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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代表此书对英美世界的社会理论的掌握就不足了。事实上，本书作者之一约阿斯对美国社会理论的掌握，即便放在美国本土都是数一数二的。约阿斯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读硕士的时候，适逢德国热衷引入美国社会学理论的风潮，其硕士论文对美国的社会角色理论进行了极为细致且全面的梳理，并在之后正式出版，成为德国当时很重要的一本介绍美国最新理论的著作。他的博士论文则进一步仔细、完整地研究了美国知名的象征互动论始祖米德（George H. Mead）的思想，出版后甚至很快就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影响甚巨。后来他对美国实用主义的研究，也是美国学界很重要的标杆（这些在本书第十九讲有充分的介绍）。此外，约阿斯至今仍长期担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定期客座教授，并曾多年担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北美社会研究所所长。这都显示出约阿斯对英美社会理论有充分的掌握，甚至本身就是领军人物。而且约阿斯还担任过国际社会学会的副会长。本书最初的原型，就是约阿斯在芝加哥大学的授课讲稿；从本书的章节安排上也可以清楚看到，本书对英美世界的社会理论的掌握同样非常充足。因此本书虽然是由德国人撰写的德文教科书，但在2009年也被翻译成英文，成为英语世界相当重要的教科书。以此而言，本书可说是“世界级”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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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本来是想自己来编写一本当代社会理论的教科书的，这本书仅是我的参考之一。但出于上述三个理由，我在阅读这本书时，发现这本书若只是当作自己的参考，太可惜了。因此决定自己把书翻译出来，以飨读者。原书出版于2004年，2011年出了修订版，加入新的前言，并有一些补充更新。这部中译本即译自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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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翻译有两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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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书原文偏向口语化，文笔通畅好读。因此我在翻译上，也要求译文必须通畅好读。但有时候，有一些专有名词或句子，放在德文里可能没问题，但翻译成中文后，无论如何就是无法一目了然。我和约阿斯讨论过，决定当出现这种情况时，要么是我请作者改写成更好懂的句子，要么是由我来改写句子，但会把改写后的句子译回德文让作者决定是否可以这样改写。因此有一些翻译，会与德文或英译都不同，因为这是我和约阿斯根据中文情况来改写的。例如第九、第十讲，原文有一个概念“Rationalitätspotential”，直译是“合理性潜能”；这个词汇对初学者来说八成会完全不明所以。因此在我和约阿斯讨论之后，它被约阿斯改写为更口语的“进行合理辩论的可能性”。或是原文有时候会用上“相对化”（Relativierung）这个词汇，虽然读者不一定会完全无法判断这个概念的意思，但中文翻译起来就是不够流畅。作者用这个词汇，其实多半是要说某个理论不再处于绝对权威的地位。因此我在翻译上，遇到这个词就不一定会按照字面译为“相对化”，而是根据文字通畅度弹性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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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书主要介绍的是英、美、德、法的社会理论，当中也有不少引文。遇到这些引文时，我很希望可以直接从原文来翻译，但可惜除了中文之外我只懂英文和德文，（至少目前还）不懂法文。所以在正文中，关于引文以及所引用的文献，如果是英文和德文，我直接从原文翻译，若有文献资料我也是直接给出原典资料。但关于法文引文或文献，如果有英译，我根据英译翻译；如果没有英译，我才根据德译翻译。文献也是以英译本信息为主。之所以以英译为优先，是因为我预设绝大多数读者多少懂些英文，但可能并不懂德文或法文。因此如果我根据英译来翻译并给出英译本信息，那么读者若有兴趣想对照英译本或进一步阅读完整文本时，能更容易找到资料。出于同样的理由，本书最后的专有名词索引，虽然主要从德文译出，但每个专有名词都同时会配上英文，以使读者能更简单地掌握；至于书末参考文献则完全以英译本为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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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专有名词索引与人名索引所列出的页码，是德文原版的页码，亦是中译版的边码。另外一些细节，例如文中提到的一些学者，在原书出版后、中译本出版前不幸过世了，那么生卒年信息也会随中译本出版而更新；这类小事就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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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第十二讲介绍吉登斯时，曾提到吉登斯作为近代知名的原创理论家，也编写了大量教科书，这是很不寻常的；有趣的是，这句话也可以用在本书作者身上。本书作者之一约阿斯也位列当代理论大师名录，除了本书第十九讲他介绍了自己的新实用主义社会理论之外，他在战争社会学与宗教社会学领域也有非常深厚的研究，出版了多本影响甚巨的著作。因此本书不是一部由外行人或并不真的进行原创理论研究的教师拼凑而成的讲义，而是由极为专业的学者所呈现出来的长期研究的智慧结晶。然而有时候这也会让本书——正如在导论里作者自己坦言的——表现出作者自己的学术偏好或立场。例如在第十一讲介绍卢曼时，就格外明显。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作者明显刻意地提到战争社会学或宗教社会学的议题。虽然这不是坏事，因为看看一位理论大师如何在自己建立的独特立场上对其他理论进行批评与提问，无疑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读者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该学习的是作者批判与提问的方式，而不是在毫无反思的情况下将作者的立场奉为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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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虽然是我自己翻译的，但在翻译的过程中却很幸运地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首先要特别感谢约阿斯教授。他除了很热情、即时地回复了我所有的问题之外，甚至还在2018年秋季邀请我到他目前任教的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为我在柏林安排了非常优渥舒适的居住与工作环境，当然也让我得以在这段时间，能时常与他碰面讨论翻译事宜。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于力平与毛衍沁两位编辑，非常包容我的翻译工作，也时常在第一时间提供协助。也感谢好友，台湾中山大学的万毓泽教授，他指出了前几讲的若干翻译问题，并提供了重要建议。最后要感谢我的四位学生，胡珊、黄心烨、王海亮、吴晓光。在刚开始与出版社联系时，胡珊帮了我很大的忙。黄心烨、王海亮、吴晓光则通读了全书的初译稿，以学生读者的身份提出了许多修正建议，并且也帮我做了不少繁琐的技术性工作。没有这些人的帮助，这本书的翻译不会如此顺利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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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在学术译作的译者前言（或后记）最后，译者都会说类似“能力有限，力有未逮之处请读者见谅；若有讹误，还请不吝指正”之类的话作为结尾。但我一直很不喜欢这种看似自谦，却其实是大实话的话。因为我总觉得，如果我能力不足，就不该做这项翻译工作。读者花钱买书，并不是为了要包容、见谅一本质量不佳的译著，更不是为了要帮忙指正书中的不足之处。所以在这最后，我宁愿说：谢谢读者购买本书，请安心阅读。希望各位读者不仅能从这本书中获得知识，而且也可以获得乐趣，或许还能进而一起参与到社会理论研究的世界中。未来有机会、有缘分，也许我们能碰面，届时也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坐下来喝杯咖啡，畅聊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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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作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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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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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二十讲 2011年修订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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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高兴得知，苏尔坎普出版社决定为我们的《社会理论二十讲》出版修订本。这意味着我们这本书在德国得到了读者们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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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版在三方面有所变动。第一，我们在一些可能会造成误解的地方，作出了更清晰的表述。第二，令人难过的是，我们书中提到的有些学者，在本书第一版出版之后过世了，因此我们对这些学者的生卒年进行了更新。第三，我们在本书最后一章新加入了不少内容，主要是补充了迈耶尔（John W. Meyer）和他的斯坦福学派（这个扩展，我们在2009年的英译本里就已经加入了）。当然，还有许多补充扩展都是可以再加入的。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书评都希望我们这本书能有新的内容或对其他理论再稍加强调一些。但对此需要慎重地考虑与评估，因此最后一章的扩展更新，我们得若干年之后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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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约阿斯、［德］克诺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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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二十讲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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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可以追溯到其中一位作者（约阿斯）所开设的课程。1985年，约阿斯最初在芝加哥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时，便开设了这门课程。在这之后，约阿斯也一直定期在教授这门课。包括1987—1990年在爱尔兰根—纽伦堡大学（Universität Erlangen-Nürnberg）任教期间，1990—2002年在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任教期间，以及中间几个学期在美国和欧洲各大学的讲学期间。本书另一位较为年轻的作者（克诺伯）在他学术生涯的各个阶段都参与了这门课程的讲授，且持续在改进这门课：在爱尔兰根时是作为学生，在柏林和纽约时是作为助理，如今则是作为汉堡社会研究所（Hamburger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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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门课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一直不断有所变动，之所以不断有所变动，除了因为这些内容当然有必要不断更新之外，也是因为我们必须回应学生的需求、回答他们的问题。而且我们也要顾及，这门课所讲到的各学者的理论思想也是不断在发展的。不过，我们相信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阶段，让我们课程里的各种构想与理论概览能够走出教室、以出版物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希望，本书可以满足社会科学相关科系学生的需求，甚至能满足非相关科系，但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读者的需求，让大家能了解大约在二战之后，“社会理论”这个领域在国际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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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助于理解，我们的行文方式维持了课堂上的口语化风格。图根哈特（Ernst Tugenhart）非常优秀的哲学著作《语言分析哲学导论》（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sprachanalytische Philosophie），以及弗兰克（Manfrd Frank）的《什么是新结构主义？》（Was ist Neostrukturalismus?），是我们这本书很重要的参考文献。跟我们的主题领域比较相近的参考文献，还有亚历山大（Jeffey Alexander）的《社会学二十讲》（Twenty Lectures: 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World War II）。我们参考亚历山大的地方，不只在于都将章节设为二十讲，还在于都将对科学理论本身的讨论当作开篇第一章。我们同意亚历山大的观点，认为可以将战后的理论发展区分为三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理论和一种（今天看来较为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所支配的时代。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那时，帕森斯的理论开始没落，分裂成百家争鸣的各种“取向”。这些取向中，有些甚至在政治—道德方面是相互攻讦的。在这个阶段，也出现了亚历山大所谓的“新理论运动”。新理论运动意指很多学者开始野心勃勃地试着综合、统整纷杂的诸多理论。新理论运动的发展部分基于各不相同的取向之上，部分则是从全新的主题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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