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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无知与第二种无知有密切关系，这种无知就是未探讨的（undiscussed）知识。这种知识是一个社会或其内部的社会群体或生活在特定地区的社会群体成员视为理所当然的知识。这种无知是许多实践知识体系的一个主要特征，但不应被视为这类知识体系所特有的性质。许多科学家认为“科学方法”是一种模型，这说明一种有效“掩盖”一组实践本性、原因和结果的概念系统恰恰被当做一组实践来使用。第四种无知源自知识被积极且有意识地隐藏起来，从而不为一个社会或其内部的某些群体或特定地区的群体所了解。第五种无知源自一个社会或其内部的社会群体或特定地区的社会群体根据以扭曲方式获得的知识进行的扭曲。我们在此必须谨慎区分 (就这种区分是可能的而言)两种扭曲：第一种扭曲源自社会群体的特定生活形式历史及其“传统”信仰体系和知识体系；第二种扭曲是其他社会群体积极的操控过程的一部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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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无知可以视为一个历史常量。其他类型的无知在不同社会和群体中会聚起来形成不同的组合，从而产生出一种知识 (和非知识)的社会分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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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知识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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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四种主要的知识类型组成了现代社会中社会群体和个体行动者可以利用的知识库。这些知识类型是：（1）无意识（the unconscious）；（2）实践知识；（3）经验知识；（4）“自然哲学”。这些知识类型构成了关于以特定方式安排的特定实践的、松散的“信息集群”，并且这种对实践的强调有两个重要结果。第一，这些知识类型并不应该被认为是源自特殊的合理性形式(21)，也不应该被描述为形而上学或信仰长期变化的产物。例如，有一种解释认为，资本主义或新“机械论哲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17世纪欧洲猎巫运动的衰落。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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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解释似乎更有说服力。一个解释是，人们不再信任判别女巫的法官的能力并且日益认识到“法庭魔鬼研究”（forensic demonology）程序的不足……另一个解释是，宗教权威的稳定化和领土化使得更为正规和系统的教徒规训和异教控制手段有可能出现。反宗教改革的成功和宗教战争后的互相耗竭与互相稳定状态使得异教被置于宗教“警察”的管控之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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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这些知识类型并没有形成分离的信仰话语或信仰范畴。人类很会修修弄弄，经常将类型似乎完全不同的知识鼓捣在一起。作为时空中行动和思想之分割流的人类行为的本性意味着很少有行动者具有一个发展完善且一致的世界观（而真正将其付诸行动的就更少）。因此，埃塞克斯郡牧师拉尔夫·乔塞林（Ralph Josselin, 1617－1683）的日记表明，他有信心将资本主义的商业计算同加尔文主义的宗教实践和一定程度的巫术信仰结合在一起。(23)如同斯普福德（Spuford）所指出，“学术界极其容易过分强调大多数普通人对于不同信仰范畴的觉察程度或受其干扰的程度”。(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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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无意识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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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识的知识以业已被遗忘但仍然在行动中留有痕迹的实践为基础。如同布迪厄所指出，“无意识从来都只不过是历史本身通过将其产生的客观结构纳入到习性的第二本性（the second natures of habitus）中生产出的历史遗忘”。(25)将无意识解释为一种随历史发展而变化且具有地理差异的现象（更不用说无意识提供的这种知识的变化）是一门迄今几乎不存在的历史和地理心理学的研究领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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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实践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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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知识可以定义为那种非正式的 (但并不因此是非建构的)知识，这种知识从观察和行事的经验中习得，而后两者发生在非常具体的情境里和直接的互动中。这种知识还构成了许多社会思想史著述中没有记录的“人类思想的大核心”。(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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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知识有四个主要的构成部分。第一，这种知识是未阐明的（unarticulated），也就是说它以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归化的实践为基础，因此这种知识的许多内容现在占据了未探讨的知识——当然也是非编码化知识——的领域。一定要探究实践知识反而就必定不能把握实践知识的要义。(28)第二，实践知识是一种连续且重复的行为流 (flow of conduct)的一部分，后者发生在有限时间内并且以行事为导向。在这个领域中，“我思”与“我能”不可分割，并且长期目标淹没于短期目标之中。第三，实践知识是地方性的，也就是说这种知识在依赖于他人在场的、面对面的直接互动中进行生产和再生产。(29)这种知识深深浸透着历史具体性和地理具体性，从带有特定实践和相关语言用法的地方语境中汲取了资源。那些包含了描述过去实践（及相关实践经验）的名词术语的、关于地方社群的历史解释最清楚地表明这一点。这些解释不仅描述了特定实践的属性，而且也初步呈现了与在具体自然场景中体验一组社会关系相联系的全部实践语言（language of practice）和语言实践（practice of language）的一丝痕迹。最后，实践知识倾向于以有机类比或比喻为基础，并且由于第三个构成部分，这些类比或比喻通常以接近程度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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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和比喻在实践知识体系中的重要性不应该因二者作为例示社会关系的身体行动模式和互动模式的相关物发挥作用而被低估。例如，在下面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比喻在一个非洲村落中如何被用以确定经济合作模式和交易模式，而后者构成了当地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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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利昂的库兰科人（Kuranko）用kile一词（“路径”或“道路”）比喻社会关系。例如，nyendan bin to kile a wa ta an segi这句格言描述了这样一种状况：当你沿路前行经过路上一种特殊的青草（用作盖茅屋）时，它会折弯回一边，而当你沿路返回经过它时，它又会折弯回另一边。一条道路上的青草的这种来回运动被用来比喻一个社群中人、货物和服务的运动；这是在比喻一种互惠互利。因此，在库兰科语中，人们常用kile ka na faga亦即“以便道路畅通”这一习语来解释赠与礼物（特别是向姻亲）的原因。但是，如果姻亲或邻里间关系紧张，人们就常常说“他们之间的道路不好”（kilenyuma sante ma），而如果一个人让他的朋友失望，人们就会评论说a ma kile nyuma tama a boma（“他和其朋友没有走上一条好的道路”）。(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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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知识体系常常是极其复杂的。(31)但是，在这些体系中，各种现象间建立的关联必须以已知世界为基础，以便对知识的限制能够发挥作用。查普曼（Chapman）给出了如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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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特（Dutt）列出了比哈尔人（Bihar）持有的一些信念或认为的一些征兆，这些信念和征兆与害虫对农作物的侵害有关。他特别指出，有许多农民相信某些毛虫随雨水从天而降，因此整治这类病虫害的措施通常是宗教性的。他们之所以会持有这种信念是因为毛虫在多云和有雨的天气里从虫卵中孵化出来，而他们并不明白毛虫的生命周期。众所周知，人是女人生的，牛犊是母牛生的，但是那里没有人明白飞蛾产下了虫卵，虫卵孵化出了幼虫，幼虫变成蛹，而蛹又变成了飞蛾，这是一个生命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过程。将害虫与天气状况联系起来是明智的，一个人只有拥有可以拒斥这个解释的“平衡框架”才会对这个解释不满意。(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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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经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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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知识库的逐步建立是知识总体合理化过程的结果(33)，这一合理化过程有一种双重解读：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以系统的方式组织知识。经验知识同实践知识 (二者有很多类似之处)一样致力于了解掌握生存条件，但是这种知识的运用却发生在一个学习过程中，而这一过程不仅是积累性的，而且在广大的空间维度和较长的时间维度上 (特别是被现代国家和经济机构)系统化和协调化了。现代国家建基于与人口监测 (也就是，收集人口信息，监督人口以及刻画人口特征以便对其进行监督)相联系的各种实践，因而一开始组建正规的工作队伍并系统登记出生和死亡人口，经由人口普查和指纹识别，最后建立现代计算机数据库。同样，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建基于劳动过程的协调和复杂的商品交换，而二者都需要广泛地收集系统知识，因而一开始进行复式记账，经由现代会计核算，最后同样建立计算机数据库。在这两种情况下，相关实践产生的机构都形成了一个储存、接收和传播知识的时空存储位置网络。学校体系形成了这个网络中的一组至关重要的节点。(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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