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69110
1702369111
从波普尔和库恩两人的“辩论”中可以得到的第二个结论则直接关系到接下来的章节。如果理论问题不是单单借由经验研究就可以解决的，如果经验研究的层次和理论研究的层次不是截然二分的，如果从上述亚历山大那个图表所清楚呈现的经验环境和形上学环境之间的连续统出发的话，那么显而易见的，社会科学中的理论工作不会像波普尔或理性选择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提出日常陈述和法则，以及对日常陈述和法则进行证伪而已。社会理论还必须关心亚历山大图表中的“一般预先假设”所指为何。从经验方面的一般化，到将哲学的、形上学的、政治的、道德的基本态度与世界联系起来的无所不包的诠释系统，这些全都涉及理论问题。任何属于社会科学世界的人，都不得不涉及所有这些层次的论证解释。只想局限在纯粹的经验理论中是不够的。［这里无须赘言的是，我们对于理论的理解方式当然也不是没有争议的，因为，如前所述，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学者也许不会把本书接下来要介绍的理论视为“理论”。若读者想直接看看关于“什么是（社会）理论”这个问题的争论的话，可以把亚历山大的著作《1945年以来的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1945）的第一章，跟德国的理性选择理论领军人物埃瑟（Hartmut Esser）的著作《社会学：一般性的基础》（Soziologie. Allgemeine Grundlagen）的第三章与第四章，好好对比一下。］
1702369112
1702369113
如果我们以广泛意义下的理论概念作为基础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论，以及理论的数量没有阻碍地任意增长，所以理论争论会一发不可收拾？答案当然是“不会”！因为，回到上述第一个结论，社会科学的诸领域已表明，虽然理论是多样的，但对于研究的基本或核心问题是什么，学者的意见还是基本一致的。对这些核心问题进行确认也是可行的。我们相信，社会科学的理论可以说是沿着三个特殊的问题而发展起来的。这三个问题分别是：“什么是行动？”“什么是社会秩序？”“什么造成了社会变迁？”所有的理论家，不论是古典的社会学理论家还是现代的社会学理论家，都在探讨这三个问题。而且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说，这三个问题当然是彼此密切相关的。人类行动从来不是纯粹偶然的，而是会形成秩序，这些秩序会随着历史而变迁。就算以下将会讨论的各个理论家的著作对于这三个问题所强调的重点不一样，可能有些对行动的兴趣大过于秩序，或对社会稳定性的兴趣多于对社会变迁的兴趣，但这些问题仍然总会彼此缠绕在一起。这些问题让人们感到特别有趣的地方在于，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几乎无可避免地会使理论家得出某些具有时代诊断意味的结论。因为，在每个理论家那里都可以发现关于社会行动、社会秩序和社会变迁的抽象概念，它们都会或隐或显地表现为他们对于当代社会现状、社会未来“发展路径”，甚至是社会过往状态的具体评估。分析这三个问题，不是单纯在装模作样或是为了理论而理论，而是引导我们进入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任务，而且也正是这个核心任务让社会科学对于广大公众来说充满知识性、乐趣和吸引力。这个任务，就是去理解、掌握现代社会的当下，以及发现即将到来的趋势。
1702369114
1702369115
我们依此来规划以下章节的结构。我们的论断是，人们可以认为现代社会理论的发展就是不断在追寻关于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这使得从20世纪30年代起兴起了持续的辩论，这场辩论从一位伟大的美国社会学家那里得到了重要的动力，且后来的理论家，不论是否明显继承他、不论赞成或反对他，到今天都还是不断与他有关。这位学者就是帕森斯。由于他的著作对于现代社会理论来说非常重要，因此我们接下来的三讲都将专门讨论他。帕森斯著作的继承与接受的历史正好很清楚地教会了我们前文所涉及和强调的一件事：从以前到现在，社会学都绝不会轻易因理论方向的不同而分崩离析。社会学，是一个通过沟通、理性的争吵、分歧的争论，不断向前推进理论发展的学科。我们将在以下十九讲为各位读者仔细呈现的整个理论图景，便是以对帕森斯思想体系不断进行的回顾为基础的。
1702369116
1702369117
我们将会为所有的读者尽可能仔细地指出，帕森斯怎么理解社会行动，怎么理解社会秩序，关于社会变迁谈到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其他一些理论方向与之分道扬镳。其中也会为各位读者简短介绍一些最重要的学者、各个理论方向的奠基者，各位读者可以大概了解这些理论方向在哪些经验研究领域发展出了特殊的长处，以及显露出哪些短处。对经验研究比较感兴趣，或是要培养对经验研究兴趣的读者来说，与经验研究领域有关的理论可能会比较有趣。而这也再次表明了我们不断反复提到的一件事，就是理论和经验研究不是确然截然二分的两件事。
1702369118
1702369119
1702369120
1702369121
1702369123
社会理论二十讲 第二讲 帕森斯与他尝试集各家大成的理论
1702369124
1702369125
读者在自己的阅读中或在课堂上，想必都已经听说过那些社会学之父或古典社会学家，像是德国的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和法国的涂尔干（Émile Durkheim, 1858—1917）。与这两位社会学的伟大人物并列的，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几乎都认为还包括同时代的德国的齐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9）和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 1855—1936）。此外美国的米德（George H. Mead, 1863—1931）、托马斯（William Isaac Thomas, 1863—1947）、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 1864—1929）也常被人们提及。现在人们还可以热热闹闹地争论，还有哪些人可以（以及哪些人没资格）名列在重要学者名单、古典社会学理论的“大师名录”上。其中，特别常被提及、引发争议讨论、为人所注意的名字，有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特别还有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这些人从狭义上来说不算社会学家，但他们的社会学思想，尤其是所建立的理论，对整个社会科学都有巨大的影响。
1702369126
1702369127
关于古典社会学家地位的争论，对于某些学者来说是个有趣的主题。但奇怪的是，大部分学者却忘记了，提出大师名录、列出古典社会学家清单这件事，到底要归在谁头上；最开始是谁在他那至今仍通用的基本排行榜当中，成就了这份大师名录。如果人们提出这个时常被忽略的问题的话，那么就绝对无法避开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的名字。正是帕森斯，在20世纪30年代，在这个对全球社会学界来说非常困顿的年代，完成了两个重要工作：把从社会学自成立以来发展得相当杂乱的理论给整合起来，以及将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树立为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构成部分。帕森斯的第一本主要著作，1937年出版的《社会行动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便在尝试着建立大师名录。而且由于他后来成就斐然，所以他这份大师名录也对社会学接下来的发展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影响。今天，不只在学涯路上前行的学生，而且也包括一些这个学科的“老手”，都相信涂尔干或韦伯的古典大师地位已经理所当然到没必要再多花时间思考他们究竟是如何获得大师地位的。是帕森斯，多亏帕森斯，就是他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通过详细的研究证成了他们的大师地位。但这本厚达800页、很难懂的书（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本书至今竟然都还没有德译本），不只是一个建立大师名录的里程碑而已。帕森斯更明显的关怀是，将古典社会学家片段零散、深受民族背景和个人背景所影响的诸多著作，汇整成渊博的社会学理论基础架构，以及在整个丰富多样的社会科学中确立起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因此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在第二讲，甚至是部分第三讲中，呈现与分析《社会行动的结构》这本从许多方面来看都很具有开拓性，但出版后一开始在美国几乎乏人问津、稍晚才被学术界“发现”的著作。
1702369128
1702369129
* * *
1702369130
1702369131
帕森斯的人生经历虽没什么特别有趣之处，但却呈现了一个典型的、非常成功的学术生涯。所以我们不会对他的传记有太多的关注（关于帕森斯的详细传记，可以参阅Charles Camic, “Introdcton: Talcott Parsons before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on”）。帕森斯于1902年12月13日出生于科罗拉多斯普林斯（Colorado Springs），在那里的一个禁欲新教徒家庭中长大。他的父亲原本是一位公理教会的牧师，后来成为科罗拉多学院的英语系教授兼主任。1917年他们举家搬至纽约，让帕森斯在那儿作好上大学的准备。他选择就读艾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一开始读生物学（这对于他中期乃至晚期的理论发展特别重要），而后他似乎选定了攻读经济学。从艾姆赫斯特学院毕业之后，1924年他获得了一笔奖学金，便离开美国前往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继续读书。在那里他跟一些著名的文化人类学代表人物有密切的接触，比如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925年帕森斯前往德国海德堡。韦伯曾在那里生活和任教了很多年，对当地知识圈有很深远的影响；1925年韦伯甫过世五年，海德堡还可以嗅到浓厚的韦伯精神气息。帕森斯在那儿非常用功，也研读了许多其他伟大的德国社会科学家的著作。1927年，他以讨论马克思、桑巴特（Werner Sombart）、韦伯等人的资本主义概念的博士论文顺利毕业。不过在毕业前他就已经先回到艾姆赫斯特学院，在1926—1927学期担任经济学领域的兼任讲师。1927年他在哈佛大学取得教职，但当时他还没有决定要在哪一个科系任教。那时他首先教的是关于德国主流经济学理论基础知识的课，这也是他博士论文的部分研究主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0年，当帕森斯对社会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他开始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该系是由俄国移民学者索罗金（Pitirim Sorokin, 1889—1986）成立的。但由于个人和学术问题上与索罗金的分歧，所以一直到1937年出版了《社会行动的结构》之后，才取得了可望获得终身教职的副教授职位。不过至少从那时候开始，帕森斯都是在社会学系发展的，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也都留在社会学环境中。他培养出很多优秀的学生，成为很有影响力的教师，并且从1950年开始也同时是一位有着巨大创作活力的学者。1951年他出版了代表著作《社会系统》，紧接着密集出版了无数专著与论文，且其中大多数有极高的理论水平。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帕森斯成为最受敬重和被公认为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甚至在苏联，他都很有影响力。但是到60年代末，他的声望就开始走下坡了。他成为猛烈攻击的对象，因为那时的学生运动和影响力很大的学术左派都认为，帕森斯的理论体系，甚至还有他的经验研究论文，基本结构都是保守的、美国中心主义的，因此他们认为必须打破帕森斯“正统的”社会学霸主地位。不消说，帕森斯和他的著作也几乎不符合政治正确。从研究帕森斯生平的文献中我们知道，他在20世纪30年代非常支持罗斯福的新政，想来他也自认为是左翼自由主义者，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帕森斯曾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密切观察。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事都影响了人们对帕森斯作品的接受意愿。虽然帕森斯晚期的学术生产力并没有减弱，但人们已经或多或少把他当作过气的学者来看待了，并且觉得帕森斯对于最新的理论学界来说已经不合时宜了。
1702369132
1702369133
1979年5月8日，帕森斯在慕尼黑巡回演讲的时候，突然于该地过世。令人惊讶的是，帕森斯原本走下坡的声望几乎在他一过世之后就出现了转折。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社会学理论，花样诸多而繁杂，当时各国都明显对此感到不满，因此想试着综合这些理论，借此克服理论纷杂的情况。对于各理论家来说，解决理论纷杂的一个好做法，就是以帕森斯的思想体系为基础来整合各式各样的理论。在美国，以及在德国，都出现了打着“新功能论”，甚至是“新帕森斯主义”的旗帜，以帕森斯为标杆、以理论综合为目标的理论运动。我们在之后（第十三讲）还会再讨论这些理论运动。在德国还有两位战后社会学的重要人物，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后也开始将他们自己的理论与帕森斯著作的核心思想交织在一起。一位是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他在1981年出版的重要著作《沟通行动理论》（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很明显涉及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另一位是卢曼（Niklas Luhmann），虽然他与帕森斯的早期著作没什么关联，但却深受其晚期著作的启发。我们之后（第九讲到第十一讲）也会仔细探讨这两位学者。关于《社会行动的结构》，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帕森斯这第一本大部头著作，一方面用了篇幅很长的章节对社会学重要人物进行诠释说明，另一方面详细解释了他如何系统性地建立理论，并且这两方面被很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因此这本著作成为新的尝试综合诸理论的发展标杆，亦即这本书将各个理论家非常不同、表面上也相互争执的诸论点，统合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宏大理论。
1702369134
1702369135
* * *
1702369136
1702369137
现在我们终于要来讨论这本已经提到很多次，且对社会学历史来说有高度影响力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了。这本书有个有点冗长的副标题：“特别涉及欧洲近代学者群体的社会理论之研究”。但这个副标题其实已经指出这本书的绝大部分是从何处得到启发的。为了详细阐述他自己的“社会理论”，帕森斯选择了一个很高明的做法，就是他在建立自己的社会理论时，声称在他之前所有重要大师的理论都会殊途同归到他的理论轴线，然后他同时也一并列出了他认为的理论大师名录。帕森斯认为，1890年到1920年之间，有四位伟大的欧洲思想家，他们彼此并不熟识，也无意朝向一个类似的理论架构，但他们的工作，尤其是他们各自的理论旨趣要点，却在根本上“汇聚到一块儿”了。这四位伟大的欧洲思想家是德国的韦伯、法国的涂尔干、英国的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以及意大利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23）。他们虽然源自不同国家的理论氛围，各自继承的知识传统也彼此略有冲突，但是在他们学术作品的发展过程中，在重要的理论问题上，却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分母。经济学家马歇尔与身兼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帕累托，他们的源头是功利主义传统，涂尔干和韦伯则分属法国的实证主义和德国的观念论；尽管如此，他们都逐渐在调整自身的理论根源，而且在彼此完全独立，亦即相互没有影响的情况下，都对（我们等下马上会解说的）功利主义提出了很类似的批判，并且也都至少开始形塑出一种“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也就是说，他们的理论“汇聚到一块儿”了。这是帕森斯的一个很强烈的断言，也是我们接下来思考的出发点。首先，重要的是，为什么帕森斯要拥护这种“汇聚命题”？先不用去管那些光看起来就让大家退避三舍的学术专有名词是什么意思，这些专有名词我们晚点再来解释。
1702369138
1702369139
这里最重要的，首先是帕森斯所声称的，他自己发现并突出了这些伟大的欧洲思想家都没有意识到的相似性与理论汇聚。于此他想做到两件事。第一，他当然声称他成功地通过了特别有趣的诠释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去看待这些至今始终被认为彼此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思想家。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了。但是对于这个汇聚命题，帕森斯想做得更多。这意味着，第二，他想要为读者证明他自己的理论基础的正确性。帕森斯赞同这四位思想家对功利主义提出的（帕森斯所谓的）批判，并且他想将这种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建设性地用来建立他自己的理论。同时他还要求以一种新的、更广泛的取向，来保留，甚至综合这些思想家一些明确的观点。也因为这四位社会科学家在彼此独立的情况下都得出了相同的研究结果（这种情况，今天在自然科学当中人们会说是一种“多重发现”的现象。但这也是因为帕森斯刻意把这四位社会科学家的思想导向他的汇聚命题），所以帕森斯认为他的理论论点如果要有说服力，那么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就是必要且不可绕过的。因为，如果在不同地方的不同脑袋都提出了对功利主义的不满，并且同时又想超越这些不满去尝试一个新的理论，那么该先对功利主义进行批判这件事就不会只是帕森斯个人的想象而已。
1702369140
1702369141
事实上，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和中欧的广阔文化框架当中，实在很难得有四位学者既有着相同的重要思想，而且这些相同的思想主轴发展过程，也都由与经验事实有关的理论系统的内在逻辑发展所引导。（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on, p.14）
1702369142
1702369143
帕森斯的野心在于，将这四位学者的重要的，但也常讲得不清不楚的思想给过滤一番，然后清楚地分析、表达出来，为社会学（也许甚至是为整个社会科学）提供一个稳固，或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固的基础。一方面，他用了篇幅很长的章节来对所提及的这四位学者进行诠释说明，然后把这些章节相互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他也详细解释了自己的理论建立工作。他同时包含这两方面的呈现方式，跟他的汇聚命题相辅相成，也因此显得很高明、很有魅力，因为他借由这些论证将自己置于早期著名的诸位学者的“肩膀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借此，帕森斯清楚指出，社会科学（或是社会学）的历史就是一种科学进化史。帕森斯也许是这么想的（读者也可以比较上述引言的结尾）：“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功利主义必然会因为人类思想的进步而遭受批判，并且人们也可以通过这些批判，尝试（尽管这个尝试是不完整的）从站不住脚的功利主义思想窠臼中逃脱出来（这正是在这四位学者那里可以观察到的）。而我，帕森斯，可以继承这些不完整的尝试，发展出一个更清楚、更确实的理论，即便这个理论未来也可能同样会改变并且将会再持续完善、改进。”
1702369144
1702369145
帕森斯在指出“社会（科）学的历史就是一种科学进化史”的同时，写下了社会科学的历史篇章，而且这个历史篇章跟自然科学获得成功的故事篇章颇为类似。社会科学，而且正好就是社会学，明显在不断进化；这种进化对于这个学科（或这些学科）的立足正当性来说有无比的重要性。事实上，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就一直想摆脱自然科学这个榜样的阴影，力抗已经在根本上完备发展且数学化的经济学，由此力图清楚描绘出社会学这个相对年轻的学科的轮廓。因此，他不是偶然地强调科学的进化。但若因此指责帕森斯，说他这种关于社会科学思想史的说法，只不过是出自他对于社会学领域的私心，或只是因为他想自吹自擂说自己是这四位理论家的思想体系的集大成者，那么这个指责是不公平的。如果帕森斯只是想追求这个目标的话，他大可选择简单得多的做法。
1702369146
1702369147
这里还值得回想一下的是，帕森斯身为美国人，却将欧洲的思想家置于他的诠释核心之中。这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帕森斯的这部著作出版的年代，欧洲的社会科学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先姑且不论1933年开始日益增加的从德国到美国的移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几乎所有知名的美国科学家都会在人生中的某个时刻到欧洲，尤其是到德国留学。但之后情况就改变了，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大降低了德国的名声。在很多美国人眼中，整个欧洲当时都深陷政治泥沼中。读者只要想想20世纪初期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崛起、1933年希特勒上台、1936年西班牙内战以及法国民族阵线政府就知道了。正因为如此，在美国人看来，几乎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要像帕森斯所建议的那样，在建立一门学科领域，以及在大学里巩固这门学科领域地位的时候，偏偏要联系（而且甚至就只联系）欧洲的思想家。但帕森斯就是这么做了。由于这些思想家的欧洲背景，帕森斯这样做其实完全无法保证有人会附和他的做法和提议。也就是说帕森斯选择了一条相当不容易的道路。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将那些欧洲思想家（尤其是涂尔干和韦伯，他在书中差不多花了最多的篇幅来描述他们）提高到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他的这个做法，让他决定性地促成这两位学者成为今天社会学大师名录上的核心角色。人们千万不能忽视一件事，就是这大师名录不只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帕森斯，因为他影响深远地让涂尔干和韦伯的作品成为美国的社会学入门书籍。而且，因为他相当有创造性地处理这些学者的思想，以及因为建立理论的方式，让美国的社会学从20世纪30年代晚期开始，在理论领域方面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并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非常高的水平。尤其不要忘了，就连在欧洲，在那个时代，涂尔干和韦伯的地位也绝对不是（很）稳固的。欧洲的社会学于20世纪之初在社会学建立者接连过世之后，是处于某种形式的停滞阶段的。那时候的欧洲社会学停滞危机，固然部分来说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纷扰，但也有一些知识圈本身的原因。然而正是帕森斯，专注在少数几位欧洲古典思想家身上，以此迫使全世界不断去思考这个学科的基础。正是帕森斯成功地造就了大师名录，也造就了先前提到的对后来社会学史的巨大影响。光就这点来说，就有非常充足的理由，让一本关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书从帕森斯开始谈起。
1702369148
1702369149
就从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所选择的呈现形式，以及他所谓的汇聚命题开始吧。我们到目前为止的阐述都还仅是在描绘帕森斯作品形式上的结构，还没有具体陈述他书中进一步的理论论点和诠释。接下来会用三个步骤，来说明先前向各位读者承诺会交代的学术专有名词。
1702369150
1702369151
* * *
1702369152
1702369153
《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很长的篇幅实际上都花在批判功利主义上。对现有思想体系的批判，这里尤指对功利主义的批判，是这本书根本的构成部分。帕森斯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前，先去驳斥这样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思想潮流，是有道理的。在他看来，在进行建构之前，必须先进行解构。
1702369154
1702369155
那么，什么是“功利主义”呢？回答这个问题有点难度，因为这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含糊不清的，而且帕森斯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常常也不是很准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弄清楚何谓功利主义，而读者这时候也因此必须先暂时跟我们转到哲学史领域去。
1702369156
1702369157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这个词汇是从拉丁文utilitas（功利、效益）衍生来的，首先意指在18世纪末、19世纪起源于英国哲学的一股思潮。这个哲学思潮与一个人名是分不开的：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边沁根据人类行动理论和道德理论，提出了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他的出发点是，人类行动服从于“痛苦与愉悦”的制约。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行动，是因为人们总会试图避免痛苦的状态并获得愉悦。换句话说，人行动是因为想要得到效益。边沁由此推导出一个伦理原则，认为人类行动的道德质量，乃根据这个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行动所涉及的人或为社会带来最大的幸福、最大量的效益而定。这里所简要描述的边沁的基本观念，对英国和北美的思想史有极大的影响，并在那儿拥有很多将这个观念介绍给广大公众的优秀后继者与诠释者。其中一位优秀的后继者和诠释者，是密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他在1863年一篇题为《功利主义》的文章中整合了边沁的论点，同时也对这些论点作了一些修正。这里也许可以引述一段密尔自己的话，让读者能更好地了解功利主义者的思想世界。读者可以尤其注意一下这段引述中着重标出的、和行动理论有关的内容：
1702369158
1702369159
把效益或最大幸福原则当作道德基础的信条，认为行动的对或错，与行动是否增加幸福，或产生不幸成正比。幸福意指愉悦、没有痛苦；不幸福，意指痛苦、没有愉悦。要清楚给出一个由这个理论所设立的道德标准，需要说的事还很多；尤其还必须说明，痛苦和愉悦的概念中包括了什么，以及这个理论在多大程度上留下了一个开放的问题。但是这些还需要补充说明的解释不影响这个作为道德理论基础的生命理论，即唯有愉悦，以及免于痛苦的自由，才是值得作为目的的事。（Mill, Utilitarianism, p.118；着重处为约阿斯与克诺伯所加）
[
上一页 ]
[ :1.7023691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