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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Harloe, M., ed., New Perspectives in Urban Change and Conflict, London, 1981; Ungerson, C., “Women, Work and the ‘Caring Capacity of the Community’,” mimeo,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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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Pahl, R. and Wallace, C., “Household Work Strategies and the Polarisations and Divisions of Work Practices” in Redclift, N. and Mingione, E., eds., Beyond Employment, Oxford,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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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第十二章 时间、空间与区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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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吉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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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社会学家只把时间和空间视为行动的环境，不加反思地接受了现代西方文化所特有时间概念，即可度量的钟表时间。除了晚近地理学家的著作外，社会科学家们未能围绕那些从时间和空间建构社会体系的模式来进行他们的思考。我想要指出的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我所说的结构化理论的一个主要任务；它不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具体类型或“领域”，可以随意地进行或放弃。它是社会理论的核心，因而也应该被认为对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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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时间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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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我们不需要重新处理这些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地理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出现了明显的趋同。在此过程中，地理学家们利用了社会理论已经确立的各种传统，为社会思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认为，尽管这样一些著作包含了非常普遍适用的思想，但是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大多数学者对它们仍然一无所知。哈格斯特朗的著作作出了一些贡献，但是这些贡献决不仅限于哈格斯特朗及其同事的著作。(1)在以前对结构化理论的分析中，我提到了这一路径的重要性，但没有直接分析它或尝试指出它的局限。不过，在本文中我将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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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格斯特朗所阐述的时间地理学把日常生活的程序化特征作为自己的起点。这依次与人体的特征、人体的移动和交通手段以及人体经历“生命周期”的路径，也因此与作为“生平计划”的人类联系起来。哈格斯特朗的路径主要建立在确定人类活动制约因素的根源上，而这些制约因素来自身体和自然活动情境的性质。这些制约因素提供了那些在时空中限制行为的总体“界线”。哈格斯特朗以不同的方式阐述了这些制约因素，但他特别强调的是以下这些因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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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类身体的不可分割性，以及人类生存环境中的其他生物与无机体的不可分割性。肉体严格限制了人类的运动和感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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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类作为“向死而生的存在”的寿命界限。人类状况中的这个基本因素为时空中的互动带来了某些不可避免的人口参数。如果仅此而言，时间对个体行为者来说是稀有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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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类同时完成多项任务的有限能力，这种能力恰恰对应于如下事实：每一项任务都有完成的期限。轮流（Turn-taking）就是此类限制的含义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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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空间中的运动也是时间中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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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时空的有限“容纳能力”。两个人类身体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占据同一空间，自然物体拥有相同的本质特征。因此，时空的任何区域都能从它所能容纳的两类物体所受到的限制的角度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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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地理实在”的这五个方面表现了人类生存的物质轴线，并且构成了共同在场（co-presence）状态的所有关联情境。(3)当把这些因素作为资源来研究，它们决定了互动的网络，这些网络是个人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每天、每周、每月和总体的生活路径（life-path）的轨迹所形成的。正如哈格斯特朗所说：“行为者的轨迹必须把自己置于它们在空间与时间区域中的共同存在所产生的压力和机会之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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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格斯特朗的一般化的时间地理学观念起源于对瑞典一个本土教区的一系列长期研究。所研究的地区拥有相当全面的人口统计资料，使得他能够追溯在一百年中住在那里的或搬进搬出此地区的所有个人。哈格斯特朗把这些资料作为寿命资料来整理，运用一种特殊的标记形式，把它们作为可以图表化的生活路径构成物来分析。换句话说，个人运动的典型模式能够表现为日常活动在数天或更长时间的时空跨度中的循环。行为者活动在物理情境中。就上述限制而言，在这些行为者彼此互动的同时，物理情境的特性与他们的能力互动。在时空中运动的个人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一些“束”，这些“束”交汇在“站点”或在有限的区域内的确定的时空位置（如家里、街道、城市、国家）上。哈格斯特朗的动态“时空图”具有一定的意义，并且提供了一个与境遇有关的图形，远胜于我们目前仍在使用的那些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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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时间—空间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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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中的图形用最简单的方式表明了这一点。比如，两个人在相隔一里远的地方生活，他们一天之中的时空轨道在一次短暂的相遇中使他们相互接触，比如在一家餐厅，然后他们的活动又再次分离。如果某个人的日常活动被记录下来的话，那么就这些活动包含时空中的各种轨迹而言，就很容易对他或她的活动进行总体的描述。作为对一种生活路径的描绘，这将包括在“生命周期”中的一般化时空运动模式。例如，一个人可能居住在他或她父母的房子中，直到结婚建立新的居所。这也许与换工作有关，这样一来，作为日常轨迹上的“站点”的家庭和工作尝试就都改变了。在许多其他的可能因素中，住宅市场流动性、离婚或者工作升迁都可能影响典型的生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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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的轨迹中，个人之间的相遇受制于上文列出的各种制约因素。当然，哈格斯特朗承认，行为者并不是纯粹移动的身体，而是带有各种目的或他所谓的“计划”的目的性存在。个人试图实现的计划——如果它们要变为现实的话，必须利用本质上有限的时间与空间资源来克服所面临的制约因素。“能力制约因素”是上文所列出的一种制约因素。一些制约因素影响的主要是时间分配（time-distribution），例如，按时睡眠或进餐的需要确定了日常行为结构化所面临的某些制约因素。“耦合制约因素”（coupling constraints）是指那些制约着与他人共同展开的活动的因素。一个人每天可用的时空量是一个限制计划实现的棱镜。日常行为的棱镜并不仅仅是一些地理上或物理上的界限，而是“在四面拥有时空之墙”(5)。当然，在行为者可以利用的交通与换乘手段上的时空融合程度也强烈地影响着这些棱镜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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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收敛观念是由另一位地理学家贾内尔（Janelle）提出来的，以不同地点之间移动所需的时间来表示距离的“收缩”。(6)于是，以现有的媒介来计算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所花费的时间可能如下：徒步需要2年以上的时间；骑马需要8个月；乘坐驿站的马车或货车需要4个月；乘火车在1910年需要4天；乘坐目前的普通飞机需要5个小时；乘坐最快的喷气机只需要2个多小时。时空收敛的提出可能是为了描述日常棱镜的外在界限。然而，显然，社会群体之间与内部在移动和交通的限制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而那些制约因素则影响不同的群体和个人。大多数交通形式加强了连续性和可换乘性。因此，例如，一辆特快列车可以在3个小时内把两个城市连接起来。但是，座位的数量是有限的，即使对那些付得起也愿意付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此外，如果一个人没赶上火车，也许在下一趟特快列车之前只能乘坐那种花费数个小时的列车，这使时空收敛具有一种“颤动”（palpitating）特征。(7)最后，在大多数的社会里，在个人生活的大多数日子里，移动发生在具有相对界限的时空棱镜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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