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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33 1979年5月8日，帕森斯在慕尼黑巡回演讲的时候，突然于该地过世。令人惊讶的是，帕森斯原本走下坡的声望几乎在他一过世之后就出现了转折。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社会学理论，花样诸多而繁杂，当时各国都明显对此感到不满，因此想试着综合这些理论，借此克服理论纷杂的情况。对于各理论家来说，解决理论纷杂的一个好做法，就是以帕森斯的思想体系为基础来整合各式各样的理论。在美国，以及在德国，都出现了打着“新功能论”，甚至是“新帕森斯主义”的旗帜，以帕森斯为标杆、以理论综合为目标的理论运动。我们在之后（第十三讲）还会再讨论这些理论运动。在德国还有两位战后社会学的重要人物，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后也开始将他们自己的理论与帕森斯著作的核心思想交织在一起。一位是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他在1981年出版的重要著作《沟通行动理论》（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很明显涉及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另一位是卢曼（Niklas Luhmann），虽然他与帕森斯的早期著作没什么关联，但却深受其晚期著作的启发。我们之后（第九讲到第十一讲）也会仔细探讨这两位学者。关于《社会行动的结构》，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帕森斯这第一本大部头著作，一方面用了篇幅很长的章节对社会学重要人物进行诠释说明，另一方面详细解释了他如何系统性地建立理论，并且这两方面被很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因此这本著作成为新的尝试综合诸理论的发展标杆，亦即这本书将各个理论家非常不同、表面上也相互争执的诸论点，统合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宏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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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37 现在我们终于要来讨论这本已经提到很多次，且对社会学历史来说有高度影响力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了。这本书有个有点冗长的副标题：“特别涉及欧洲近代学者群体的社会理论之研究”。但这个副标题其实已经指出这本书的绝大部分是从何处得到启发的。为了详细阐述他自己的“社会理论”，帕森斯选择了一个很高明的做法，就是他在建立自己的社会理论时，声称在他之前所有重要大师的理论都会殊途同归到他的理论轴线，然后他同时也一并列出了他认为的理论大师名录。帕森斯认为，1890年到1920年之间，有四位伟大的欧洲思想家，他们彼此并不熟识，也无意朝向一个类似的理论架构，但他们的工作，尤其是他们各自的理论旨趣要点，却在根本上“汇聚到一块儿”了。这四位伟大的欧洲思想家是德国的韦伯、法国的涂尔干、英国的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以及意大利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23）。他们虽然源自不同国家的理论氛围，各自继承的知识传统也彼此略有冲突，但是在他们学术作品的发展过程中，在重要的理论问题上，却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分母。经济学家马歇尔与身兼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帕累托，他们的源头是功利主义传统，涂尔干和韦伯则分属法国的实证主义和德国的观念论；尽管如此，他们都逐渐在调整自身的理论根源，而且在彼此完全独立，亦即相互没有影响的情况下，都对（我们等下马上会解说的）功利主义提出了很类似的批判，并且也都至少开始形塑出一种“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也就是说，他们的理论“汇聚到一块儿”了。这是帕森斯的一个很强烈的断言，也是我们接下来思考的出发点。首先，重要的是，为什么帕森斯要拥护这种“汇聚命题”？先不用去管那些光看起来就让大家退避三舍的学术专有名词是什么意思，这些专有名词我们晚点再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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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39 这里最重要的，首先是帕森斯所声称的，他自己发现并突出了这些伟大的欧洲思想家都没有意识到的相似性与理论汇聚。于此他想做到两件事。第一，他当然声称他成功地通过了特别有趣的诠释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去看待这些至今始终被认为彼此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思想家。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了。但是对于这个汇聚命题，帕森斯想做得更多。这意味着，第二，他想要为读者证明他自己的理论基础的正确性。帕森斯赞同这四位思想家对功利主义提出的（帕森斯所谓的）批判，并且他想将这种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建设性地用来建立他自己的理论。同时他还要求以一种新的、更广泛的取向，来保留，甚至综合这些思想家一些明确的观点。也因为这四位社会科学家在彼此独立的情况下都得出了相同的研究结果（这种情况，今天在自然科学当中人们会说是一种“多重发现”的现象。但这也是因为帕森斯刻意把这四位社会科学家的思想导向他的汇聚命题），所以帕森斯认为他的理论论点如果要有说服力，那么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就是必要且不可绕过的。因为，如果在不同地方的不同脑袋都提出了对功利主义的不满，并且同时又想超越这些不满去尝试一个新的理论，那么该先对功利主义进行批判这件事就不会只是帕森斯个人的想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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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41 事实上，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和中欧的广阔文化框架当中，实在很难得有四位学者既有着相同的重要思想，而且这些相同的思想主轴发展过程，也都由与经验事实有关的理论系统的内在逻辑发展所引导。（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on,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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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43 帕森斯的野心在于，将这四位学者的重要的，但也常讲得不清不楚的思想给过滤一番，然后清楚地分析、表达出来，为社会学（也许甚至是为整个社会科学）提供一个稳固，或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固的基础。一方面，他用了篇幅很长的章节来对所提及的这四位学者进行诠释说明，然后把这些章节相互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他也详细解释了自己的理论建立工作。他同时包含这两方面的呈现方式，跟他的汇聚命题相辅相成，也因此显得很高明、很有魅力，因为他借由这些论证将自己置于早期著名的诸位学者的“肩膀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借此，帕森斯清楚指出，社会科学（或是社会学）的历史就是一种科学进化史。帕森斯也许是这么想的（读者也可以比较上述引言的结尾）：“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功利主义必然会因为人类思想的进步而遭受批判，并且人们也可以通过这些批判，尝试（尽管这个尝试是不完整的）从站不住脚的功利主义思想窠臼中逃脱出来（这正是在这四位学者那里可以观察到的）。而我，帕森斯，可以继承这些不完整的尝试，发展出一个更清楚、更确实的理论，即便这个理论未来也可能同样会改变并且将会再持续完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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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45 帕森斯在指出“社会（科）学的历史就是一种科学进化史”的同时，写下了社会科学的历史篇章，而且这个历史篇章跟自然科学获得成功的故事篇章颇为类似。社会科学，而且正好就是社会学，明显在不断进化；这种进化对于这个学科（或这些学科）的立足正当性来说有无比的重要性。事实上，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就一直想摆脱自然科学这个榜样的阴影，力抗已经在根本上完备发展且数学化的经济学，由此力图清楚描绘出社会学这个相对年轻的学科的轮廓。因此，他不是偶然地强调科学的进化。但若因此指责帕森斯，说他这种关于社会科学思想史的说法，只不过是出自他对于社会学领域的私心，或只是因为他想自吹自擂说自己是这四位理论家的思想体系的集大成者，那么这个指责是不公平的。如果帕森斯只是想追求这个目标的话，他大可选择简单得多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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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47 这里还值得回想一下的是，帕森斯身为美国人，却将欧洲的思想家置于他的诠释核心之中。这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帕森斯的这部著作出版的年代，欧洲的社会科学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先姑且不论1933年开始日益增加的从德国到美国的移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几乎所有知名的美国科学家都会在人生中的某个时刻到欧洲，尤其是到德国留学。但之后情况就改变了，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大降低了德国的名声。在很多美国人眼中，整个欧洲当时都深陷政治泥沼中。读者只要想想20世纪初期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崛起、1933年希特勒上台、1936年西班牙内战以及法国民族阵线政府就知道了。正因为如此，在美国人看来，几乎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要像帕森斯所建议的那样，在建立一门学科领域，以及在大学里巩固这门学科领域地位的时候，偏偏要联系（而且甚至就只联系）欧洲的思想家。但帕森斯就是这么做了。由于这些思想家的欧洲背景，帕森斯这样做其实完全无法保证有人会附和他的做法和提议。也就是说帕森斯选择了一条相当不容易的道路。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将那些欧洲思想家（尤其是涂尔干和韦伯，他在书中差不多花了最多的篇幅来描述他们）提高到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他的这个做法，让他决定性地促成这两位学者成为今天社会学大师名录上的核心角色。人们千万不能忽视一件事，就是这大师名录不只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帕森斯，因为他影响深远地让涂尔干和韦伯的作品成为美国的社会学入门书籍。而且，因为他相当有创造性地处理这些学者的思想，以及因为建立理论的方式，让美国的社会学从20世纪30年代晚期开始，在理论领域方面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并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非常高的水平。尤其不要忘了，就连在欧洲，在那个时代，涂尔干和韦伯的地位也绝对不是（很）稳固的。欧洲的社会学于20世纪之初在社会学建立者接连过世之后，是处于某种形式的停滞阶段的。那时候的欧洲社会学停滞危机，固然部分来说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纷扰，但也有一些知识圈本身的原因。然而正是帕森斯，专注在少数几位欧洲古典思想家身上，以此迫使全世界不断去思考这个学科的基础。正是帕森斯成功地造就了大师名录，也造就了先前提到的对后来社会学史的巨大影响。光就这点来说，就有非常充足的理由，让一本关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书从帕森斯开始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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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49 就从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所选择的呈现形式，以及他所谓的汇聚命题开始吧。我们到目前为止的阐述都还仅是在描绘帕森斯作品形式上的结构，还没有具体陈述他书中进一步的理论论点和诠释。接下来会用三个步骤，来说明先前向各位读者承诺会交代的学术专有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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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53 《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很长的篇幅实际上都花在批判功利主义上。对现有思想体系的批判，这里尤指对功利主义的批判，是这本书根本的构成部分。帕森斯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前，先去驳斥这样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思想潮流，是有道理的。在他看来，在进行建构之前，必须先进行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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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55 那么，什么是“功利主义”呢？回答这个问题有点难度，因为这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含糊不清的，而且帕森斯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常常也不是很准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弄清楚何谓功利主义，而读者这时候也因此必须先暂时跟我们转到哲学史领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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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57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这个词汇是从拉丁文utilitas（功利、效益）衍生来的，首先意指在18世纪末、19世纪起源于英国哲学的一股思潮。这个哲学思潮与一个人名是分不开的：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边沁根据人类行动理论和道德理论，提出了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他的出发点是，人类行动服从于“痛苦与愉悦”的制约。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行动，是因为人们总会试图避免痛苦的状态并获得愉悦。换句话说，人行动是因为想要得到效益。边沁由此推导出一个伦理原则，认为人类行动的道德质量，乃根据这个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行动所涉及的人或为社会带来最大的幸福、最大量的效益而定。这里所简要描述的边沁的基本观念，对英国和北美的思想史有极大的影响，并在那儿拥有很多将这个观念介绍给广大公众的优秀后继者与诠释者。其中一位优秀的后继者和诠释者，是密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他在1863年一篇题为《功利主义》的文章中整合了边沁的论点，同时也对这些论点作了一些修正。这里也许可以引述一段密尔自己的话，让读者能更好地了解功利主义者的思想世界。读者可以尤其注意一下这段引述中着重标出的、和行动理论有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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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59 把效益或最大幸福原则当作道德基础的信条，认为行动的对或错，与行动是否增加幸福，或产生不幸成正比。幸福意指愉悦、没有痛苦；不幸福，意指痛苦、没有愉悦。要清楚给出一个由这个理论所设立的道德标准，需要说的事还很多；尤其还必须说明，痛苦和愉悦的概念中包括了什么，以及这个理论在多大程度上留下了一个开放的问题。但是这些还需要补充说明的解释不影响这个作为道德理论基础的生命理论，即唯有愉悦，以及免于痛苦的自由，才是值得作为目的的事。（Mill, Utilitarianism, p.118；着重处为约阿斯与克诺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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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61 密尔跟边沁一样，都将人类行动定义为功利导向的，并根据趋吉避凶原则来进行评估。而帕森斯猛烈批判的，就是功利主义这样一种行动理论的观点。至于批判的原因，我们还会再多说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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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63 在进行实质的批判之前，帕森斯先让我们注意到，不是只有像边沁和密尔那样被人们认为是功利主义者，或自称为功利主义者的人，才认为人类行动是功利导向的。帕森斯认为，最晚在19、20世纪时，对于人类行动的功利主义式见解，也完全成为某个学科领域（其实就是指经济学）的特征。从经济学的发展史就可以看出，因为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像是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32）、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显然都深受诸多功利主义思想家（部分是仅受到某个个别功利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不过帕森斯没有再对此讨论下去，而是直接声称，早在边沁和密尔之前，功利主义的论点就已经是英国政治哲学中很重要的核心论点了。他特别认为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就是典型的这样一位思想家，而且帕森斯也很详细地深入探讨了霍布斯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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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65 帕森斯对功利主义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把“功利主义”的概念想得太宽泛了，哲学史中的许多不同流派都被他挂在同一个“功利主义”的牌子下。但他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一些很重要的段落，人们必须将之看成是在对思想根源进行思想史的分析。帕森斯让大家注意到，在早期基督教时代就蕴含他所谓“功利导向的”（或曰“个人主义的”或“原子式的”）先驱思想了，只是这些先驱思想的特质在中世纪的天主教里被修饰得没那么显著。到了宗教改革时期，人们不太强调个人自由，而是强调个人目的的自由，这时功利主义才又激进了起来（参阅Parson,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pp.51ff.）。帕森斯认为可以于此找到功利主义思想真正的开端。功利主义是非常片面的思想。功利主义首先感兴趣的是行动者要使用哪一种手段才能最有效率地达到行动目的。有效率地获得利益，是最重要的事。这个思想传统和同样在近代之初形成的现代经验科学常常有着几乎是密不可分的联结关系。科学理性实验几乎可以被视为一种功利导向的行动。反过来说，从功利主义出发的行动，才是唯一真正理性的行动，或甚至可以说以功利主义的角度来思考的行动才叫作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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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67 唯有当行动在能利用的各种手段里头，使用对于理性来说是可理解的，且由实证经验科学所证实的、本质上来说最合适的手段，在情境条件当中追求可能的目的，这种行动才是理性行动。（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on,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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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69 以此而言，帕森斯可以论证说功利主义是（用一个本书到现在暂时还没有进一步解释的专有名词、生词来说）“实证主义”的从属流派或分支流派。帕森斯认为，实证主义思潮可说是法国启蒙和法国哲学的标志。而从实证主义的观点来看，“实证的”科学，亦即受过自然科学方法训练的思想，是行动者唯一能贴近现实的理性之路（参阅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on, pp.60ff.，亦可参阅本书第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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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71 到现在我们谈到了帕森斯的概念，他对功利主义的理解，以及他想要，且将要阐明的错综复杂的诸理论。处于他的阐明中最核心位置的，是霍布斯，就是那位近代早期的政治哲学家，那位帕森斯认为从功利主义的思想出发最明确提出行动理论的前提，并且尤其系统性地彻底讨论了其后果的政治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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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73 在霍布斯的主要著作《利维坦》（Leviathan, 1651）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实验，帕森斯对这个思想实验非常感兴趣。霍布斯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人类在“自然状态”下进行行动，亦即在没有外在规则、限制、法规等等的情况下进行行动，而且还是以符合功利主义的想象的方式、功利导向地进行行动，把愉悦提升到最高、避免痛苦的话，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当人类这样行动，而且还是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行动的话，会发生什么事？（资源稀缺是一个还挺合乎情理的情况，因为大概只有在天堂才会有源源不绝的资源，否则到处都会见到争夺资源的情形。）霍布斯很有说服力的答案是，在这种情况下，“暴力与欺诈”必然会盛行，所有人都会施行暴力行动与欺诈行动。因为人们在争夺稀缺资源的过程中，可以毫无规则限制地追求自己的直接利益、效用。其他人要么被逼迫当作用以满足某些人的需求与愉悦的工具，甚至被某些人用暴力奴役，要么被某些人有意地欺骗、或在交易商品的时候被蒙骗等等。这种“自然状态”的结果，就导致了人类日常生活充满了暴力，充满了不安全、不安定的感觉，甚至充满了死亡的恐惧。就连对财产的享用，也都会成问题，因为财产拥有者随时都可能又被其他人击溃，这使得所有事情都充满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一个所有人都能不受阻拦地为了自我利益而行事的情况下，是不会有信任可言的。在“自然状态”中，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是人类纯粹功利导向的行动必然产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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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75 如果真的像霍布斯在他的自然状态的思想实验中所呈现的那样，人类是如此功利导向地行动的话，那么这种混乱不堪、争斗动乱的情况，这种难以安稳自持的状态，最后就只会有一种解决方式，也就是（至少霍布斯是这么认为的）所有人会服从一个单一意志。具体来说，就是所有人会服从单一统治者或国家的权威，让这个权威平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建立这个统治者或国家的权力垄断地位，以此强力造就出和平。霍布斯的出发点是，人们在由争斗动乱的自然状态所造成的充满恐惧与难以安稳自持的情境中，会知道只有每个人将自己目前的权力让渡给国家，这种情境才会有所改善。霍布斯将这种国家称为“利维坦”，一个源自旧约圣经所提到的强大海中巨兽的名字，亦是霍布斯这本名著的书名。这个奇特的名字也显示出霍布斯在面对自己提出的“解决方案建议”，亦即臣服于“利维坦”的统治时，是带着矛盾情愫的。因为这个庞然巨兽虽然可以带来和平，但其代价是造成国家顶端统治者和所有其他人之间内在的（政治）不平等。但霍布斯认为，唯有国家才能让人类脱离混乱状态、达到社会状态，而只有在社会状态中，人类才可以真正在和平状态中享受劳动成果、享受私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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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77 现在人们可以进行一个思想史的研究，探讨到底为什么霍布斯会用这样一种思想实验，为什么会描述“自然状态”而不是其他东西，以及为什么会引入利维坦这种思想主体。这本书其实是在一个暴乱的、充满政治扭曲与社会扭曲的时代写成的，那是血腥的（与教派有关的）英国内战时代。有些人也尝试根据当时英国从农业经济结构开始转变成资本主义的背景，将霍布斯的作品和当时英国新形成的社会结构相关联。霍布斯在描绘他的思想实验时，可能是很具体地在思考他那个时代的英国。以此而言可想而知的是，他相信唯有一个“庞然巨兽”才能压制英国内战的日常暴力情境，以及（这也是这个思想实验的另外一个意涵）早期资本主义的巨大后果。也就是说，他认为一个全能的、专制的国家，对那个时代的问题来说正是解决之道。霍布斯的“解决之道”当然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另一个与此相关而被提及的解决策略，来自经济学。约翰·洛克（John Lock, 1632—1704）和亚当·斯密这两位是在英国特别酝酿了经济科学，并帮助经济科学在英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思想家，他们认为人类的功利导向行动如果“转移到”商品交换行动的领域，可以是无害的。洛克和斯密认为，虽然在市场中，每个参与者仅仅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是市场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其中所有人的交易行动是互利的。“易货贸易”是一种恰当的功利导向活动。借着这种活动，所有参与者都可以获利，也因此持续性的社会秩序，并且正是市场秩序，才得以成为可能。应该要保障市场社会的广泛施行，甚至应该保障社会关系最广泛的市场化，好让功利计算从原本彼此冲突、基于狂热与毫无节制的欲望，最后产生负面效果的情况，“转移到”对理性的市场利益的追求，并且是以相应的和谐协调的方式来追求理性的市场利益。人们可以把这种秩序观念用以下等式来描述：越多市场，就会越少狂热与战争、越多理性的利益追求、越多和平和谐、越多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很有利的交换（对此可以参考以下著作：Albert Hirsch,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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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79 但是帕森斯根本无意进行思想史的阐述。帕森斯感兴趣的是上述论点的内在逻辑。帕森斯反对洛克和斯密的与市场交易有关的秩序形成的观点，认为他们的观点在没有根据的、“形上学”的假设基础上，以为市场参与者的利益都是一样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显然都认为，市场参与者可以将他们的目的毫无问题地彼此协调好，并且将这些目的整合成对双方都有利的情况。姑且不论这个假设是否正确（帕森斯是驳斥这种假设的），帕森斯认为，经济学的这种假设逃避了霍布斯置于核心而凸显出来的秩序形成问题，也就是利益实际上无法彼此协调好的前提情况（参阅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on, pp.97ff.）。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解决模式，由于毫无根据的形上学假设而未能彻底思考霍布斯所抛出的问题。所以难怪帕森斯会特别聚焦在一开始霍布斯所进行的思想实验。帕森斯的问题，也是帕森斯所谓的“霍布斯式的问题”或“秩序问题”是：普遍以功利为导向的行动，究竟如何能够造就秩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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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81 帕森斯并不否认国家或市场实际上会促成秩序。他的见解是，社会秩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秩序已然存在，并非真的是一个谜样的现象。因为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体验到无数的社会规律，甚至若没有国家或市场的影响，这些规律也还是会实现。读者可以想想，在家庭中或朋友圈中日复一日的互动是多么的千篇一律，甚至有些人会认为单调无聊，这使得人们相对来说会确信，明天这些活动也还会这样或那样类似地进行下去。对于帕森斯而言，否认社会秩序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不应该像许多二手文献所说的那样，以为帕森斯把社会秩序问题看成是经验问题，然后说他想提出一个由霍布斯（的“专制主义”）或洛克（的“自由主义”）所考虑的解决方案。之所以会有这种误解，是因为人们错误解释了帕森斯的论点的真正特征。如帕森斯自己所说的，他更多是对“稳定的秩序可以在人类纯粹功利导向行动的条件下（总是以秩序的形式）存在”这件事提出质疑。帕森斯在这里使用了一个“超验的”论点［这也让人想起了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康德曾深思，什么样的必要条件，可以让物理学成功地如它现在运作的方式那样运作。康德没有做实验，也没有为物理学的理论体系添加新的说法，他所尝试的只是去阐明就认知主体方面而言，自然科学研究根本上得以可能的条件（他将之称为“超验的”条件）。跟康德一样，帕森斯要问的是在许许多多进行行动的个人之间，需要有什么条件才会让社会秩序得以可能出现。在这种思考超验条件的框架下，他试着指出，所有将人类功利导向行动视为前提的学者，都无法解释“规范性的”社会秩序的存在，因为规范性的社会秩序无法通过让他人臣服的统治（如霍布斯所说的）、也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如洛克和斯密所认为的）而形成。再者，就算是通过暴力和市场而来的秩序，也已经立基于一些将功利导向行动视为前提的思维模式所无法掌握的要素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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