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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1171 老师：好吧，你最好在四点的时候留下来三分钟，并且以后别再睡过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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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1173 更多的笑声，邓肯坐下来。老师点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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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1175 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们必须认识到，正如这老师所做的那样，点名对于一天活动的排序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点名是一个标志，表明一天活动的开始，表明一次相遇中的交叉射击的开始，并且是在教师和学生每日联合参与的战斗中打出的“第一枪”。老师认为那是探查学生心情的第一个场合，学生也以此来探查老师的心情。老师要维持直接的控制，就必须确保学生自己执行教室环境中的日常秩序。在早晨进入教室的时候，学生被要求坐到指定的地方，拿出他们的阅读书，点名时答“到”。波拉德（Pollard）将老师的玩笑与揶揄阐释为前台的表演，目的是为一天的活动设定合作的基调。但是，这一策略自有它的风险，犹如对那位迟到学生的反应所表明的那样。另一个人觉得能够取笑迟到者。老师马上意识到这是今天的第一个探查案例，他必须在这个案例上证明自己的权威。他对邓肯的嘲弄性谴责混杂着要求和坚决，学生们的笑声表明了这一策略的成功。于是，那天的事件接着展开。如果老师表现得更严厉，并把迟到者送到校长那去，那么其他的学生可能认为老师的反应过于严厉。因此，结果可能会变成威胁和处罚的升级。与“努力协议”相比，威胁和惩罚在维持日常秩序时更没效，而“努力协议”作为更具有合作性氛围的一部分则是老师与学生暗中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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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1177 在教室里，老师和学生可以看见彼此所做的大多数事情。教室的性质意味着后区通常拥有一种强烈的时间和空间规定性。对于学生来说，后区存在于课堂与课堂之间的狭窄的时间分界线中，不管它们是否带来在教室之间的物理移动。尽管规训的重量通常大多落在学生的身上，但是它常常让老师们觉得更沉重。老师们通常有一个可以退却的后区——教师休息室，学生一般都不可以进入。教师休息室无疑是一个放松和休息的地方。但是，它也是一个往往无休止地讨论、制定和重新制定教学策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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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1179 正是由于规训组织的性质，内部监控的强度才禁止外部的直接控制。这是一种在学校的内部区域化和它作为在其他场所中的一个场所的境况中都能够看到的现象。在学校里，规训权威集中在逐个隔开的教室里，是对身体位置和行动实现高度控制的条件。不过，这种环境也阻止了对监控者的直接监控。校长对教学人员拥有权威，但是这样一种权威不可能像老师试图控制学生的课堂行为那样发挥出来。因此，学校往往具有一种非常尖锐对立的“双线”权威。老师试图对学生所施加的控制是直接的，带来了老师与学生的连续面对面接触。然而，对老师的监控必然是间接的，并且必须以其他的方式进行。有人可能认为，只有在那些摆脱直接监控并给予相当大的自主性的组织中，才能实现逐步的权威。学校的封闭性质以及它在时间和空间上同在周围场所中所发生的事情之间的明确隔离，也阻止了外部的监督控制。因此，巡视员也许会定期视察学校，检查它们的运作；政府部门和家长协会可能运用它们的力量，影响那些有助于塑造学校生活的政策。但是，规训力量的本质是，相对于外部机构——学校表达了它的精神——而言，学校的“权力容器”中所发生的一切具有非常重要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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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1184 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1702358094]

1702361185 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反对“微观”与“宏观”：社会整合与体系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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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1187 就考察直接的互动情境与更广泛的社会体系之间的关系而言，上述思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之所以没有使用“微观社会学”研究与“宏观社会学”研究这两个更熟悉的术语，是因为两个原因。原因之一是这两个术语经常相互抵消，意味着我们必须从中选其一，认为一种研究在某一方面上比另一种研究更根本。例如，当戈夫曼特意拒绝关注大范围的社会组织和历史时，好像是表明他有时所说的微观社会学能够发现社会生活的本质。另外，宏观社会学研究的支持者则倾向于认为日常社会行为研究所关注的都是琐碎之事——最重要的问题是那些范围更广泛的问题。不过，即便存在的话，这种对抗也当然是一种虚拟的战争。无论如何，我都不认为一种研究比另一种研究更优越。微观与宏观之分往往带来不幸联想的第二个原因是，在这两种视角并不冲突的地方，它们之间往往形成一种不适当的劳动分工。微观社会学应该关注“自由行为者”的活动，而“自由行为者”完全可以留给符号互动理论或民族方法学等理论观点来阐释；不过，宏观社会学的领域是分析那些给自由活动设定限制的结构性约束。这样一种劳动分工导致了一些非常具有误导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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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1189 为什么许多人认为“微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问题的呢？我们刚才谈到的概念上的劳动分工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由于哲学二元论的强化，只有对社会理论的彻底重构才能避免上述概念上的劳动分工，这种重构要比大多数学者所能够或愿意想到的更为彻底。简要地看一下由柯林斯（Collins）最近对这一问题的比较有趣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发展这一观点。(32)柯林斯指出，过去十多年来，通常理解的微观社会学路径与宏观社会学路径之间的分裂一直在强化。当功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或者这两者的某些结合支配社会理论的时候，通常认为更广泛的“结构”因素本质上决定了共同在场境遇中的社会关系。然而，特别是在民族方法学的引导下，微观社会学成为一个正在兴起的兴趣领域，以相当激进的形式实践这些路径的假设。柯林斯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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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1191 更新的、激进的社会学在认识论和经验上比先前的任何方法都更彻底。……我认为，在彻底经验的微观基础上重建宏观社会学的持续努力，是走向一门更社会学的科学的关键一步。(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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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1193 应该如何作出这种努力呢？在柯林斯看来，正确的方法是通过一种“结构现象”的“微观—转换”程序。这样一种转换最终可能带来比现存的宏观社会学理论具有更强经验基础的理论。这不是要求那些关注宏观社会学问题的人放弃自己的努力，而是要求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工作在理论上是不完整的。在柯林斯看来，只有三种“纯粹的宏观变量”：时间、空间和数量。因此，诸如“权威的集中”这样的概念可以转换成对微观境遇的描述——境遇中的行为者在可描述的情境中实际上是如何行使权威的。但是，“纯粹的宏观变量”最终成为这类境遇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数量。“因此，结构变量最终经常变成各种微观境遇中的纯粹人数。”(34)于是，“社会现实”是“微观经验”，它是这样一些构成宏观社会学分析的经验的数量化时空总合。柯林斯说，就它们不依赖数量、时间和空间而言，社会体系的“结构”性质是微观境遇中的行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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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1195 柯林斯正确地认为，在原则上，我们始终能够根据那些具有老练认知的行为者——他们在属性并不显而易见的情境中行动——的目的性行为来解释那些与“结构变量”相关的普遍化。但在其他方面，柯林斯的观点存在着欠缺的地方。正如我一贯强调的那样，把时间与空间当做“变量”，就是重犯大多数正统社会科学的典型错误。此外，为什么我们应当认为“结构”只与宏观社会学问题相关呢？微观情境中的活动具有明确的结构属性。事实上，我认为这是民族方法学成功维护的主要观点之一。同样，为什么我们应该认为时间作为一个“变量”只与宏观社会学的关切相关呢？时间性不可能与小范围的互动分离开，就像它不可能与最漫长的长时段分离开一样。最后，我们为什么认为结构属性只应该由时间、空间和数量这三个维度组成呢？我认为，原因就是柯林斯仍然认为如果“结构”要在社会学中具有某种意义，它就必须是社会行为者活动“之外”的东西。“激进的微观社会学家”对他们的宏观社会学家对手通常运用的集合性概念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就柯林斯接受了这些批评而言，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似乎是唯一剩下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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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1197 可是，在柯林斯的解释中，最重要的混淆是假定“宏观—过程”是“微观境遇”中的互动行为的“结果”。在柯林斯看来，“宏观层面”仅仅由“微观经验的总合”构成。现在，我们都同意社会科学中的一般化始终以（至少暗中借助）人类行为者的目的性活动为前提。然而，由此不可能断定，所说的“宏观层面”是一种非常虚假的存在。这只是把我们带回虚拟的战争。社会制度既不能被解释成“微观境遇”的总合，也不能完全用那些表示这样一些境遇的术语来描述——如果我们所说的共同在场的这些条件是那些境遇。此外，行为的制度化模式深藏在最短暂和最狭小的“微观境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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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1199 让我们通过提出为什么“微观”与“宏观”之分并不是特别有用的问题来继续上述思考。什么是“微观境遇”？回答也许是：一种局限于空间和时间中的互动境遇——表面上是柯林斯的观点。不过，这种回答并不是特别有用。因为相遇“悄然消失”在时间中，一旦我们开始关注相关行为者完成相遇的方式，很显然，即使存在清楚的时空标识，任何一种互动都不可能按照它自身来理解。互动的大多数方式深深地沉淀于时间中，并且它们只有根据它们的程序化的重复特征才能得到理解。此外，一旦我们加以考察，微观空间与宏观空间的区分就会变得不准确。因为相遇的形成和再形成必然发生在比互动的直接面对面情境更宽广的空间地域中。由于空间的移动，个人在一天之内的路径中断了一些交往，再形成其他的交往，又中断了其他的交往，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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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1201 显然，我们在微观过程∕宏观过程这个标题下所讨论的是：身体在时空中的定位；在共同在场境遇中的互动的性质；这些和那些同对社会行为的描述和解释相关的“不在场的”影响之间的关系。这些现象——事实上是结构化理论最关注的东西——只有从“社会整合”与“体系整合”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才会得到更好的处理。现在，微观与宏观争论所讨论的一些问题是概念问题，涉及关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的长期争论。但是，问题的其他方面并不完全依赖概念上的思考。它们只能通过对特殊社会类型的直接分析得到解决。由于社会在制度的接合模式上是不同的，在场与不在场的相互交叉——这种交叉进入社会的构成之中——的模式也可能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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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1203 社会整合与共同在场情境中的互动行为有关。通过考察区域化的模式，我们能够描绘出社会整合与体系整合之间的联系，而区域化的模式则引导着共同体或社会的成员在他们的日常活动中所遵循的时空路径，并且由它们引导。各种社会体系包含着这样一些时空路径，前者的基本制度参数强烈地影响着后者，同时也由后者再生产出来。部落社会往往具有一种严重分裂的形式，村庄共同体绝对是相遇在时空上形成和再形成的最重要场所。在这些社会中，往往是共同在场的关系而不是更遥远的影响起着支配作用。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些社会似乎融合了社会整合和体系整合。但是，这样一种融合显然是不完全的：事实上所有的社会，不管多么小或看起来多么孤立，都与更大的“跨社会体系”存在着至少宽松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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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1205 既然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电子通信是理所当然的世界，我们就应该强调一下传统社会——事实上是直到一百多年前的所有社会——的自明特征。这个自明特征就是，不论相距多么遥远，不同共同体或社会的成员之间的所有交往都包含着共同在场的情境。一封信可能来自一个不在场的他人，但它当然必须经过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物理传递。在传统的世界中，特定类型的人群——海员、军人、商人、传教士和各类探险家——进行漫长的旅行。游牧社会将会穿越广阔的土地。人口迁徙是普遍的现象。但是，这些现象都不会改变如下事实：共同在场的情境始终是互动的主要“承载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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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1207 在我将要称为阶级分化的社会中，更广泛的时空“延伸”之所以成为可能，首先是因为城市的发展。城市导致了资源——尤其是行政管理资源——的集中，从而带来了比部落社会中更广泛的时空距离化。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无论区域化在细节上多么复杂，它的形成都始终围绕着城市与乡村之间——相互依赖和对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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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1209 我们往往以一种极为宽泛的方式使用“城市”一词，既用来指称传统社会的城市居住区，又用来称呼那些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的形成和扩散相一致的城市居住区。但是，如果用来表示我们在现代拥有更多的相同，好像今天的城市主义不过是更密集和更大的过去城市，那么这是一种混乱的用法。在许多方面上，传统城市的情境性不同于现代城市主义的情境性。例如，里克沃特（Rykwert）指出，在世界相隔遥远的地方，许多城市所拥有的符号形式都早于现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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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1211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难以想象这样一种情形：在某个地方，世界的正式秩序能够归结为两条交叉坐标构成的图表。但是，这确实是古代发生的事情：那些沿着南北轴线行走的罗马人知道，行走的路线是太阳围绕运行的轴线，并且如果他沿着东西轴线行走，他的路线就是太阳运行的路线。他的城市构造能够清楚表明整个世界及其意义——因此他自如地生活在世界中。(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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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1213 我们可以说，这样一些城市并不存在于商品化的时间和空间中。(36)时间——作为劳动时间——的买卖肯定是现代资本主义最独特的特征之一。对每天的精确时间管控或许能够从修道院的钟声中找到它的起源；但是，它的影响恰恰嵌入在劳动领域中，从而扩展到整个社会之中。时间的商品化适应了工业生产的机制，瓦解了阶级社会所特有的城乡分化。现代工业伴随着城市主义的扩张，但它的运作不必然固定在任何特殊类型的地区。此外，传统城市是阶级分化社会的规训权力中心，并且城墙也把它们本身同乡村——经常在物理和符号上——隔开。与时间的转变一道，空间的商品化带来了一种具有独特特征的“人造环境”——表现出新的制度接合形式。这样一些新形式的制度秩序改变了社会整合和体系整合的条件，因而改变了时空中临近与遥远之间关系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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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1215 (1) 参见Hägerstrand, T., “What about People in Regional Science?” Papers and Proceeding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70, Vol. 24, pp. 7－21; Hägerstrand, T., “The Domain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orley, R. J., ed., Directions in Geography, London, 1973, pp. 67－87; Hägerstrand, T., “Space, Time and Human Conditions” in Karlqvist, A., Lundqvist, L. and Snickars, F., eds., Dynamic Allocation of Urban Space, London, 1975, pp. 3－14; Gregory, D., “Social Change and Spatial Structures” in Carlstein, T., Parkes, D. and Thrift, N., eds., Timing Space and Spacing Time, London, 1978, Vol. 1, pp. 38－46; Gregory, D. “Solid Geometry: Notes on the Recovery of Spatial Structure” in Gould, P. and Olsson, G., eds., A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London, 1982, pp. 187－219，以及本书；Carlstein, T., Time Resources, Sociology of and Ecology, Lund, 1980; Pred, A., “The Choreography of Existence: Comments on Hägerstrand’s Time-ge-ography and its Usefulness,” Economic Geography, 1977, Vol. 53, pp. 207－221; Parkes, D. and Thrift, N., Times, Space and Places: A Chronogeographic Perspective, New York, 1980; Thrift, N.,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Social Action in Space and Tim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83, Vol. 1, pp.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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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1217 (2) Hägerstrand, T., “Space, Time and Human Conditions” in Karlqvist, A., Lundqvist, L. and Snickars, F., eds., Dynamic Allocation of Urban Space, London, 1975, pp. 3－14; Parkes, D. and Thrift, N., Times, Space and Places: A Chronogeographic Perspective, New York, 1980, pp. 24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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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1219 (3) Pred, A.,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On Life content: Some Time-geographic Observations,” Geographical Analysis, 1978, Vol. 10, pp. 345－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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