各种问题仍然是一个活跃的论题。(37)如果我们试图把这些问题硬塞进一套刻板的、预先确定的阶级盒子中，那么它们就不会与其相称。如怀特所暗示，我们最好承认与阶级相关的许多职位的模糊性和矛盾性，同时强调社会中正在发生的、有关阶级权力的实际情况。但即便如此也是不够的。按照怀特的看法，现存阶级维度的明智结合不可能包含不断变化的分工。这些维度本身必须在理论上得到扩展，因为它们实际上是要处理权力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新问题。既然两者都是不完善的且都充满了困难，并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变化是持久的，因此阶级形成必然是局部的，而阶级结构化也必然是不完整的。我们必须继续面对历史的开放性。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有力的分工概念，我们就不能面对这种开放性。如果没有分工与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那么阶级分析的困难看起来就完全在于承载内容过多且不适当的阶级范畴，并且为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方法辩护就成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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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能够把生活经验构造和阶级形成的一个基本场所隔离出来：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分工产生的工作场所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相遇。我们将会发现，即便我们研究那些阶级关系应该最简单和最明显的地方，我们也必须处理结构层面问题、人类能动性以及为解决阶级问题将资本主义在其最复杂的形态中进行分析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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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资本和劳动相遇的地点：雇佣关系(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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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每一个工作场所中，劳动和资本都结合起来以便完成一个具体的工作计划。因此，每一个工作场所都在社会分工中的一项计划里结合了细节分工和阶级。阶级在社会生产中的这种交叉对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就是对于创造剩余价值和获得生活资料而言都是必要的。(39)然而，工作以及完成工作所必需的分工所做的不仅仅是确保劳动（力）的交换和剥削；工作的具体活动是阶级经验和阶级形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40)资本和劳动在工作场所中的结合因此并不仅仅是分工和阶级的相加；这种结合凭借自身的能力产生了某种作为结构化子系统的独立生活——“相对自主性”。因此，处理它需要一个新的范畴：雇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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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因素构造了雇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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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每个工作场所都具有一个生产过程，而这个过程带有一个被计划的实践问题和技术问题有力限定的“绩效结构”（performance structure）。虽然必须承认工作组织的技术成分，但是我并不想将这种技术成分作为一个缺乏社会和历史基础的、严格的外生变量引入。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当然被有力地包含在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产生的需要之中；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手段也同样如此。一方面，计划并没有使技术从人类劳动与自然系统的一种理想的科学配合中产生。我们所做的依赖于我们所能够做的，而后者依赖于科学工程知识的状况、现存原料和机器的技术能力状况，所有这些都是通过生产中实际问题的解决以及科学洞见的抽象飞跃长期发展出来的。(41)另一方面，通常会有一些能够达到同样目的（或大致相当的目的）的技术可供选择。交换（价格）和工人控制状况（参见下文）在短期以及长期的技术发展过程中对技术的选择有相当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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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工作场所具有这样一种结构：资本主义（管理）控制和工人反抗。这种结构尽管以阶级关系为基础，但也牢牢植根于计划的技术本性之中。换句话说，完成个人的任务需要某种工人技能、纪律、自主性和创造性等条件，而任务的交叉要求工人间的某种互动。这些条件为工人的反抗提供了基础。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管理建立了各种控制系统以便鼓励完成任务，压制斗争状态并且保持自身对于劳动过程组织安排的特权。(42)资本从来没有完全统治过生产王国，因为工人的知识和创造性投入是一切工作的必要元素。(43)因此，必须参照工人合作的条件和产生于计划本性（和别处）的工人反抗根源来调节控制的欲望和劳动的强度。生产的“控制结构”总是包含了这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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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雇佣关系具有一种经济的交换组件（exchangecomponent）或“奖励结构”，后者源自在开放市场上雇佣劳动（力）的需要。除了正式工资外，劳动交换还包括福利、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和晋升速度等内容；但是其核心是剩余价值在劳动和资本间的分配。一方面，奖励体系受到资本支付能力的强有力限制，而这种能力的基础是企业和公司的经济状况：市场的健全性、投入成本、竞争程度、管理能力等。另一方面，劳动力的奖励需要取决于历史的／地区的生活标准、劳动（力）的稀缺性、斗争和组织程度等因素。生产的相互矛盾的考虑因素就处在这两极之间，而奖励系统既充当工作激励手段，也充当一种劳动控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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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有一种方法通过管理者和工人间的积极“阵地战”（war of position）把以上三种结构化元素真正结合在一起。这种方法并非是一个在“推论性意识”层面进行的完全合理的目的—手段（ends-means）计算或对于结构本身的洞见。(44)确切地说，它是以对即时状况以及它的社会规则和收益的实际了解为基础的。个人行为通过社会化被纳入每一个工作场所的特定社会秩序中。某些带有独立生活的社会“博弈”形成了，这种社会博弈尽管以要做的工作（社会分工）和阶级关系为基础，但是也掩盖了后者并且常常干扰前者。布洛维（Buraway）把工作场所的社会秩序称为“生产中的关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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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雇佣关系的这种观点明显不同于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现有的其他理论：新古典主义的观点认为，劳动交换可以简化为对绩效的直接奖励；激进劳动过程观点认为，劳动交换和绩效（技术）主要源自劳动控制的考虑；劳动市场碎片化的观点认为，组织劳动交换（劳动市场）主要是为了（以支付能力和分而治之的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剥削；工业社会学的观点认为，反抗（异化）和控制（权威体系）源自与阶级权力和经济剥削无关的技术和分工。这里给出的方法在经验层面似乎可以从对四种行业的一项研究中得到辩护。这项研究发现，绩效、控制和奖励这三个变量在统计上具有极其高的独立性，并且在每一种行业中，这三种变量的结合都各有特点。(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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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对作为社会秩序化和阶级形成的决定性力量的雇佣关系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但我并不想夸大其所具有的自由度。尽管关于雇佣的这种多元且开放的观点允许跨行业的可能变动，但是遍布一切资本主义工作场所的控制力量和对相关角色冲动的限制一直存在。雇佣仍然是一种带有资本主义再生产所固有的明确限制和压力的结构化关系。(47)换言之，在先的阶级关系、技术关系和市场经济（竞争、产品利用等）关系使雇佣结构化，而工作场所就被置于这种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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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珀（Storper）与我都特别强调劳动过程的技术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超越了无数单个的产品线和工作场所，并且使它们的序列更为宽泛，例如批处理与装配线。我们在别处确认了六种重要的劳动过程类型，从小批量装配到连续流处理。(48)详细情况在这里是不重要的；至关重要的是，分工的技术基础施加的一种结构化力量强有力地影响了雇佣关系，并因此影响了工作场所的社会秩序，而工作场所是阶级冲突和阶级形成的十分关键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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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一直以一种十分静态的方式探究雇佣，对于我们阐明作为一种动态历史过程的阶级形成的任务而言，这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必须详细阐述雇佣的时空维度，也就是“工业区位”这一标题传统上探究的内容。这一墨守成规的领域在此过程中可以变出点新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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