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62320
1702362321
1702362323
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知识类型与知识可得性
1702362324
1702362325
知识可得性对于自然哲学的形式和内容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并且实际上对知识类型也有同样重要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具体地确定这种可得性。我将通过探讨魔法的基础来完成这项任务，因为既然魔法涉及“弥补技术限制留下的鸿沟”(49)，那么魔法就完全可以视作控制生存条件的一种企图。
1702362326
1702362327
社群生活方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于其最简单的“魔法”。这是一种实践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在这个体系中，对于魔法的解释和社群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二者相互证实对方，从而实现共赢。(50)实践就是语词，而语词也就是实践。这种魔法在17世纪的英国仍然存在：
1702362328
1702362329
几乎每一个英国村落都有自身的“巫师”，也就是白魔法师，他告诉那些被抢劫的人如何拿回自己的财物，告诫人们什么时间或季节适于旅行并且预言未来。持有这种信念的人并不局限于没有受过教育的村民。(51)
1702362330
1702362331
但是，与此同时，在英国还存在另一种魔法，这种魔法因被认为出自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us）之手的文献于15世纪被发现而在大学和宫廷得到了“复兴”。(52)这种被认为建基于埃及人的魔法宗教的赫尔墨斯传统（Hermetic tradition）异常迅速地传播开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新的印刷媒介）。那些以占星术和炼金术广为人知的知识体系也随之更加兴盛起来。(53)这三种知识体系和“科学”体系的划分界限是不明确的。一边是将科学发现吸收进其著作的魔法师：布鲁诺，他将哥白尼的发现视为赫尔墨斯主义（Hermetism）的证明；托马索·康帕内拉（Tomaso Campanella），他愿意承认一类“真正的人工魔法”（例如，机械雕像）存在(54)；占星家和药草师尼古拉斯·卡尔佩珀（Nicholas Culpeper），他利用当时发明不久的对数辅助计算工作；以及对数的发明者约翰·纳皮尔（John Napier），据说他最重视对数是因为后者加快了他对神秘数字666的计算，这个数字是《新约·启示录》中兽的数目。(55)另一边是艾萨克·牛顿，他并非被描述成“理性时代的第一人”，而是被描述成“最后一个魔法师”；并且他留下了数百页关于炼金术的未发表手稿，而他研究数学是为了理解占星术。(56)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大量收集观察资料以便重新绘制夜晚天空图，这主要是出于占星的需要；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罗伯特·波尔（Robert Boyle）运用占星计算来发现“最适于种植牡丹的”时间(57)。这些关联已经足以表明“实践科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从人们对魔法的重新关注中发展起来的”。(58)
1702362332
1702362333
魔法、占星术和炼金术消亡的原因是复杂的。一个原因是，它们在英国遭到一种宗教反对，这种宗教自身具有一种与之竞争的世界体系，并且总是与一种不同的“合理性”联系起来；另一个原因是，当与其他体系（这些体系此前并不存在）比较时，魔法越来越不能够发挥作用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实践和经验知识体系逐渐运用自如，这开始证实了这种世界观而不是以“魔法”为基础的世界观。但是我们可以合理地追问：
1702362334
1702362335
接受机械论哲学的环境是否从一开始就允许将意识形态因素吸收进这种哲学，而这些因素现在已经成了这种哲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完全拒斥魔法师的方法是否也许已经关闭了某些原本可以敞开且对科学有利的大门。用贝纳尔（Bernal）的话说，科学不仅是“有序的技术”，而且也是“合理化的神话”。(59)
1702362336
1702362337
魔法兴衰的案例说明了两个主要论题。
1702362338
1702362339
第一，实践知识、自然哲学以及经验知识之间的关联绝不是单向的：从自然哲学到经验知识等知识类型，最终到老百姓。例如，实践知识能够介入到经验知识或自然哲学的构建，并且这可能以最意外的方式出现。因此：
1702362340
1702362341
在孟加拉以及中国，都存在用手指蘸墨水或焦油在信件和文件上按手印的习俗：这可能是源自占卜实践的知识所致。1860年，孟加拉胡格利（Hooghly）的地区行政长官威廉·赫歇尔（William Herschel）爵士偶然遭遇这种在当地人当中常见的习俗，看到了它的用途，于是想利用这个习俗来改善英国行政管理运作……但实际上……对某些这类识别手段的需求却大量存在：在印度以及其他英国殖民地，原住民都不识字，好争论，很狡猾，不诚实，在欧洲人看来没有什么区别。1880年，赫歇尔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宣布，经过17年的试验，指纹识别正式被官方引入胡格利地区，并且已经使用了三年，取得了最佳效果。帝国行政官员已经接收了孟加拉人的……知识并利用这种知识来对付他们。(60)
1702362342
1702362343
弗兰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看到了赫歇尔在《自然》上发表的文章，将其与普契尼（Purkyné）的理论工作结合起来，从而把指纹识别引入了英国和世界其他地方。
1702362344
1702362345
第二，魔法的案例表明，包括“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在内的一切行动者只能够用他们所具有的知识工作，并且这些知识影响了他们对“合理性”的认识和塑造。如同托马斯（Thomas）所指出：
1702362346
1702362347
如果魔法行为是不起作用的宗教仪式，仅仅是人们在遇事全然无助时的一种不得以之举，那么我们将如何归类那些我们笃信但后来却又显示出无用的“科学”治疗法呢？这就是盖伦派医学（Galenic medicine）的命运，这种医学在16世纪是民间医疗技术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这也是现今许多医学的命运。社会学家已经注意到，当代的医师和外科医生从事许多非手术治疗的仪式实践。(61)
1702362348
1702362349
而且：
1702362350
1702362351
16世纪和17世纪的所有证据都暗示，普通人从来没有系统地区分魔法和医学……那个说自己从来不“相信”医生的现代工人阶级女性承认病人实际上仍然带有一种本质上未定型的忠诚。病人对自身治疗过程基本原理的了解通常并不比委托人对巫师的了解多。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明确区分“科学”与魔法……如果魔法被定义为当不能利用有效技术时运用无效技术来减轻焦虑，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社会都从来没有摆脱魔法的影响。(62)
1702362352
1702362353
在日常生活中，每个行动者通过持续的修修弄弄经常将这些知识类型轻易地拼凑在一起，而这种修修弄弄被封闭在每个人的日常行为之中。然而，这并不是说，这其中没有任何问题；并且印刷知识在空间上和对于社会群体的可得性变化使得问题更加复杂。
1702362354
1702362355
1702362356
1702362357
1702362359
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社会识知和社会无知的地理学
1702362360
1702362361
这一节的目的有两个：第一，确定各种类型知识（尤其是经验知识）的分布存在空间变化；第二，确定在那些更为突出的模式的制约下，每个位置上存在的不同社会群体对于组成其知识库的各种知识获取机会不同——简言之，不同类型的知识在空间上具有一种社会分布。我一开始探讨的两个例证源自17世纪和18世纪，那时知识分布仅仅因印刷术和大规模国立学校教育体系兴起而变得复杂，没有受到其他媒体的影响。接着，我将试图表明知识的空间变化在19世纪和20世纪越来越大，这反映出社会的空间组织和知识的社会分布发生变化。
1702362362
1702362363
在16世纪中期，经验知识通过印刷书籍变得可以广泛传播。这种新媒介改变了阅读、书写和学习的技术和特征以及阅读、书写和学习的可能内容。印刷书籍兴起迅速。据估计，甚至在1550年前，欧洲印刷的书籍已经有两千万册；而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印刷书籍增加了一亿五千万到两亿册。(63)这些书籍显然并非专供上流社会消费，尽管只要成本和读写能力（literacy）的限制存在，书籍消费就同样显然会以上流社会为导向。这些书籍本身涉及异常广泛的主题，从祈祷手册和灵修文学到学术文献和教科书，直至祈祷书和改写的中世纪传奇故事。但是到15世纪90年代，廉价书或“通俗读物”已经在法国出现。这些读物在17世纪早期获得了较广大的读者群，当时它们以小蓝纸面书籍的形式出现，大量联合在一起的小商小贩以每本两个苏（sous）的价格出售这种书籍。这些书籍以“蓝皮书库”（Bibliothèque bleue）著称，是法国许多历史研究的主题。(64)近来，一种类似的英国文学开始围绕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便宜的通俗读物这一主题逐渐兴起，这使得我们有可能就这个时期英国各种知识的空间分布进行一番探讨。(65)
1702362364
1702362365
卡克斯顿（Caxton）于1476年在英国创立了第一家印刷出版社。到16世纪时，通俗读物已经出版发行；到17世纪时，“关于新闻、宗教宣传、占星预测和忠告、歌谣、轰动事件和色情内容的印刷小册子开始稳定发行”。(66)大众基础教育的快速发展（至少直到王政复辟时代）尤其导致了发行量的增长。因此到17世纪末，英国社会发生了如下转变：
1702362366
1702362367
甚至一个来自相对贫穷家庭的小男孩到六岁或八岁时已经接受了一两年的教育。从历史上看，他几乎不抛头露面的姐姐有时接受教育，学习识字。如果一个小男孩上学上到七岁，他就能够认字；如果他上到八岁或最晚到九岁，他就能写字。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能够弄懂小商贩带来的便宜出版物。在这两种情况下，他的精神状况都经历了巨大而又十分重要的变化。(67)
1702362368
1702362369
这种文学作品的影响是双重性的。第一，它表明口述主导的文化开始逐步过渡到印刷文化，而实践学习和实践推断逐步过渡到更为合理、系统和距离化的世界观。但这种过渡是非常缓慢的；必须记住，许多通俗读物旨在服务于大声朗读，而还有许多只不过是将口述传统转录进印刷品。(68)第二，通俗读物是传播新经验知识的一种手段。在这里，年鉴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例子。据估计，到17世纪60年代时，英国每年生产40万本年鉴；每三个家庭中就有一个购买一本年鉴。(69)这种年鉴不仅仅是占星预测和农历的资料来源。它们提供了关于宗教和社会的信息，尤其是提供了关于占星术（包括就建筑工具和罗盘给出的忠告）、数学和医学的信息从而“在新科学的普及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7世纪尤其如此”。(70)这些年鉴也成为通常可获得的政治、历史（通常是关于世界的简要历史）和地理信息的唯一系统来源。例如，“在17世纪下半叶，《白皮书》（White）每年向其读者提供一份简单的英国地图，该地图可以表明英国的边界线”。(71)
[
上一页 ]
[ :1.7023623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