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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哈格斯特朗的程序操作带有经验主义的迹象：这些程序设定科学进展的最前沿是观察，并且科学话语的经验性细节是事件。哈格斯特朗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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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在综合增长曲线背后的过程能够被划分为大量的事件，这些事件同时在这一区域的不同部分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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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种观点，科学通过将一个事件与另一个事件——在这里就是“两两讲述”与“采纳”——关联起来并且依靠一个本质上休谟式的因果模式来确定这个“过程”；在这个因果模式中，一种事件有规律地紧随另一种事件之后出现。这些“恒常连结”（constant conjunctions）一般以“如果A，那么B”的形式给出，从而使解释和预测形成对称（可重复性）。这样，哈格斯特朗认为“预测的准确性”是成功的“最终标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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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哈格斯特朗的程序紧紧抓住涂尔干所谓的社会形态学：扩散过程被定义为一种分布向另一种分布的转变。一般认为，这包含了一连串系统的“空间规律性”：初期接受的地区集中；辐射传播；二次集中的出现；饱和。(19)哈格斯特朗确实承认，“一项创新的扩散在两个维度上进行，即空间维度和社会维度”，但是他一开始就宣称，他打算“只考察空间维度这一面”。这种分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哈格斯特朗坚持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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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把分析限制在地球表面的一个既定部分亦即一个地理区域相比，将模型区域引入到这项工作的理论部分使得空间本身处于一个更具基础重要性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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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个“解释”是一个严格的形态学解释，在这个解释中，平均信息场（一个指数有界的触点阵列）的几何结构被映射到采纳表面的几何结构中（“邻近效应”）。解释的循环性是很明显的：一个距离衰减曲线转变成了另一个距离衰减曲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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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哈格斯特朗的程序具有一种形式主义的征兆：从一种分布转变成另一种分布以及从一种距离衰减曲线转变成另一种衰减曲线，这是通过随机过程的数学理论实现的，这一理论用来描述“两两讲述”和“采纳”的联合概率。(21)虽然这既包含了偶然性，也包含了规定性，但是这种模拟中所包含的相关性是对统计数列的纯形式描述：这些描述与任何真正的历史结构化理论都毫无关系。这些描述必然将时间呈现为一种逻辑结构——也就是列维—施特劳斯所谓的时序准则（chronological code）——而非一种本体论的历史：单单这种逻辑结构的顺序就“使我们有可能通过一组连续事件抽象出许多现象背后的不变结构。”(22)在最初的模型中，时间“分解成一列规则间隔且按时间排序的点”(23)，并且这种分解在对哈格斯特朗模型的某些拓展中变得特别具有干扰性——这些拓展将这一模型视为简单传染病模型的一个特例。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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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许多……扩散研究有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这类研究倾向于成为独特的个案研究。历史事件几乎不完全重复自身，农场主接受一项既定的创新仅有一次，诸如此类。如果我们想要能够恰当地给出扩散过程的模型，那么我们就既需要一组数据来使扩散过程标准化，也需要另一组数据来对其进行检验：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在时空中重复自身的过程，而文化事件几乎不重复自身。(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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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历史”之间的区分显然类似于上述“空间”与“地理”的区分；正是这两个类似的区分使哈格斯特朗的扩散理论局限于经验规律性的确认和事件的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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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我认为这些评论的累积重量使经典扩散理论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使其从根本上关注布东（Boudon）所说的“再生产过程”。(25)经典扩散理论不能够详细说明历史转变，这并不是随机模型的奇怪弊端，反而通过两个专门条款被写进了其自身的理论计划书。首先，哈格斯特朗并没有认真讨论创新所突破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实践体系。对这些问题仅有的承认是姿态性的——“信息流”与“阻力”——并且（即便被详细说明）这两个因素也几乎不会耗尽创新扩散的条件。其次，哈格斯特朗同样没有认真讨论创新扩散的结果。这些结果被限制为“分布”结果——一系列“分布变化”——并且与“新兴”社会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隔离开来。哈格斯特朗用同时作为描述空间和解释空间的地区结构几何学替代了这些多维的社会过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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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产生误解，我要声明一下，我并不想否认定量分析工作的重要性；相反，我认为这很重要。但是，哈格斯特朗本人在扩散理论首次得到表述后仍然就此进行了约二十年著述。他说，我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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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合详细的故事叙述和简化的统计模型建构之间的鸿沟。二者各自都必须放弃当前的野心……但是，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调整。为了在更为宽泛的先决条件和必然后果的情境中全面地描述一个创新过程，我们需要通过一种方法制定出一个完整的操作方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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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般认为这恰恰就是其时间地理学所给出的东西；并且也正是在条件和结果的对称中，吉登斯看到能动性与结构、偶然性与规定性之间的关系中的基本“递归性”，这使得他可以“将时间性带入社会理论的核心”。(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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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梅尔斯托克唱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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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时间地理学的详细讨论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后被扩展到哈格斯特朗在隆德大学（University of Lund）指导的一个有关“时间利用和生态组织”的合作研究项目中。一些评论者把这看做是对哈格斯特朗早期工作的背弃，但是哈格斯特朗自己却认为“我的世界图景——或许也就是本体论——完善过程中的连贯性要比我不定期的论文所表现出来的要大”。在我看来，连贯性和差异性当然都很明显，二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经验性的——哈格斯特朗的许多例证是从瑞典中南部地区特别是金达—耶德西部的阿斯拜（Asby）教区中收集到的。(29)但是，我在这里想要找出两条更为抽象的线索，二者结合起来能够表明时间地理学模型的基本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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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时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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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格斯特朗的扩散理论源自他对于阿斯拜教区的所谓的“人口考古学”研究。因此他回忆说，“我并不打算考虑匿名成员，我想发掘1840—1940年生活在阿斯拜教区的每个人的个人经历”。(30)正是那时，他设想“将个人经历描述为时空路径”，但是他仍然必须设计出一种形式观念来理解其所谓“个人经历‘森林’”（forests of biographies）的错综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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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问题是……在我的文献中具有历史地理意义的信息太多，已经超出了我依据可用的理论以及基本描述能够处理的信息量。但我认识到，人们的运动模式在他们的一生中具有惊人的稳定性，而我相信我能够从他们社会网络的稳定性推断这一点。因此，我的主要兴趣转向了社交网络的地理形状。在我的心目中，这个网络是一个在时空上非常稳定的结构。人们一出生就进入这个网络，并且总体上必须将其作为既定的结构接受。我突然想到，如此审视的这个网络必定形成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对于人文地理学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直到那时，我才开始寻找可以表明“信息”如何可能通过这个网络传播的“指示仪”，因而就写成了这本研究创新扩散的书。(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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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格斯特朗对平均信息场所作的推论是其扩散理论发展的主要动力，他在这一推论中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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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其自身独一无二的运动场，他的住所在这个运动场中心，而工作地点、商店、娱乐场所、亲密朋友的住所以及其他类似场所充当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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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些运动场是非常具有惯常性和重复性而言，哈格斯特朗相信，（原则上）有可能“通过一个等值线系统来表示个人，这个系统显示了个人出现在不同节点的概率”。由于概率等值线图记录了“同个人与其同伴间出现的短暂和较持久接触不可分隔的”运动，因此该图可以“为解释创新过程”提供“一个理想的基础”；但是哈格斯特朗也承认，（原则上）几乎不可能“为一个具有数千人口和无数个人关系的地区”重构复杂的社会计量网（sociometric nets）。他不得不转而通过把私人信息场纳入到扩散模型的一般互动矩阵和平均信息场中来获得“私人信息场的近似值和近似类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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