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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地方政治经济学暗含的不仅仅是地方劳动力市场这一传统概念，它还包括了地方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以及这些市场与地方雇主、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政策与实践之间如何相互联系。其他没有登记的家庭中和家庭间的工作也应该要考虑，并且从事这种工作的机会也涉及进一步的考虑因素，如家庭股份的占有权和年限、替代性食物和原材料资源的获取等。地方环境中的上述其他要素在过去的30年间普遍为地理学者和地区经济学家所漠视。之前的一代学者对地方上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更感兴趣，特别是那些受到维达尔·白兰士、白吕纳（Jean Brunhes）、弗勒（H．J．Fleure）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影响的人。重新回到维达尔·白兰士的“地点特质”这一概念，还不至于太令人奇怪。这种对文化多样性的强调，对于过度决定论地试图将地方生活实践和资本积累的全球化进程联系起来的方法，是一种有效的矫正。当然，有人也许会反对这一观点，即一组既定的物质条件通过具体的家庭工作实践产生了一个直接的反应。这可能是一个幼稚的过度决定论的观点。然而，人们必须同样地反对一个完全唯意志论且具有文化特征的反应，它暗示人们几乎完全能够把握他们的生活机会。我们这里试图站在两个极端之间，采纳中庸的观点。这不是出于妥协，而是因为这一立场具有更大的理论说服力。有人称家庭工作策略不是物质条件的直接反应，这只不过是因为这些物质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前几代人的实践创造的。其实，文化滞后对于理解日常生活实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工人阶级的文化固然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但不管多难把握，都不能用任何借口否认其真实性。地方文化实践和传统随环境变化而变化，并且有助于创造出鼓励与众不同的新型资本主义渗透形式的条件。捍卫模式或斗争模式、已婚妇女的就业传统、应对生活的不同策略、集体社区行动的形式以及其他这类实践和传统，无论是工具型的还是表现型的，它们都有一个独特的地理分布。梅西提出的资本“层”概念类似于政治世代（political generations）概念，后者是理解当代政治结构的一种方法。因此，一个既定的环境需要按照资本投资的层次来理解，也需要从微观文化风格、政治世代、房地产建设浪潮、移民问题、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政策及其他许多层次来理解。地理学者可能更乐意接受这样一种地层类比：一些地层的侵蚀和其他一些地层对于侵蚀作用的坚决抵抗。对于地层类比来说，也许“社会地形学”与社会志相比，有一个更好的类比基础：至少前者承载了历史进程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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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佩岛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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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打算在肯特郡谢佩岛（Isle of Sheppey，见图11.2）的特定环境中解释上述的一些概念，在那里五年的研究已经提供了异常丰富的材料。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不能对此作详细评论；因此我的论述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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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谢佩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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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佩岛给人的最初印象是封闭和不起眼：该岛人口大约在三万至三万五千之间，主要集中在希尔内斯（Sheerness）和昆伯勒（Queenborough）这两个工业城镇；它还有一个正在衰落的度假村产业，距离莱斯当（Leysdown）十四英里；它好像反而因缺少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而更出名。然而，过去的二十年里已经有了大量的投资花费在建设谢佩岛深水港上，该港口现在是进口日本汽车的重要入境港之一，并且得到加拿大和美国资本注资的希尔内斯钢铁（Sheerness Steel）和雅培公司（Abbotts Laboratories）（从事制药）的工厂获得了发展。这些外国投资意味着主导产业的一半就业岗位为英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所控制。现在的失业率刚刚低于20％。就业机会对于刚离校的学生来说非常有限，因为这里的服务业几乎没有什么发展。此外，已婚妇女日益通过兼职方式竞争半熟练的工厂工作。那些从衰落的老行业中分流的过剩人员发现几乎不可能在岛内找到工作。从事装卸工作的高薪码头工人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往往会有效地保住自己的工作。但是由于机械化进程，需要的工人也越来越少，而且自然减员的职位空缺也不再被补上。同样地，钢厂也在削减而不再招募新的工人。早在1983年，这里就有对于未来生存能力的担忧。谢佩岛并不是新型创业园区的一个部分，这个园区包括格雷夫森德（Gravesend），但不包括查塔姆（Chatham）。度假产业同时也在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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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主要工业区较远的地方，有广袤的开放式牧场和盐碱滩，鹅、鸭和兔子生活于此。在夏天，大海可以提供鱼类并供人们休闲娱乐。岛上还针对明斯特（Minster）相对富足的白领阶层和手工工人开发了大片新的私人住宅区。岛上有范围广泛、种类多样的小型社会世界（social worlds），这为人们形成自己生活方式提供了背景环境，并且这些社会世界在加强和确认社会准则和价值方面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一些人甚至声称，昆伯勒人同三英里外的希尔内斯人说话的口音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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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早期，海军船厂是岛内就业主要集中的地方。当时那里有常驻的员工；一所为造船厂培养学徒工人的技术学校；还有许多工人俱乐部，其中很多都具有良好的声誉和发展前景。传统的岛上居民彬彬有礼，遵守习俗，深信工人阶级是分等级的。那些并不总是这样幸运的人更加依靠一些临时的工作：夏秋时节在田地里劳作或者为那些度假者提供一些服务；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夏天的度假者使岛上人口的数量翻了一番。这些人是临时的员工，几乎没有社会化从而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的时间规训（time-discipline）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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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谢佩岛的政治文化很难作出精确的描述。海军船厂的传统是以等级制且分类的员工为基础，而员工中通过工艺学徒实现的个人流动较之集体行动是更有效的策略。政府是一个带点家长制作风的可靠雇主，尽管它比较吝啬。因此，一旦1958年造船厂倒闭，两百多年建立起来的期望彻底粉碎，人们就会体验到一种强有力的集体震撼感，这是可以理解的。在18世纪，希尔内斯是全国手工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并因此（和其他海军船厂一起）引人注目。希尔内斯居民也许在依附关系中得到了很好的训练。他们现在对于雇主确实没有怨恨，反而抱有感激之情。当加拿大独资的希尔内斯钢铁公司进驻岛内时，雇主们尽一切力量塑造他们的慈善家角色。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创造出对于工厂的依赖，多达八百名工人预期在那里获得永久的工作。在全国钢铁行业罢工期间，只有希尔内斯的钢铁工人拒绝加入其中，虽然他们承受着来自到访的罢工纠察员的压力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一些钢铁工人的妻子策划了一个相反的示威游行来支持他们的丈夫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并且在酒吧和商店里贴出告示宣布不再为罢工纠察员服务。撒切尔夫人赞赏希尔内斯工人，说他们通情达理。不幸的是，管理层和工人的忠诚并没有得到回报：当公司遭受欧洲经济共同体对钢铁生产的限制时，英国政府拒绝提供帮助，结果那些被许诺有工作保障的人们也纷纷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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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厂工人和钢铁厂工人先后经历了这种不幸，这与20世纪60年代末纷纷开始倒闭的其他公司的情况在一些方面相类似。这些公司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被各种补贴及廉价的厂房鼓动到岛上的。一些公司被更大的集团公司所接管，然后在合理化政策主导下关闭，另一些公司则存在现金流的问题或管理不善的问题。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过去20年来的就业与失业的历史反复无常，随公司兴衰而起伏。最近以来，失业率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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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佩岛人实际上知道，他们对于提高就业预期完全无能为力。跨国公司的英国经营者们不得不向他们的工人解释：如果他们反对公司提出的裁员、合理化建议等，工厂就只能倒闭或者迁往别处。工厂倒闭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这轻易就可以使工人相信那些警告不是危言耸听。谢佩岛的员工在地理上受到限制。妇女在家里做一些简单的元件组装工作，每小时赚60便士。那里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况且列在名单上等着做这份工作的人并不少于已经被雇佣的人。几乎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接受的。有一幢房产后面的数百英亩土地上停满了日本汽车：相关公司只给了接近地方社区中心的住户300英镑。即使经济好转，谢佩岛居民也知道，大多数讲究效率的雇主将继续用机器代替人力：对于他们自己灾难的原因，他们和任何一位学术分析者一样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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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没有看到的东西也许就是基于性别的分裂，这种分裂正变得更为明显。因此，被归为半熟练工的女性比归为熟练工的男性更加廉价，更为熟练。许多制造企业更乐意拥有比较容易掌控的员工。没有必要使一位女性失业；自然裁员提供了一种调节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无痛方式。这可能与家庭周期有关，但是一些女性辞去工作不是因为她们想这样做，而是因为如果他们的丈夫失业，税收制度会严重地耗尽她们挣来的收入。许多企业和它们的女工们更喜欢弹性的兼职工作。兼职工作的弹性暗含一个假设，即家庭中的另一个成员会成为主要的挣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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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就业模式被控制在一个下降的螺旋中，但并非所有家庭都同样地处于不利地位。一个矛盾现象就是，就业男性的妻子可能发现自己更容易被雇佣。例如，搬运工挣到很高的工钱——当然这是按照谢佩岛的协议——并且大体来说，他们的工作极其令人厌烦，卸载船只时人必须坐在铲车上。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有时间和技巧来从事绝大部分的家庭装潢、维修和其他必要的改善。因此，他们的家庭可能处于一种良好的秩序，装备齐全的消费品经久耐用，很容易保持清洁。这样一旦孩子进入全日制学校接受教育，他们的妻子就可以自由地就业了。相对来说，这些家庭都是非常富裕的，并且这种分化现象可能会加剧：那些就业人员听说有职位空缺时，就会逐渐为家庭的其他成员谋求这些职位。有多个人挣钱的家庭和没有人挣钱者的家庭之间正在发生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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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工作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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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模式就简要说明到这里。这个模式如何与图11.1所描述的家庭在其他领域中所从事的所有其他工作相联系？这里可能会有一个习惯的预期，即家庭成员在一个领域做的少一些，就会在另一个领域做的多一些：在雇佣工作中少花一点时间意味着将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社区工作或者隐性雇佣劳动。不幸的是，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在雇佣工作之外的工作需要更多的时间，需要工具、装备和材料，并且找到这种工作需要社会交往。这种工作还需要意志、精力以及提供适当刺激的热情。钱可以生出更多的钱，这比时间生钱要容易得多。有一项调查试图确定家庭的不同特征与同家庭相关的没有报酬的各种家务劳动及其他工作之间的关系。这项调查结果的分析表明，家庭里的挣钱者数量与家务量成正相关。一种工作量增加，另一种工作量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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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项研究1977年刚在谢佩岛上开始的时候，雇佣工作之外的工作机会更多。当时，水果、肉类和日本收音机通过码头进口进来，而我很快在酒吧和门前屋下收集到许多的趣闻逸事。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妇人曾说，当她沿着码头的围墙走时，有羊群在她面前凌空飞跃。据说，一些咖啡店的牛排加炸土豆条比鸡蛋加炸土豆条还要便宜。每个人好像都认识一些在码头的人，而且居民们的小棚子和车库里都有冷冻箱，里面塞满了肉制品。老实人也吹嘘说，他们只有“旧木箱装的橘子”，好像这个根本不值一提。当然，不花钱拿别人的香蕉从来也不算是偷窃行为。同时，许多油漆工、门窗清洁工以及家用汽车改装能手在当地的报纸上打了广告。原材料相对容易获取。报纸上曾经报道，一个人因为接受偷来的财物而上了法庭，被人们视为笑柄。那人辩称，他只不过是在当地酒吧打听了一下在哪儿可以买到“便宜砖”。他的错误就在于向人透露了他的住址。一天早晨，他醒来的时候发现他家屋外堆满了砖。他如是说。这个笑话的可笑之处就在于他的借口如此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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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一周的大部分夜晚里酒吧都是宾客满座——在岛上有超过140家的正式经营场所，这意味着人们可以畅饮一番。费佛夏姆（Faversham）本地的酿酒师把谢佩岛作为他们最好的市场之一。人们都在忙于维修他们的房屋，扩建19世纪的老房子，还忙着修理和出售旧的汽车。有时候这些工作是为了钱（隐性雇佣劳动），而有时候仅仅是帮朋友一个忙（社区工作）。许多工人生平第一次放下工作去度假。他们带回了西班牙的洋娃娃和吉他形状的墙壁装饰品，而且他们还在客厅前弄了一个鸡尾酒吧台，就像他们在旅馆里见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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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失业者处于有利的位置。当地水域里仍可以捕捞到数量可观的鱼，还有野鸭或野兔可打，而且人们也有钱找人做临时工。“便宜”货在谢佩岛上到处可见，度假者每年夏天也在莱斯当消费不少。电子游乐场的经营主据说是百万富翁，每年夏天都会雇佣一些从学校辍学的年轻人。谢佩岛综合中学的普通毕业生秋季以后才会考虑工作的事情——他们复活节时离校，五月份时会去莱斯当，要么打扫度假屋，要么花赚来的钱去参观机器和露天游乐场的“景点”。1977年到1978年，我结识并详细采访过的人都过着一种富于激情和时髦的生活。兼职赚钱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太轻巧了，父母们担心这样会促使他们较早地离开学校而不是待下来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而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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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看来，就在我们这项研究展开时，非正式工作和外出打工已经开始衰落。警察对码头上的盗窃行为进行严格的控制，所以许多人都害怕起来。过去的“廉价肉类”主要供应商现在被指责为“太贪婪”。许多人乘着夜色出门将肉类和收音机扔到悬崖下（他们常常是这么和我说的）。同时，通过码头进口的货物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肉类没有了，水果少多了，电子产品也没有了。相反，汽车进口变得更加重要，而码头的保安工作大大加强了。假日经济也急剧地下滑，失业的青少年成为严重的问题。这一切的发生事先并没有预兆。1978年到1981年，谢佩岛的整个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新保守主义政府的政策导致了登记失业人数的急剧增长，并且由于过剩资金枯竭，赚取外快的机会也随之消失了。岛上有太多失业者。很少人有闲钱付给邻居们，请他们来油漆房屋或者建房。甚至大海里面的鱼类也难觅踪影。当我开始对非正式的社区工作进行统计时，这种工作几乎快消失了。新的疑云笼罩了普通工人街区：如果失业人员被发现开着汽车或者每天过于频繁地离开家，就会有人到当地社会安全署“告发”他们。即使一些街角的小商店——有许多是在希尔内斯——也不再谨慎维持不稳定的现金流：如果有人看起来有太多的钱，那么他们将会被店主告发。当我的同事和我在1982年的夏天采访那些失业者时，他们好像更加绝望和压抑，一点也不像是我五年采访的那帮机智灵敏的人。尽管家庭之外的非正式工作在减少，但是1981年的调查却表明，家庭内部的工作量十分惊人。这种自我供给式的工作在未到退休年龄的、已婚或同居的家庭中非常普遍。人们油漆房子，做蛋糕或啤酒，修理自己的汽车，开垦自己的菜地，看起来和他们的社会阶级毫不相关。为了计算这种活动的范围和数量，我绘制了一个基于下列任务的自我供给量表：定期蔬菜种植，住房维修，汽车维修，住房翻新和改善，定期制作果酱、啤酒、葡萄酒或蛋糕以及自制衣服。这六点量表可以只整合其中任意几个任务而被建构起来。从表11.1可以清晰地看到家庭当中的挣钱者越多，自我供给的量就越大。(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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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 家庭中的挣钱者和自我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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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170235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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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