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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第一个领域中，社会工作关系是由正式劳动力需求的建构或决定方式所决定的。雇佣劳动可能被记录或者不被记录，可能受到保护或者不受保护，同时雇佣劳动的社会关系或多或少地会受到政府行为的调整或节制。在工资和薪酬可以转化为劳动力的地方，无论工作是否被正式地记录在国民账户上，实际的社会工作关系可能没有多少不同。在这个领域里可能存在着小商品生产，以其独特的社会工作关系而存在，这种小商品生产又同时有其未曾明言的、更为黑暗的一面或隐秘性。这种隐秘性雇佣劳动和小商品生产有多少被准确地记录在国民账户上，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任意的，取决于当时的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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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庭工作的第二个领域包括家庭内部所有成员本身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及消费，不管决定这些活动的动机模式和做与不做的限制模式如何。这里要强调的是谁从事工作以及在哪里从事工作。这基本上是一个自我供给（self-provisioning）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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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个领域涉及所有通过以及为其他家庭成员展开的活动，不管他们之间有联系与否。总的来说，这种工作并不依赖于报酬，或者即使是依赖的话，这种报酬也并非严格地建立在市场原则基础之上。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商品和服务按照互惠的原则交换，在特定的地区，这种互惠原则特别具有效力和约束力。然而这里的关注点仍然是这些活动，不用考虑动机模式或抑制模式——在这些模式下工作还能不能进行。工作在这里是由独特的社会关系及其所处的地方情境来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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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领域既不相互排斥，也不应该和明显的自然情境联系起来。很明显，小商品生产常常发生在家庭中，而互惠式的交换则发生在正式的工作场所。然而，作为更清晰地理解在不同领域产生的所有工作形式的一种方式，这三个领域之间的分析性区分是很重要的。其目的就是为了理解家庭工作的三个领域是如何联系以及在独特的环境中，整个工作系统如何与资本重组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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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非正式经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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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林尼已经涉及非正式经济的问题，把它当做“替代资本主义的一种选择”。由于只存在一种经济模式，所以这种立场往往站不住脚，尽管那种唯一的经济模式的部分收益并非总是全部地被记录在国民账户上。如果雇佣工人的劳动没有被记录在国民账户上，那么他们可能得到较少的收入和保护（这也是讨论“隐性”或“黑色”经济时的一个共同话题），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在其他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收入和保护。尽管如此，没有被登记的工作很明显是不能被公开地计算的，因此排除了对那些弱势群体的至关重要的保护。非正式工作中的特殊及“微弱”联系从长期来看会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15)，但是这也可能涉及不对称的权力与依赖模式。未被登记的工作的范围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在集中研究资本重组的区域影响时，没有对此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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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正式工作与正式登记工作的增长是否不成比例，存在大量的分散且不成体系的争论。(16)这种争论常常涉及同样的过程，简直可以运用到任何形式的非正式工作。不过，我认为不同的方面还是分开来考虑比较好。下面就拟以英国为例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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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经济中非正式工作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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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各种就业形式的保护性立法、强制的退休金发放以及工会保护使得雇主不会对他们的雇佣行为负完全责任，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其次，对于个体经营者和小商户来说，降低税收的门槛以及对服务和商品购买征收增值税大大地刺激他们不公开自己经济活动的水平。在劳动关系和税收方面，国家参与的变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导致了未登记的或者此前称之为“隐性的”薪资劳动的相对增长。“隐性的”薪资工作机会关键取决于一个既定社会形式下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结构。在英国，资本的集中程度要远远超过其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家庭资本主义几乎被消灭殆尽，即使有些地方还有家庭资本主义存在，也只是七零八落地发展。一些城市中的某些地区已经在接纳外来移民以及高度自我开发型的小型家庭企业，这些家庭企业一般涉猎诸如制衣、制造业这样的行业以及像餐馆和快餐店这样的服务业。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比如意大利，家庭资本主义这一领域独自欣欣向荣，其中许多企业并没有公开或记录在案。(17)尽管这里有一系列不同种类的工作可以被归结到“非正式”的名下，但是就其自身而言只存在一个经济体，这个经济体带有一个货币体系和一个银行系统，所以没有必要再假设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给它贴上“非正式”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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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家庭自我供给的非正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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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付钱的非正式工作之外，家庭中一种不用付费的自我供给型工作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有许多因素可以用来解释这种现象。首先，工人在正式经济中工作的时间不断减少，这给他们提供了看似“空闲”的时间来从事其他工作。(18)这使得他们可以兼职第二职业，但是这个职业不能被称作“非正式”工作，除非它是没有公开的（第二职业绝非是违法的，并且是被正式登记在国民账户上的）。利用空余时间兼职现象的增加同时带来了家庭所有制、便宜有用的动力工具以及其他自助设备的发展。此外，在正式经济中，小规模的家庭维修费用持续上涨，这也成为这类家庭工作的强大经济诱因。(19)还要加上这样一个事实，许多人都感到他们自己可以更好更多地完成一些辛苦一点的工作，然后他们对自己可以运用某项工艺或技术以及增加了自己的财富价值产生一种满足感（但同时也要认识到，绝大多数家庭财产的个体所有者是不得已通过抵押协议来保持其财产的）。由于制造业中存在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家庭日益提供其他的商品和服务。随着新装备的使用，资本可以转化为劳动力，还可以提供更便宜的商品或者服务，这样就会有及时的赢利和其他的美事。这里没必要试图对每个消费者作持续的、详细的成本效益分析，每个消费者自己也不可能都来做这些计算。无论如何，这无疑将强烈地刺激制造业部门设计出更加有技术含量的适合自我供给的辅助设备。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带来的结果就是鼓励人们自己生产商品，提供服务，这更廉价，但是在未登记的家庭生产中肯定会耗费更多的时间。这种家庭自我供给的增长对于正式经济当中的某些服务和设施有互惠的作用。例如，洗衣房和剧院的数量会减少，自助式商铺之类的商店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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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实践影响着非正式工作的范围以及发生率，这些久而久之会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类型之间发生变动。一部分中产阶级目前已经形成一种价值观念，他们会认可“有益于身心健康”或者“健康型”的家庭制作的面包、果酱或者啤酒，还有烹调自家园子里生长的水果、蔬菜所带来的满足感以及诸如制陶、木器加工或者编织这些既动手又美化家庭的活动所带来的愉悦。有点悖论意味的是，这些本来曾经是穷人应对贫穷的方法。例如，制作果酱或者养鸡，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富人阶层所接纳。他们寻求一种更加“自然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在盗用这种生活方式的同时使用的却是高端的技术。正是这种力量似乎可以促进电子家庭的发展，它已经产生了强调工艺产品价值的效应。资产阶级对于大批量生产的抵触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反映出针对穷人的必要活动。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拆卸一个汽车发动机或者生产一个大型机器都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展现所谓的男子汉气概，而这也许不是雇佣劳动所能够再提供的了。所以，正式部门中的去技能化必然对应非正式工作中的再技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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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经济衰退的影响可能会鼓励那些既有时间又有资源的人，在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减少时使用他们自己的设备生产出更多产品，提供更多服务。因此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相同的总趋势被一些评论者看做是穷人比例在不断增加的一个应对反应(20)，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反映出人们更加富裕，拥有更多空闲时间以及更加技术化的技能和资源。(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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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之外地区之内的非正式的互惠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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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种非正式的不付钱的工作，这种工作不在家庭中产生，却和自我供给相关联。这包括为邻居和朋友所提供的互惠式服务，这种工作的波动显然与正式经济的变化有一些关系。因此，如果有小孩的妇女能够找到付钱的雇佣工作，非正式的支持网络的价值将有所增加。此外，如果失业者能够挣到超过四英镑时，他们将会按百分之百缴税。这强有力地鼓励人们通过帮忙而不是通过获取现金的方式建立起一种互惠式的支持。政府的角色也很重要，因为一些社会福利以及设施的公共供给减少会导致更多家庭间的互惠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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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工作的明显且自相矛盾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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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有人提议非正式的工作形式可以：（1）是一种有价值的应对贫困的策略；（2）允许人民运用或开发那些他们在正式经济中不能利用的技术；（3）充当社会控制的一个基本因素：如果人们都在互相修理汽车，那么他们一般就不会谋划革命；（4）避免政府的冒险，例如当照顾老年人是由亲属负责而非由福利国家制度给予安排的时候；（5）为建立小型的资本主义企业提供适当的孵化环境；（6）为那些没有获得雇佣保护法特权却学会忍受长时间的低报酬工作的劳动力储备军提供廉价的培训；(22)（7）表达了特定的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类型似乎不能够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8）具有在地区内部压低工资的作用，因为隐性工作的工资率通常低于那些记录在案的工作。因此，虽然工作可以被更加广泛地分享，但资源在家庭之间的扩散可能会减少集体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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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工作的功能在特定区域里确立起来时，非正式工作的确切组合就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阶级和性别的完整含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完整的分析。反映所有工作的完成方式的不同布局出现在不同的地区。获得不同种类工作——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家庭式的或地方式的——机会的分布是不平衡的。一个领域里的实力和另一个领域中的可能并不相当，而就同一个领域中的男性和女性而言情况亦是如此。然而，如果正式的记录在案的工作和非正式的工作正在不成比例地增长，我们就应该明白，非正式的工作是在所有三个领域里产生的。尽管圆滑的二分法提供了显而易见的清晰度，但是在实践中这种二分法仍然产生混乱：“非正式经济”的概念使论争变得混乱，因为它将注意力从对合理概念的关注上引开了。正式经济和非正式经济之间的壁垒变得更加难以突破。然而学者们已经开始认识到，“非正式经济”是一个明显既难以使用又难以躲避的概念。(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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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地方政治经济学和家庭工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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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一节着重强调了将非正式工作的增长极简单地归结于某些原因或结果的危险性，而没有在具体情境中针对具体的人口类型依据非正式工作的具体种类进行详细的分析。如果工作的方式正在改变，那么必须知道所做的是什么工作，以及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做该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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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没有经验性研究，理论建构就会受到限制。但是，由于大多数雇佣之外的工作没有被登记，我们也就不能依赖于官方的资料来源。甚至定期预算的数据——格尔舒尼和其他一些学者曾经巧妙地分析过这些数据——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会将工作任务从其情境中抽象出来。这常常使我们丝毫不能理解社会关系以及既定工作任务根植其中的人际关系。(24)一个被调查者可能这样说：我只是“熨烫衣服”。因为没有更多的了解，人们甚至不知道这项任务属于哪个工作领域。即使我们知道她有时候会在某种小商品生产中充当外出工作人员，我们也并不能确定那就是她在那个特定场合所从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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