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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化的特征的一个方面是与具体场所形式相关的在场可得性程度。“在场可得性”概念是共同在场的一个基本附属物。共同在场的“在一起”需要行为者借以能够“聚到一起”的手段。哈格斯特朗的时间地理学使我们注意到这里所特有的一些因素。直到一百多年前，在所有文化中，具有高度在场可得性的社群是物理上彼此紧密相连的个体的集合。行为者的肉体存在、日常活动期限对身体移动轨迹的限制以及空间的物理特性使之如此。通信的媒介总是与运输的媒介一样。即便使用快马、船和急行军等，空间上的长距离总是意味着时间上的长时段。运输的机械化是导致时空急剧聚合的主要因素，这种急剧聚合形式以前被视为现代的特征。在现代历史中（现代历史的含义今天远没有被穷尽），相关的最根本分离是通信媒介与运输媒介的分离，前者是缘于电子信号传输的发展，后者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手段带来人类身体的移动。摩尔斯电码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突出转变，就像汽车或其他技术革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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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区域化的不同方面已经以变化的方式形成了在场可得性的性质。于是，一所住宅的各个房间能够保证，相遇能够在此建筑的不同部分中持续进行而不会相互干扰，也许为居住者的日常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对称。但是，紧密地生活在住宅内当然也意味着高度的在场可得性：共同在场非常容易得到实现和维持。监狱和收容所经常同个人之间被强制的持续共同在场联系在一起，这些人通常并不适应这样一些日常生活方式。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同室囚犯几乎不可能摆脱对方的在场。监狱、收容所和其他类型的“集权机构”的“训诫力量”建立在中断“在场可得性”与“外部”日常轨迹路线之间的契合上。于是，那些被迫持续共同在场的同室囚犯被剥夺了容易与其他囚犯相遇的可得性，即使其他囚犯在物理上可能仅仅是一墙之隔。犯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强制“隔离”，把共同在场的可能性局限在单一场所内，当然是“集权机构”的定义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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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思考分区在不同的环境中是怎样被完成的——如图12.3所示，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区域化与社会体系结构化之间的相关性。在相遇的过程中，“面部”和“前面”首先与身体的定位相关。身体的区域化对精神分析非常重要（用拉康的话说，精神分析探索的是身体“表面的通路”），在互动情境的区域化中不只拥有一种空间的对应物。区域化封闭了时空区域，这种封闭允许维持“前”区（front region）和“后”区（back region）之间的独特关系，而行为者把那些区域当做行动的情境性和本体论保证的维持的一部分来运用。“正面”一词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指明面前区域与前区之间的联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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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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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区与后区之间的区分并不同自我各个方面的封闭（覆盖、隐藏）与暴露（揭露、泄露）的区分相一致。区域化的这两条轴线运作在意义、规范和权力之间的一系列复杂的可能关系之中。后区显然成为一个重要资源，无论是有权者还是无权者都能够自发地用来维持一种在他们自己对社会进程的解释和那些加入“官方”规范的解释之间的心理距离。这些环境可能最类似于那些使个人觉得他们正在扮演自己实际上不“相信”的角色的环境。但是，重要的是区分开使之成立的两类不同境遇，因为只有一种境遇非常接近喜剧隐喻——例如戈夫曼（Goffman）所使用的戏剧隐喻。(19)在所有社会中，有一些包含仪式性的行为和言辞形式的社交场合；在这些场合中，那些规定“正确行为”的规范约束具有强大的力量。这些场合在区域上通常不同于其他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在经常要求表演的相同性时不同于其他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在这些环境下，个人似乎会觉得他们正在“扮演”那些自我只具有边缘相关性的“角色”。在这里，表演的风格和连续性可能会出现一种紧张，并且风格可能比在日常社会活动中得到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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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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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化的社交场合所包含的后区通常可能非常像戏院的“后台”或电影和电视制作的“幕后”活动。但是，就社会生活的日常路线与日常属性而言，这种后台很可能就是“在台上”。因为这些场合为观众提供了固定的表演；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后区的场合能够放宽通常的得体或“补妆”礼仪。(20)然而，前区和后区之间可能仍然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因为通常认为，某个场合越是被仪式化和具有持续性，它就越必须表现为一组自发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后台的道具完全不能让观众或观察者看到。应当指出的是，对于“公共”活动与“私人”活动之间的区分而言，由于这两类活动表面上相互排斥的性质，还有比可能表现出来的更多的东西。正式场合是独特、典型的公共事件，经常有“公众人物”出现。但是，这些场合的后台不是一个“私人领域”：当戏剧中的主要人物离开舞台加入他们的服务人员——那些完全“在幕后”的个体——中时，他们或许能够放松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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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性的场合似乎完全不同于一系列的环境：在这些环境中，后区是行为者找回那些在前台情境中被损害或处理的自主形式的区域。这些通常是把规范约束强加给那些很少或不信奉规范的行为者的情形。一些封闭和暴露形式允许行为者背离或轻视那些规范，是在带有监控的境遇中的控制辩证法的重要特征。监控将两个相关的现象联系了起来：（1）审核那些对下属社交活动进行协调的信息；（2）直接监控下属的行为。在每一个方面上，拥有资本主义工业基础设施的国家的出现以监控的巨大扩张而著称。(21)现在，“监控”就其本质而言包括已经可见的暴露。信息的收集揭示了那些信息相关者的活动的模式，并且直接的监控为了控制这样一种活动而公开地使之置于观察之下。因此，对暴露条件的最小化或操控通常符合那些行为遭到监控的人的利益——从他们在这些环境中被要求的活动被认为是多么无趣或有害来看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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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环境中的后区包括“奇怪的角落”、茶房、洗手间等，还包括那些与监管者接触的移动的复杂分区，工人可以通过身体的移动与姿势来取得与监管者的联系。对于这样一种为了控制环境属性（从而维持权力关系中的自主模式）的分区的用途，工业社会学文献中有大量的描述。例如，这是一位汽车工人对工作场所的典型事故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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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正在汽车一侧工作，行李箱盖掉下来了。它只是擦伤了那个在我对面工作的小伙子的脑袋。我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他停止了工作，看了一下周围是否有人正在看。我假装没在看他，然后他抱着他的头。他装得非常像。你能够知道他在想：“我要停止工作一会儿。”他蹒跚地走着，我能看到他四处张望。你明白这看起来是怎么回事。到处都在喷漆。他并不想跌进油漆里……所以他蹒跚了十码远之后，带着一声呻吟倒在一些金属板上。血流得很奇怪。一个家伙看见他在那里后就关闭了生产线。监管者跑了过来。“启动生产线……启动生产线。”他开动了生产线，我们又必须工作。我们的工作也暂停了一下。他们花了好长时间才把他弄出去。他们没法把担架弄进来。他们花了半个小时才到他身边。他就一直躺在那，一只眼睛不时地睁开，迅速地朝四周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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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许多这种类型的情境中，活动的区域分区与相遇在时空中的连续性具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它没有明显地同公共活动与私人活动之分趋同。这个工人没有试图向他的同事欺瞒：装病的行为就是为了暂时摆脱组装生产线的压力。这样一种前／后的区分通常发生在权力明显不平衡的环境中，能够普遍地不同于另一些区分，用戈夫曼的话来说，后者是弱化互动的境遇属性或允许它们消失的区分。这些都是前面——身体控制的细节和某些护理他人的“修复”程序——都能够被放松的境遇。至少，“私人”的内涵之一是一个人或许多个人的区域性隔绝，因为“私人”似乎不必然意味着独处——摆脱对行为和姿势的日常监控要求，由此“幼稚”类型的行为可以表现出来。在大多数（也许是所有）社会中，身体的分区似乎同活动在场所中的每日时空轨迹中的分区相关。因此，吃饭通常在特定的时间内发生在特定的场合，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公共的”，即在家庭成员、朋友、同事等聚会的意义上。身上的着装或装饰也许不被普遍地视为是“私人的”，但至少在大多数文化中似乎被视为如此。尽管埃利亚斯宣称在中世纪的欧洲性行为可以公开地进行，(23)但生殖的性行为似乎到处都被归为后区的现象——当然，在公共行为与私人行为的交叉模式中存在许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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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假设，区域化与身体护理的表现形式之间的交叉同个性的连贯性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个方面，那些允许个人脱离他人的在场而完全独处的后区，可能不如那些允许在共同在场的情况下表现出“退却行为”的区域重要。这样一些区域可能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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亵渎，公开地的性评论，故意的抱怨……粗俗的非正式穿着，邋遢的坐姿与站姿，使用方言或不标准的发音，嘟哝和叫喊，嬉戏性的攻击与“玩笑”，在微小但具有潜在象征性的行为中对他人的漠视，微小的身体自我卷入——例如哼唱，吹口哨，咀嚼，细咬，打嗝儿和肠胃胀气。(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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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类型的行为不代表信任的下降，反而可能加强亲密关系表现中的基本信任，而那些亲密关系最初是从父辈的关系中建立的。它们的标志并不是那种由批评的境遇所增加的焦虑，而是相反，是消除那些在其他日常生活中由于要求紧紧控制身体和姿态而产生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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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区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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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区、暴露区、后区和前区的分化不仅适用于共同在场的情境，而且还适用于大范围的时空跨度。当然，那些受到影响的人不可能反过来直接监控这些区域，尽管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发生。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帕克（Park）和伯吉斯（Burgess）早期的著名研究开始，当代社会城市地区的区域化已经得到了大量的研究。在大多数的西方社会中，住房市场的运行以及个人所有的住房与国营住房部门之间的分离，强烈地影响了城市的分区化，城市变成了具有明显不同的社会特征的社区。或许社区并不像一些“生态”城市分析家所认为的那样是被整齐地分区的，但它们的分布确实具有造成各种前／后之差的后果。英格兰北部城镇的工业区，曾经是人造环境的最显著特征——事实上就像工厂和作坊所骄傲地展示的那样。不过，近年来城市规划的趋势一直认为这些地区有碍观瞻，把它们当做要隐藏在封闭飞地或转移到城市边缘的后区。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在住房市场中，有一些更富有的群体拥有较为容易地转让不动产的途径。这种途径成为“迁到郊区”的基础，因而帮助把城市中心从前面展示区变成——“体面阶层”逃避的——城市衰败的后区。犹太聚居区不仅拥有非常低的财产转让率，而且它们平常几乎不会脱离所在的社区进入城市的其他地方。它们的区域封闭性可能使自身变成所在社区中“不可见的”的地区。各种类型的时间—序列现象总是这种空间区域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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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已经运用熟悉的概念——例如“不均衡发展”以及“中心”（或者“核心”）与“边缘”的区分——分析了跨越漫长时空的区域化。然而，这些概念可能被应用于从大到小的一切地方环境。不过，我在这里不会讨论不均衡发展问题，而是要把中心与边缘的分化同“时间中的嵌入性”联系起来，从而展示出这种分化的过程。如果世界经济拥有它的中心，城市也有它们的中心，那么单个行为者的日常轨迹也是如此。在现代社会中，至少对大多数男性来说，家里与工作场所成为集中日常活动的两个主要中心。一些场所往往成为区域的中心。例如，一所住宅的一些房间——例如备用的卧室——可能只是被“边缘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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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与边缘的区分通常与时间的持久性有关。(25)那些占据中心的人把自身“确立”为一些资源的控制者，而那些资源能够使他们维持自己与那些处在边缘的人之间的区分。确立者可以使用各种形式的社会封闭，维持他们与那些实际上被当做劣等人或局外人的人之间的距离。(26)西方“中心”上那些“已确立的”工业国家，在它们对“欠发达”社会的时间领先的基础上，维持着在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随着制造业的中心向以前东方的边缘地区转移，世界体系的地缘政治区域化可能正在改变，但是，时间上的领先因素迄今为止已经对空间中的突出位置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民族—国家内部，中心／边缘的区域化似乎处处与普遍存在的“确立行为”有关，而是这种“确立行为”则发生在统治阶级的结构化中心之上。(27)当然，这些现象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并且我提供了这些纯粹证明性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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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 中心—边缘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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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1702358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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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时间、空间与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