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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国家内部空间分化轮廓的理论策略之一就是运用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的模型来阐明国际经济的不平衡发展。然而，正如有些评论家所言，中心和边缘模型、不平等交换、国内殖民主义等已经证明宗主国中的空间分工难以分析。(16)结构理论的倡导者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便转而试图直接解释分工。最常被援引的解释机制是与资本主义生产积累相关的必要条件机制。尽管存在相当大的具体差异，(17)由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有关累积地区不平等的基本理论仍然相当清楚。上文所援引的洛伊凯恩的著作便是一个例证，其中对生产过程的分析足以解释城市结构和地区结构。(18)在一篇考察法国空间经济中服务业增长情况的文章中，利比兹（Lipietz）依据部门所作的地区就业统计确定无疑地断言，根据生产功能可划分出四类不同的地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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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有关地区不平衡发展的解释主要由多琳·梅西提供。她也认为与资本主义生产相关的积累过程是解释空间变化的关键因素。梅西提出了一种概要式的观点：就世界经济状况而言，由于社会从历史角度看事先使用空间，一个国家的积累周期就被认为产生了空间不平衡效应。这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具有启发价值的比喻。她的著作，包括与理查兹·米根（Richard Meegan）合作完成的著作，如今构成了以经验为依托对现代英国工业地理进行的一组分析。她一开始从实在论的角度对传统地区理论的不足进行批判，但由于只关注空间阐释而留下缺憾。(20)后来她主张，要认识到经济生产过程在空间形式生成中的重要作用。她最初坚持认为，理解国际和国内竞争背景下的部门生产具有重要意义。(21)渐渐地，她也强调要根据公司内部职能的空间分层来分解生产。(22)与利比兹一样，她的主张是，不同的职能水平需要不同的劳动素质，同一公司或部门内部不同分支机构的活动因所需的劳动力素质不同且须协调而变得专门化。就此而言，她区分出三类劳动：发挥控制和发展职能的专业—科学劳动、熟练的手工劳动和不熟练的手工劳动。在此基础上，梅西认为尽管有些就业指标可能显示近期地区间存在融合，但专门化还会继续，只不过沿着新的维度而已。(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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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西的解释逻辑是，资本已经开始把空间分化作为获取利润竞争中的资源。对空间优势的寻求已然存在。通过辨别可用劳动力，这种优势唾手可得。如今资本具有高度流动性，且肯定比劳动流动性大，这意味着许多从前相关的区位限制已被克服。(24)这一点近来已经成为结构阐释中的普遍共识。(25)由于梅西关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英国制造业的失业类型及其与英国资本重组过程之间的关系，她区分了资本主义重组的三种主要策略，即合理化、技术创新以及通过合并实现的资本集中。第三种策略，也就是巩固合并企业的市场地位对于劳动没有直接或必然的影响。然而，前两种策略即通过引进新技术来关闭工厂和降低劳动成本却很重要，(26)劳动力的空间分工对于这两种策略来说意义重大。由于使劳动力去技能化，合理化和技术革新都容易引起抵制。梅西指出可以避免抵制的多种方法。例如，有个屡试不爽的方案是去除一地的技术性工作，必要的时候在另一地代之以非技术性工作。因此，常常雇佣抵制去技能化的工人的市中心生产场所会被关闭，而可能带有新技术的生产过程会被转移或扩展到其他地区，新的、不熟练的、常常是“生手”或女性的工人在这些地区会被雇佣。(27)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工人不一定不平衡地分布于各个区域，尽管东南部不言而喻肯定已经逐步吸引了第一种类型。劳动会就地专门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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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生产过程区位选择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梅西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了一个比喻。她原本是为1965年至1980年这段时期作记录和说明的解释为该比喻奠定了基础。该比喻源于地质学，连续积累在地理空间中形成层层工业沉积物。(29)沉积物既包括工厂也包括人，一轮积累中形成的人的素质在另一轮积累开始时至关重要。显然，这样的论点对于地方和地区中生产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意义深远。然而，梅西并未采取步骤将她论述公司内部劳动等级重组的著述与对该现象的政治影响的分析进行整合。当然，她强调了旨在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加以改变的策略，这与关于工人阶级政治的大量文献相呼应，而布雷弗曼（Braverman）的著作《劳动与垄断资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正是后者的先声。无论如何，《作为阶级重组的工业重组》一文称得上是梅西对该领域的初次涉足，(30)虽说文章令人振奋，还是暴露了这个基本比喻的局限。根据地区阶级结构所受的影响，她在文中考察了战后三大煤田的工业结构变化，同时把这些地区与截然不同的康沃尔郡（Cornwall）之间的特点作了简要的对比。从工业结构经职业结构再到地区阶级结构，这是一条关于工业变化之政治效应的直接的推理链。这未必是不恰当的初始步骤，但它把所有的空间效应都变成了阶级效应。遗憾的是，梅西在一篇早期的文章中声称，地区作为政治单位通常并不重要。(31)她认为，如果不存在能够联合某个特定空间区域社会阶级的政治力量，或者不存在独立的空间效应，就难以看清地区阶级结构何以值得分离出来单独处理。更为遗憾的是，她在是否承认其他空间效应的问题上犹疑不定。她认识到了这些效应的存在，并且在论文的首页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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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宽泛的社群社会结构、不断变化的消费模式、空间形式的重组、不断变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气候以及地理文化分化的市场模式，以上种种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一起决定着阶级结构的总模式以及阶级更为复杂的内部特性。(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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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是唯一提及这类现象之处，它们随后便被置于脑后。可以说，这是宁愿面对生产关系也不愿设想一种解释机制的必然后果。因此，她的理论简洁性具有一种优雅之风，但仍未受文化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感染，而这是以削弱理解历史进程的能力为代价的。显而易见，研究威尔士的大量著述中有一些试图把这一解释框架运用于英国的地区变化，其严重局限在于威尔士民族主义变得难以解释。(33)我认为，这个比喻太过局限，现将原因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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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简单地质学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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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梅西的比喻具有三处局限。首先便是对区位模式的历史变化缺乏合理的解释，平心而论，这不光是梅西的问题。层的观念引发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产生一个新层的机制是否与产生旧层的机制相同。我们应该预期不同的力量形成不同的层呢，还是预期相同的力量相继形成不同层面呢？梅西的著述似乎暗示着对空间优势的追求总是与地区劳动力的素质息息相关，但她所表达的意思模棱两可。带有新的全球地理流动性的跨国公司不断扩张，正是这种扩张后果使得劳动成为生产设施区位选择中的关键因素。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可以合理地认为早期的沉积层的形成是以另外一种独特的区位选择逻辑为基础。其实，在工业革命早期，许多人都认为能源获取和运输成本是主要的考虑因素。然而，自19世纪晚期以来，为何各层会有不同，为何寻求空间优势尤为重要，或者劳动对于区位逻辑有多重要，这些问题已经得不到清楚明白的解释。因此，扩展该比喻的第一步应该是具体说明每一层的各个区位选择逻辑之间所谓的转换规则。我们必须了解何时以及为何一个分层过程刚刚平息而另一个又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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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考虑表层即顶层的实时特性。由于表层是几种先期力量的结果，而最近一轮的因素又与前一轮的因素共存，因此表层具有不规则性。如果考虑区位选择的公司或者理论家根据劳动力素质和当地阶级力量的平衡来评估表层，那么就会出现如何界定所谓的阶级结合规则的问题。在特定地点定位、扩展或停止运作的决策将取决于诸如技能要求、阶级冲突的历史经验等因素的结合。既然不同的结合会产生不同的政治效应，那么就有必要确定在任何地点不同阶级残余之间的结合规则。如今，我们了解到某些极为特殊的场所的政治倾向：矿工比例较高的地区与农业区或南部沿海养老区在政治文化方面存在差异。更大范围内的地方或地区阶级形成的政治后果有待解释。就此而言，梅西的阐述相当含糊，因为她几乎没有向我们言明怎样的结合导致怎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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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需要对梅西关于阶级效应是唯一相关的地方效应的假定加以证明。基本比喻为空间分工的构成提供了一个有待补充的观点。当代对分工的解释都难以忽视源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广泛的社会关系。(34)关于国家干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有多重要以及应该如何将这种干预效应概念化，各种马克思主义解释之间存在很大分歧（有关集体消费的争论因此发生）。生产劳动力的市民社会的社会习俗（家庭、家族、邻里关系等）存在种种变化，可是甚至那些重视再生产的人都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生产劳动力的条件有很多时空变化，不同的社会安排似乎具有与此相关的政治效应。(35)这些效应与地区面貌的形成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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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地方差异的认识促使人们更加注意地方特性。梅西的比喻否认空间具有任何自主性质，它全然接受了对传统地理学中“空间崇拜”的批判。认为空间不具有因果力似乎是正确的。正如萨克所言，只有出现在空间中的社会“物质”实体才会产生效应。(36)然而，不同类型的空间结构始终是某类活动必需的一般条件。至少可以几乎没有争议地说，农业工人的分散和矿工的集中确定了他们各自工会实践的某些目标。以此为例，空间“密集”性概括了多变的工业实践的状态。然而，我们可以进一步假定存在“新兴的空间效应”，也就是与远近空间安排有不可恢复的关联的社会活动。例如，决定普选结果的“邻近效应”的重要性会很有限，(37)但它确实从空间分布的角度解释了一个绝对偏向优势党派的地区的投票结果，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地区的其他社会特性的话。值得回顾的是，内格尔（Nagel）曾对“新兴社会特性”作出过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辩护，他认为一系列数字所具有的特性多于单个数字的特性。(38)质的差异源于相邻！当然，对这种新兴空间效应可以提出质疑。一个完美的社会理论能够根据不单独涉及空间实体的普遍原理来解释所有的空间效应似乎是可能的，尽管一个完美的空间分布理论无疑包括实际社会实践的普遍原理似乎同样可能。然而在社会科学的千禧年来临之际，我们不如赞同格利高里（Gregory）的规劝，那就是“放弃寻求某种空间结构的一般理论，转而思考是否存在一般的空间概念，以便帮助我们识别特定的社会结构并且揭示其中的变化”。(39)我们很可能去考察社会现象的空间方面（例如，与规模相关的城镇和工厂中的行为差异，引起新民族主义的凯尔特边缘地区的文化特殊性，社群精神和市民自豪感的存在，以及形形色色的地方政治传统），对它们最终是否是新兴空间效应不抱任何偏见。不按空间效应的原则去解释空间分布肯定不正常。吉登斯所谓的“集体性的场所与社会体系的基本构成密闭可分”(40)这一命题即便不太准确，但如果针对的是民族国家也会得到普遍的认可。在民族国家中，新兴的地区或地方机构、实践和意识都有可能在同一地区社会网络的再生产中起重要作用。在这种可能性得以实现的情况下，有时一种空间变化的理论也必须能够容纳它。有些地区和区域会形成集体认同和团结，而其他地区和区域则不会。这种认同并非独立于阶级结构，但也不能简化为阶级结构。在其他社会学话语中，这种认同可能会被称为地区文化(41)（有趣的是，洛伊凯恩最近撰文为他过去时常“把地方自治问题简化为其阶级内容”而表示歉意，他现在认为地方阶级意识“源于一大堆颇为复杂的因素，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所在阶级的政治和文化状况甚至于个人的家庭、职业和文化经历都是这些因素的成因”(42)）。因此，尽管空间并非第一原因，却不应该不加以分析。过去的地方政治实践、家庭组织方式、社会抵抗运动与地方风俗以及工业历史都会使比喻性的地方表层出现瑕疵。我们不能忽视累积性的地方文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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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走向一个扩展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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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比喻的局限性体现在它不能产生一个历史分期，不能预期各类阶级结合的独特效应，并且不能容纳地区特有的非阶级的效应。我打算探索扩展这一比喻的方法，思考据说具备空间效应的其他机制是否可以用来提供一种更加错综复杂的理解。我要讨论与基本比喻相容的四种机制，它们可以用来解释过多的空间效应。这四种机制是：针对劳动过程问题的阶级斗争、劳动力市场、集体消费和市民社会的再生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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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斗争与劳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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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西自己的阐述中，可供解释地方特性的要素是阶级斗争和劳动过程。近来，虽然正是资本转变劳动过程的需要导致了某些更重要的区位迁移，但梅西并不认为针对劳动过程问题的斗争具有系统的理论意义。由于希望预测南威尔士和康沃尔郡独特的地区政治活动，她反而转向了阶级结构。与此形成对照，美国的一位理论家戈登（Gordon）则从针对劳动过程问题的斗争出发对工业区位选择的各个阶段进行研究，确定了大致的变化规律。他的《阶级斗争与美国城市发展阶段》一文声称要对阳光地带城市的兴起给出一个概要性解释。(43)他认为，城市工业面貌的历史发展要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各阶段之间的转换是由前一阶段矛盾的斗争引起的。他还把城市的内部生态（土地使用的典型模式）与各个积累阶段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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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商业阶段，在此阶段，尚未分区的市中心容纳了社会各阶级，除了住在外围边缘的穷人和游民。这一模式被商业资本积累的主要矛盾所瓦解。商人的特权显得不公道，因为他们的财富是通过有利可图的交换获得的而非来自劳动。他们与从事生产的阶级处于同一居住空间，无法隐瞒真相。这种状况导致了阶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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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工业城市集中生产可以暂时缓解这些冲突，因为工人们起先被隔离在不陌生的环境中。戈登认为，在工业化早期，大城市中几乎没有对抗和罢工，而在较小的城市中则时常发生。然而，大城市中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很快弱化了。到19世纪90年代，由于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对抗的加剧，雇主们逐步舍弃了市中心的工业区。有些雇主把这种抵制归因于工业场所和工人住所的空间集中所引发的传染病。他们首先会在郊区进行区位选择，其次会考虑大城市周边的新兴城镇。在这一阶段，还是工业阶级斗争促使资本改变了它的空间区位，这么说并非是否认大城市的区位给公司带来的聚集经济等优势。戈登注意到，从市中心向外的转移远早于运输业的技术变化，这进一步加强了他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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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个阶段即公司时期，工业场所和工人住所更加分散。唯一例外的趋势是，商业统治集团仍然留驻在美国大都市的中心商业区，经济活动则向外分散。阳光地带的城市比较理想，主要不是因为开发出了新的未组织化的劳动力，而是由于便于设置相当分散的工业并辅以同样分散的劳工住宅区。相比之下，工业化阶段兴建的老工业城市不适合于重建。资本一直在寻求如何更有成效、高质量地控制劳动，阳光地带城市的兴起正好迎合了这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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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的概要性解释很有拓展前景。这一解释对各个历史时期加以区分，不仅包含了双重的空间指涉（地区经济和城市生态），而且包含着一个动态的机制——工业阶级斗争。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应用于英国值得我们考虑。在19世纪的英国，工业斗争和城市规模之间似乎存在某些关联。(44)英国工业的确在向郊区转移，尽管要比美国晚得多，尽管这很可能是由于英国的劳动过程转变进展缓慢得多——直至20世纪30年代科学管理手段才被引进。(45)英国城市中的居住隔离似乎同样出现在工业发展的另一个阶段，但是在过去百年间变化不大。(46)有些作者认为，英国城镇中引人注目的资产阶级加剧了冲突，尽管另一些作者把这一结果归因于资产阶级的缺失。(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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