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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之外地区之内的非正式的互惠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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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种非正式的不付钱的工作，这种工作不在家庭中产生，却和自我供给相关联。这包括为邻居和朋友所提供的互惠式服务，这种工作的波动显然与正式经济的变化有一些关系。因此，如果有小孩的妇女能够找到付钱的雇佣工作，非正式的支持网络的价值将有所增加。此外，如果失业者能够挣到超过四英镑时，他们将会按百分之百缴税。这强有力地鼓励人们通过帮忙而不是通过获取现金的方式建立起一种互惠式的支持。政府的角色也很重要，因为一些社会福利以及设施的公共供给减少会导致更多家庭间的互惠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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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工作的明显且自相矛盾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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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有人提议非正式的工作形式可以：（1）是一种有价值的应对贫困的策略；（2）允许人民运用或开发那些他们在正式经济中不能利用的技术；（3）充当社会控制的一个基本因素：如果人们都在互相修理汽车，那么他们一般就不会谋划革命；（4）避免政府的冒险，例如当照顾老年人是由亲属负责而非由福利国家制度给予安排的时候；（5）为建立小型的资本主义企业提供适当的孵化环境；（6）为那些没有获得雇佣保护法特权却学会忍受长时间的低报酬工作的劳动力储备军提供廉价的培训；(22)（7）表达了特定的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类型似乎不能够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8）具有在地区内部压低工资的作用，因为隐性工作的工资率通常低于那些记录在案的工作。因此，虽然工作可以被更加广泛地分享，但资源在家庭之间的扩散可能会减少集体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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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工作的功能在特定区域里确立起来时，非正式工作的确切组合就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阶级和性别的完整含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完整的分析。反映所有工作的完成方式的不同布局出现在不同的地区。获得不同种类工作——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家庭式的或地方式的——机会的分布是不平衡的。一个领域里的实力和另一个领域中的可能并不相当，而就同一个领域中的男性和女性而言情况亦是如此。然而，如果正式的记录在案的工作和非正式的工作正在不成比例地增长，我们就应该明白，非正式的工作是在所有三个领域里产生的。尽管圆滑的二分法提供了显而易见的清晰度，但是在实践中这种二分法仍然产生混乱：“非正式经济”的概念使论争变得混乱，因为它将注意力从对合理概念的关注上引开了。正式经济和非正式经济之间的壁垒变得更加难以突破。然而学者们已经开始认识到，“非正式经济”是一个明显既难以使用又难以躲避的概念。(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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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170235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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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地方政治经济学和家庭工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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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一节着重强调了将非正式工作的增长极简单地归结于某些原因或结果的危险性，而没有在具体情境中针对具体的人口类型依据非正式工作的具体种类进行详细的分析。如果工作的方式正在改变，那么必须知道所做的是什么工作，以及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做该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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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没有经验性研究，理论建构就会受到限制。但是，由于大多数雇佣之外的工作没有被登记，我们也就不能依赖于官方的资料来源。甚至定期预算的数据——格尔舒尼和其他一些学者曾经巧妙地分析过这些数据——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会将工作任务从其情境中抽象出来。这常常使我们丝毫不能理解社会关系以及既定工作任务根植其中的人际关系。(24)一个被调查者可能这样说：我只是“熨烫衣服”。因为没有更多的了解，人们甚至不知道这项任务属于哪个工作领域。即使我们知道她有时候会在某种小商品生产中充当外出工作人员，我们也并不能确定那就是她在那个特定场合所从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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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工作领域和公共工作领域中，工作任务和活动的范围在空间和社会上都会有非常大的变化。商品和服务的这些家庭供给模式很难有效地与地方区域的正式经济中的其他工作相联系，但在特定区域中，上述三个领域里的工作总量和分布可能会有重要的变化。雇佣劳动、家庭生产以及公共互惠工作在像英格兰这样的国家当然已经存在几百年了，但它们之间的相对平衡现在可能正在改变，虽然这一点很难证明。工作的类型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与众不同的是一种类型工作以另一种类型为代价的增长方式，因为在资本主义工业大规模生产的早期，雇佣劳动和社会再生产就已经逐渐控制其他工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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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分析这些工作的独特组合，也为了探知这些组合在相互的关联中如何变化，我们使用了家庭工作策略（house work strategies）这一术语。这一术语是指，家庭的成员为了完成工作而集体或个别采纳的独特实践。当然，工作领域之间的区分不应该过于僵化地来理解。户外式的雇佣劳动可以发生住所中，互惠式交换也可以发生在工作场所。然而，工作根植其中的社会关系可以被分析性地分离出来。同样的工作任务例如照顾小孩可以是雇佣劳动，也可以是隐性的雇佣劳动，可以是生物再生产，也可以是社会再生产，还可以是社区工作等。当每一个家庭以某种独特的方式分配时间和资源以使工作得以进行时，就产生了不同的模式。当然，这些模式受制于从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力（工资）或者政府（福利和津贴）获得收益的需要。因此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连同政府干预及供给的性质、范围和方式一起关键性地决定着家庭工作策略的发展潜力。此外，对这些因素的强调及其重要性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不断变化的土地市场和熟练工技可得性至关重要，因为它“允许”一种特定风格的家庭工作策略出现。一旦某一带有特殊实践的既定模式出现，这反过来就会反映并且部分地创造出下一阶段的物质条件。然而，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家庭工作策略的中心性并非暗示家庭行为是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核心决定因素；毋宁说，它们可以被看做是具体环境中资本重组效应的记录者。正如梅西所指出的那样：相同的投资过程在不同的环境中会有不同的结果，这既反映在家庭工作策略上，又部分归因于家庭工作策略，特别是女性兼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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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讨论发生在家庭内部的过程和冲突，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家庭工作策略或多或少地是建立在冲突之上的，无论冲突是潜在的还是显露的。正如我上面已经提到的，一般来说，女性得到正式雇佣的机会是不平等的，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就大多数地区非正式的薪资工作而言，情况也是如此。正如瑞德克利夫（Redclift）所指出，资本重组过程中的一部分就是剥削那些廉价的女工。(25)工人阶级中的女性可能在家务上花费较少的时间(26)，但是她们却在正式雇佣中为了较低的工资耗费了较多的时间。尽管这对于一个既定人群整体而言可能是正确的，但为了解所有工作形式的平衡如何变化和重新议定，仍然需要对特殊环境下的具体家务实践进行详细的分析。图11.1表明了我所认为的一些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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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家庭内部根据年龄和性别就分工问题的重新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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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地方政治经济学暗含的不仅仅是地方劳动力市场这一传统概念，它还包括了地方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以及这些市场与地方雇主、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政策与实践之间如何相互联系。其他没有登记的家庭中和家庭间的工作也应该要考虑，并且从事这种工作的机会也涉及进一步的考虑因素，如家庭股份的占有权和年限、替代性食物和原材料资源的获取等。地方环境中的上述其他要素在过去的30年间普遍为地理学者和地区经济学家所漠视。之前的一代学者对地方上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更感兴趣，特别是那些受到维达尔·白兰士、白吕纳（Jean Brunhes）、弗勒（H．J．Fleure）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影响的人。重新回到维达尔·白兰士的“地点特质”这一概念，还不至于太令人奇怪。这种对文化多样性的强调，对于过度决定论地试图将地方生活实践和资本积累的全球化进程联系起来的方法，是一种有效的矫正。当然，有人也许会反对这一观点，即一组既定的物质条件通过具体的家庭工作实践产生了一个直接的反应。这可能是一个幼稚的过度决定论的观点。然而，人们必须同样地反对一个完全唯意志论且具有文化特征的反应，它暗示人们几乎完全能够把握他们的生活机会。我们这里试图站在两个极端之间，采纳中庸的观点。这不是出于妥协，而是因为这一立场具有更大的理论说服力。有人称家庭工作策略不是物质条件的直接反应，这只不过是因为这些物质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前几代人的实践创造的。其实，文化滞后对于理解日常生活实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工人阶级的文化固然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但不管多难把握，都不能用任何借口否认其真实性。地方文化实践和传统随环境变化而变化，并且有助于创造出鼓励与众不同的新型资本主义渗透形式的条件。捍卫模式或斗争模式、已婚妇女的就业传统、应对生活的不同策略、集体社区行动的形式以及其他这类实践和传统，无论是工具型的还是表现型的，它们都有一个独特的地理分布。梅西提出的资本“层”概念类似于政治世代（political generations）概念，后者是理解当代政治结构的一种方法。因此，一个既定的环境需要按照资本投资的层次来理解，也需要从微观文化风格、政治世代、房地产建设浪潮、移民问题、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政策及其他许多层次来理解。地理学者可能更乐意接受这样一种地层类比：一些地层的侵蚀和其他一些地层对于侵蚀作用的坚决抵抗。对于地层类比来说，也许“社会地形学”与社会志相比，有一个更好的类比基础：至少前者承载了历史进程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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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佩岛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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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打算在肯特郡谢佩岛（Isle of Sheppey，见图11.2）的特定环境中解释上述的一些概念，在那里五年的研究已经提供了异常丰富的材料。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不能对此作详细评论；因此我的论述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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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谢佩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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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佩岛给人的最初印象是封闭和不起眼：该岛人口大约在三万至三万五千之间，主要集中在希尔内斯（Sheerness）和昆伯勒（Queenborough）这两个工业城镇；它还有一个正在衰落的度假村产业，距离莱斯当（Leysdown）十四英里；它好像反而因缺少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而更出名。然而，过去的二十年里已经有了大量的投资花费在建设谢佩岛深水港上，该港口现在是进口日本汽车的重要入境港之一，并且得到加拿大和美国资本注资的希尔内斯钢铁（Sheerness Steel）和雅培公司（Abbotts Laboratories）（从事制药）的工厂获得了发展。这些外国投资意味着主导产业的一半就业岗位为英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所控制。现在的失业率刚刚低于20％。就业机会对于刚离校的学生来说非常有限，因为这里的服务业几乎没有什么发展。此外，已婚妇女日益通过兼职方式竞争半熟练的工厂工作。那些从衰落的老行业中分流的过剩人员发现几乎不可能在岛内找到工作。从事装卸工作的高薪码头工人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往往会有效地保住自己的工作。但是由于机械化进程，需要的工人也越来越少，而且自然减员的职位空缺也不再被补上。同样地，钢厂也在削减而不再招募新的工人。早在1983年，这里就有对于未来生存能力的担忧。谢佩岛并不是新型创业园区的一个部分，这个园区包括格雷夫森德（Gravesend），但不包括查塔姆（Chatham）。度假产业同时也在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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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主要工业区较远的地方，有广袤的开放式牧场和盐碱滩，鹅、鸭和兔子生活于此。在夏天，大海可以提供鱼类并供人们休闲娱乐。岛上还针对明斯特（Minster）相对富足的白领阶层和手工工人开发了大片新的私人住宅区。岛上有范围广泛、种类多样的小型社会世界（social worlds），这为人们形成自己生活方式提供了背景环境，并且这些社会世界在加强和确认社会准则和价值方面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一些人甚至声称，昆伯勒人同三英里外的希尔内斯人说话的口音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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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早期，海军船厂是岛内就业主要集中的地方。当时那里有常驻的员工；一所为造船厂培养学徒工人的技术学校；还有许多工人俱乐部，其中很多都具有良好的声誉和发展前景。传统的岛上居民彬彬有礼，遵守习俗，深信工人阶级是分等级的。那些并不总是这样幸运的人更加依靠一些临时的工作：夏秋时节在田地里劳作或者为那些度假者提供一些服务；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夏天的度假者使岛上人口的数量翻了一番。这些人是临时的员工，几乎没有社会化从而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的时间规训（time-discipline）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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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谢佩岛的政治文化很难作出精确的描述。海军船厂的传统是以等级制且分类的员工为基础，而员工中通过工艺学徒实现的个人流动较之集体行动是更有效的策略。政府是一个带点家长制作风的可靠雇主，尽管它比较吝啬。因此，一旦1958年造船厂倒闭，两百多年建立起来的期望彻底粉碎，人们就会体验到一种强有力的集体震撼感，这是可以理解的。在18世纪，希尔内斯是全国手工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并因此（和其他海军船厂一起）引人注目。希尔内斯居民也许在依附关系中得到了很好的训练。他们现在对于雇主确实没有怨恨，反而抱有感激之情。当加拿大独资的希尔内斯钢铁公司进驻岛内时，雇主们尽一切力量塑造他们的慈善家角色。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创造出对于工厂的依赖，多达八百名工人预期在那里获得永久的工作。在全国钢铁行业罢工期间，只有希尔内斯的钢铁工人拒绝加入其中，虽然他们承受着来自到访的罢工纠察员的压力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一些钢铁工人的妻子策划了一个相反的示威游行来支持他们的丈夫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并且在酒吧和商店里贴出告示宣布不再为罢工纠察员服务。撒切尔夫人赞赏希尔内斯工人，说他们通情达理。不幸的是，管理层和工人的忠诚并没有得到回报：当公司遭受欧洲经济共同体对钢铁生产的限制时，英国政府拒绝提供帮助，结果那些被许诺有工作保障的人们也纷纷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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