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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3 1697—1698英格兰和威尔士特许小商贩的空间分布（Spufford, M., SmallBooksandPleasantHistories: PopularFictionanditsReadershipinSeventeenth-centuryEngland, London, 1981, 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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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书》在经验知识库的历史中至关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事实上存在的对于传统学习的批判，暗示这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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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是偏见和迷信。因此，在《百科全书》皇皇二十八卷对开本以及其包罗万象的71818个词条和2885幅插图中隐含着一种认识论的转向，这种转向改变了一切已知事物的面貌。(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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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最初的四个版本是豪华的精装本，只有少数人能买得起，在1789年前总计只占到《百科全书》出版发行量的40％。大部分销售的《百科全书》是1777年至1782年间印刷的减价四开本和八开本。法国出版的《百科全书》中有50％到60％是四开本，并且所有的订购都可以追查，至少可以追查到书商。(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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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以贝桑松市（Besancon）为例，从中可以得出这些图书模式的阶级性质。(78)贝桑松在某些方面看起来并不是《百科全书》最畅销的地区——它是一个主要履行宗教和行政职能的省会，波旁王朝官僚政治的一个真正堡垒；但是它也有一个公共图书馆，一个文学室和四个书商。当地人口识字率很高（男性达到95％，女性达到60％）。结果，《百科全书》在一些群体中卖得不错——包括贵族、军人、国会议员、医生和律师。相反，占贝桑松人口3/4的工匠、小店主、临时工和仆人完全没有出现在订购者之列，而围绕该市的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省的农民和小店主也没有订购。当然，有一些未订购者也许会到当地阅览室查阅《百科全书》，但是大多数未订购者获取该书中知识的机会就——因诸如距离、阶级、实践和阅读能力等许多相互密切交织在一起的因素——被大大限制了。其实，就法国总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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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可以确定中下层社会中不可能有很多读者购买了《百科全书》，但是该书的主要吸引力是针对传统精英阶层——也就是那些主导省会和小城镇行政和文化生活的人。(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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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百科全书》的扩散记录了知识的空间分化，这种分化（至少在法国）明确是以城市系统的阶级构成为基础的。《百科全书》对经验知识的储存从一开始就明显是“颠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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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和18世纪，知识的获取（对于除某些中上层社会成员之外的所有人而言）仍然取决于出生（和生活）地点以及学校、书商和其他经验知识传播手段在当地的相应可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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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19世纪和20世纪可以说是经验知识可得性的空间变化程度快速同质化的时期。至少有三种趋势导致了这一事态。第一，大规模学校教育体系和义务教育制度的出现意味着出现了共同的知识水平。第二，交通运输系统速度和效率的提高，也就是“时空收敛”(80)现象意味着有可能获得更多传播知识的机构。第三，大量发行的报纸、广播、电视和如今智能化的家庭信息系统提供了一个容量大且通常可以获得的共有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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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里还存在两种相互对抗的趋势，其源头可以追溯到19世纪之前，但是现在已经成为围绕不同的专业化知识库动员社会群体的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阶级和其他社会分群（social groupings）明显将各种大众媒体的“客户”区分开来，以至于所有社会群体真正共享的（并且可能在空间上同质的）知识库很可能非常小；就大规模学校教育体系而言，情况也是一样。(81)第一，由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各种科学——这些科学领域有精通特定知识库的专家——的发展，总知识库在19世纪呈现出爆炸趋势。第二，各种社会群体趋向于争抢这一不断增长的知识体系（所有人或大多数人都具有的知识除外），将其用作丰富的“文化资本”资源(82)，并借助这一资源将自身与其他社会群体区分开来从而获得经济和社会的优势（因此，教育体系既提供了同质性的根据，也提供了异质性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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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经验知识分布的空间变化仍然存在，甚至比过去更大了，但是这种变化日益依托于隔离生活空间（sequestered life-spaces）模式中经验知识的社会分布。(83)因此，经验（和实践）知识的社会分布与诸如家庭、中小学校、大学或办公室等机构节点联系起来，而后者形成了一组端点，这组端点根据行动者作为特定社会群体成员的身份有选择地引导了其生活路径。(84)这种引导使得特定种类的共享知识被获取（并且对这种知识施加了限制），而这又最终确保了该群体作为社会空间实体的再生产。此外，这些节点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都被组织成独特的隔离生活空间。工人阶级的生活空间即便现在也主要是局限在当地；在当地上学，然后在当地工作。中产阶级的生活空间则更为广大：在当地上学后可能进入异地的大学，然后又在别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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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取自18世纪的另一例子，也就是对詹姆斯·克雷格（James Clegg, 1679—1756）和理查德·凯（Richard Kay）两位医生的研究更加具体地表述这些观点。(85)这两位医生是同一社会群体的成员，一直是长老会教徒和中产阶级；虽然生活地点相距几公里，但是他们有共同的兴趣和朋友(86)，并且他们聆听同一些人的布道。其实，他们甚至可能碰过面。我们用时间地理学的方式描述了他们在1745年7月的一星期内各自的生活路径和日常路径。这个特定社会群体生活形式的共同关节点立刻就凸显了出来——家庭、学校和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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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克雷格和凯所利用的知识库能够得出哪些观点呢？第一，他们具有一个共享的自然哲学知识库。二者接受的教育都基本源自一些宗教学校和不信奉国教的学院。第二，他们拥有一个共享的实践知识库，也就是一种封闭的同动态准则（homodynamic code），它建基于家庭、农场和教堂的地方化常规并被其吸纳。第三，他们都有机会获取大致相同的经验知识来源——学校、书会（Book Society）会议、哲学讲座以及各种图书和杂志。(87)当然，他们尤其具有许多相同的医学知识，这些知识虽然原始但随着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缓慢发展也逐渐变得更加系统。(88)他们的日记显示，他们精通抽血、使用医蛭和灌肠剂、断肢再接和切除肿瘤。但是，克雷格的生活路径与凯的生活路径之间有一个重要差别。克雷格本身是一个拥有小农场的长老会牧师，他行医是为了维持生计，这种行医常见于英国偏远农村地区，但他已经很少干这一行了。他的医学知识是通过自学以及跟麦克莱斯菲尔德（Macclesfield）的另一名医生做学徒获得的。经其他（长老会）医生推荐，他在缺席的情况下获得了阿伯丁（Aberdeen）大学的医学学位，这使得他没有执照也可以行医。克雷格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业余”医生，其生活路径形成的地方化生活空间反映了这一点。相反，凯在伦敦的盖氏医院（Guy’s Hospital）接受了一年的正规训练，而他的日记清楚地表明，从医是他的第一志向，他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行医济世。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医生职业开始形成，看到了部分新职业中产阶级开始形成，看到了经验知识的社会分布开始形成，而从业资格开始充当文化资本。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较之克雷格，凯的生活空间发生了相应变化——也许在伦敦接受正式训练仅一年，但很快就演变成了长期的正式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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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识知和无知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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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通过思考印刷“政治”知识可得性对于政治组织和政治行动的意义来更为详细地探讨知识可得性和行动之间的关联。(89)为了便于讨论，我将仅仅关注英国的“工人阶级”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如何能够有机会接触“激进”文学。但是，有四个更为一般的论题成为这种特定探究过程的基础：第一个是政治知识的物理可得性；第二个是政治知识同读写能力和教育的关系；第三个是政治知识传播的组织框架；最后一个是政治知识解释的认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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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政治知识的物理可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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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毫无疑问的是，知识的空间分布具有其效应。尤其显著的是，空间封闭限制了人们能够了解什么事物。这一点可以从一个有些令人悲伤的例子中得到说明。这个例子就是1817年的潘里吉村“起义”，当时两三百人聚集在潘里吉村和戴尔比峰（Derby Peak）脚下的其他村落，期待聚集在其他中心的同伴与他们一起揭竿而起。(90)这种对同伴行动的预测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据臭名昭著的奸细“奥利弗”（Oliver）提供的错误信息作出的。奥利弗之所以能够成功行骗是因为这些村落很封闭，没有外界消息，而这与他们没有机会接触伦敦以及地区中心的政治组织有很大关系。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失败原因过多地归结于封闭因素。封闭具有增进社群凝聚力、培育政治传统以及使村落避开当局监管这三重逆效应（counter-effect）。此外，取自19世纪早期和中期英国的证据表明，政治知识确实常常出人意料地传播到一些原本看起来封闭的农村社群。例如，在19世纪早期，许多濒临破产的小商贩不仅兜售一系列临终之言（dying speeches）和通俗读物，而且兜售政治小册子和年鉴。(91)后者刊载有对政治事件的解释，而这些解释中常常掺杂尖锐的政治评论。其他“掮客”（link men）也会提供政治新闻和评论(92)，尤其是那些邮递员和马车夫，他们不仅带来了报纸、期刊和激进书籍，而且充当了政治观点的传播者和真实事件的见证人。(93)当然，激进报刊和普通报纸的扩散加上诸如潘恩（Paine）的《人权论》（RightsofMan）等出版物史无前例的成功极大地提高了英国可得政治知识的水平。汤普森（Thompson）很好地概述了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相关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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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贝特（Cobbett）的第二份《政治记事周报》（Register）在其全盛时期也就是1816年10月至1817年2月期间，发行量大约达到每周40000至60000份，超过其他任何与之竞争的刊物发行量许多倍。《黑侏儒》（BlackDwarf）在1819年的周发行量是12000份，虽然这个数字在彼得卢事件（Peterloo）后可能被超越了。此后，印花税（和运动的衰退）使得发行量锐减，尽管卡莱尔（Carlile）的期刊在二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发行量都维持在几千本。在改革法案的鼓动下，激进报刊的发行量再一次剧增：多赫提（Doherty）的《人民之声》（Voiceofthepeople）以及《先锋》（ThePioneer）的发行量都达到了一万多本……而许多小期刊例如《毁灭》（Destructive）发行量只有几千本。昂贵的周刊（售价7便士至1先令不等）在印花税实施的十年间销量急剧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因廉价书籍和单行本的销量增长得到弥补……在同一时期，大多数中心地区都至少有一种（伦敦有很多种）日刊或周刊尽管没有公开表明“激进的”立场，但却迎合了大量激进的民众。(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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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交通发展也对政治知识可得性发生了影响，但是这种影响至少最初绝不是完全积极的。例如，在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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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30年到1870年这段相对沉寂的时期内，有一个影响因素也许是火车出现后长途马车运输网络的瓦解。铁路也许将城市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是在农村地区却不能够取代原来道路上的掮客所发挥的作用。铁路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一体化，分布非常稀疏并且停靠站点很少。其实，铁路一开始将农村劳动者封闭起来，使他们不能与存在政治激进主义的城市中心和那里的劳动者进行定期和直接的接触。宪章运动几乎没有波及农村地区就不足为怪了。19世纪四五十年代村落的视野较之30年代的村落可能更为狭隘。然而到19世纪60年代，这种视野又开始得到拓宽。便宜的日报、全国性的互济会网络、一便士邮政制……所有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都依赖于一个全国性的铁路网络，并且逐渐有助于恢复最初被铁路切断的村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因此，全国性的农业工联主义运动有可能发展起来。(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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