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69153 《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很长的篇幅实际上都花在批判功利主义上。对现有思想体系的批判，这里尤指对功利主义的批判，是这本书根本的构成部分。帕森斯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前，先去驳斥这样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思想潮流，是有道理的。在他看来，在进行建构之前，必须先进行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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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55 那么，什么是“功利主义”呢？回答这个问题有点难度，因为这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含糊不清的，而且帕森斯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常常也不是很准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弄清楚何谓功利主义，而读者这时候也因此必须先暂时跟我们转到哲学史领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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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57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这个词汇是从拉丁文utilitas（功利、效益）衍生来的，首先意指在18世纪末、19世纪起源于英国哲学的一股思潮。这个哲学思潮与一个人名是分不开的：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边沁根据人类行动理论和道德理论，提出了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他的出发点是，人类行动服从于“痛苦与愉悦”的制约。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行动，是因为人们总会试图避免痛苦的状态并获得愉悦。换句话说，人行动是因为想要得到效益。边沁由此推导出一个伦理原则，认为人类行动的道德质量，乃根据这个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行动所涉及的人或为社会带来最大的幸福、最大量的效益而定。这里所简要描述的边沁的基本观念，对英国和北美的思想史有极大的影响，并在那儿拥有很多将这个观念介绍给广大公众的优秀后继者与诠释者。其中一位优秀的后继者和诠释者，是密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他在1863年一篇题为《功利主义》的文章中整合了边沁的论点，同时也对这些论点作了一些修正。这里也许可以引述一段密尔自己的话，让读者能更好地了解功利主义者的思想世界。读者可以尤其注意一下这段引述中着重标出的、和行动理论有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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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59 把效益或最大幸福原则当作道德基础的信条，认为行动的对或错，与行动是否增加幸福，或产生不幸成正比。幸福意指愉悦、没有痛苦；不幸福，意指痛苦、没有愉悦。要清楚给出一个由这个理论所设立的道德标准，需要说的事还很多；尤其还必须说明，痛苦和愉悦的概念中包括了什么，以及这个理论在多大程度上留下了一个开放的问题。但是这些还需要补充说明的解释不影响这个作为道德理论基础的生命理论，即唯有愉悦，以及免于痛苦的自由，才是值得作为目的的事。（Mill, Utilitarianism, p.118；着重处为约阿斯与克诺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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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61 密尔跟边沁一样，都将人类行动定义为功利导向的，并根据趋吉避凶原则来进行评估。而帕森斯猛烈批判的，就是功利主义这样一种行动理论的观点。至于批判的原因，我们还会再多说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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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63 在进行实质的批判之前，帕森斯先让我们注意到，不是只有像边沁和密尔那样被人们认为是功利主义者，或自称为功利主义者的人，才认为人类行动是功利导向的。帕森斯认为，最晚在19、20世纪时，对于人类行动的功利主义式见解，也完全成为某个学科领域（其实就是指经济学）的特征。从经济学的发展史就可以看出，因为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像是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32）、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显然都深受诸多功利主义思想家（部分是仅受到某个个别功利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不过帕森斯没有再对此讨论下去，而是直接声称，早在边沁和密尔之前，功利主义的论点就已经是英国政治哲学中很重要的核心论点了。他特别认为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就是典型的这样一位思想家，而且帕森斯也很详细地深入探讨了霍布斯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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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65 帕森斯对功利主义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把“功利主义”的概念想得太宽泛了，哲学史中的许多不同流派都被他挂在同一个“功利主义”的牌子下。但他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一些很重要的段落，人们必须将之看成是在对思想根源进行思想史的分析。帕森斯让大家注意到，在早期基督教时代就蕴含他所谓“功利导向的”（或曰“个人主义的”或“原子式的”）先驱思想了，只是这些先驱思想的特质在中世纪的天主教里被修饰得没那么显著。到了宗教改革时期，人们不太强调个人自由，而是强调个人目的的自由，这时功利主义才又激进了起来（参阅Parson,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pp.51ff.）。帕森斯认为可以于此找到功利主义思想真正的开端。功利主义是非常片面的思想。功利主义首先感兴趣的是行动者要使用哪一种手段才能最有效率地达到行动目的。有效率地获得利益，是最重要的事。这个思想传统和同样在近代之初形成的现代经验科学常常有着几乎是密不可分的联结关系。科学理性实验几乎可以被视为一种功利导向的行动。反过来说，从功利主义出发的行动，才是唯一真正理性的行动，或甚至可以说以功利主义的角度来思考的行动才叫作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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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67 唯有当行动在能利用的各种手段里头，使用对于理性来说是可理解的，且由实证经验科学所证实的、本质上来说最合适的手段，在情境条件当中追求可能的目的，这种行动才是理性行动。（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on,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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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69 以此而言，帕森斯可以论证说功利主义是（用一个本书到现在暂时还没有进一步解释的专有名词、生词来说）“实证主义”的从属流派或分支流派。帕森斯认为，实证主义思潮可说是法国启蒙和法国哲学的标志。而从实证主义的观点来看，“实证的”科学，亦即受过自然科学方法训练的思想，是行动者唯一能贴近现实的理性之路（参阅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on, pp.60ff.，亦可参阅本书第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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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71 到现在我们谈到了帕森斯的概念，他对功利主义的理解，以及他想要，且将要阐明的错综复杂的诸理论。处于他的阐明中最核心位置的，是霍布斯，就是那位近代早期的政治哲学家，那位帕森斯认为从功利主义的思想出发最明确提出行动理论的前提，并且尤其系统性地彻底讨论了其后果的政治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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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73 在霍布斯的主要著作《利维坦》（Leviathan, 1651）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实验，帕森斯对这个思想实验非常感兴趣。霍布斯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人类在“自然状态”下进行行动，亦即在没有外在规则、限制、法规等等的情况下进行行动，而且还是以符合功利主义的想象的方式、功利导向地进行行动，把愉悦提升到最高、避免痛苦的话，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当人类这样行动，而且还是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行动的话，会发生什么事？（资源稀缺是一个还挺合乎情理的情况，因为大概只有在天堂才会有源源不绝的资源，否则到处都会见到争夺资源的情形。）霍布斯很有说服力的答案是，在这种情况下，“暴力与欺诈”必然会盛行，所有人都会施行暴力行动与欺诈行动。因为人们在争夺稀缺资源的过程中，可以毫无规则限制地追求自己的直接利益、效用。其他人要么被逼迫当作用以满足某些人的需求与愉悦的工具，甚至被某些人用暴力奴役，要么被某些人有意地欺骗、或在交易商品的时候被蒙骗等等。这种“自然状态”的结果，就导致了人类日常生活充满了暴力，充满了不安全、不安定的感觉，甚至充满了死亡的恐惧。就连对财产的享用，也都会成问题，因为财产拥有者随时都可能又被其他人击溃，这使得所有事情都充满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一个所有人都能不受阻拦地为了自我利益而行事的情况下，是不会有信任可言的。在“自然状态”中，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是人类纯粹功利导向的行动必然产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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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75 如果真的像霍布斯在他的自然状态的思想实验中所呈现的那样，人类是如此功利导向地行动的话，那么这种混乱不堪、争斗动乱的情况，这种难以安稳自持的状态，最后就只会有一种解决方式，也就是（至少霍布斯是这么认为的）所有人会服从一个单一意志。具体来说，就是所有人会服从单一统治者或国家的权威，让这个权威平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建立这个统治者或国家的权力垄断地位，以此强力造就出和平。霍布斯的出发点是，人们在由争斗动乱的自然状态所造成的充满恐惧与难以安稳自持的情境中，会知道只有每个人将自己目前的权力让渡给国家，这种情境才会有所改善。霍布斯将这种国家称为“利维坦”，一个源自旧约圣经所提到的强大海中巨兽的名字，亦是霍布斯这本名著的书名。这个奇特的名字也显示出霍布斯在面对自己提出的“解决方案建议”，亦即臣服于“利维坦”的统治时，是带着矛盾情愫的。因为这个庞然巨兽虽然可以带来和平，但其代价是造成国家顶端统治者和所有其他人之间内在的（政治）不平等。但霍布斯认为，唯有国家才能让人类脱离混乱状态、达到社会状态，而只有在社会状态中，人类才可以真正在和平状态中享受劳动成果、享受私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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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77 现在人们可以进行一个思想史的研究，探讨到底为什么霍布斯会用这样一种思想实验，为什么会描述“自然状态”而不是其他东西，以及为什么会引入利维坦这种思想主体。这本书其实是在一个暴乱的、充满政治扭曲与社会扭曲的时代写成的，那是血腥的（与教派有关的）英国内战时代。有些人也尝试根据当时英国从农业经济结构开始转变成资本主义的背景，将霍布斯的作品和当时英国新形成的社会结构相关联。霍布斯在描绘他的思想实验时，可能是很具体地在思考他那个时代的英国。以此而言可想而知的是，他相信唯有一个“庞然巨兽”才能压制英国内战的日常暴力情境，以及（这也是这个思想实验的另外一个意涵）早期资本主义的巨大后果。也就是说，他认为一个全能的、专制的国家，对那个时代的问题来说正是解决之道。霍布斯的“解决之道”当然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另一个与此相关而被提及的解决策略，来自经济学。约翰·洛克（John Lock, 1632—1704）和亚当·斯密这两位是在英国特别酝酿了经济科学，并帮助经济科学在英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思想家，他们认为人类的功利导向行动如果“转移到”商品交换行动的领域，可以是无害的。洛克和斯密认为，虽然在市场中，每个参与者仅仅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是市场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其中所有人的交易行动是互利的。“易货贸易”是一种恰当的功利导向活动。借着这种活动，所有参与者都可以获利，也因此持续性的社会秩序，并且正是市场秩序，才得以成为可能。应该要保障市场社会的广泛施行，甚至应该保障社会关系最广泛的市场化，好让功利计算从原本彼此冲突、基于狂热与毫无节制的欲望，最后产生负面效果的情况，“转移到”对理性的市场利益的追求，并且是以相应的和谐协调的方式来追求理性的市场利益。人们可以把这种秩序观念用以下等式来描述：越多市场，就会越少狂热与战争、越多理性的利益追求、越多和平和谐、越多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很有利的交换（对此可以参考以下著作：Albert Hirsch,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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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79 但是帕森斯根本无意进行思想史的阐述。帕森斯感兴趣的是上述论点的内在逻辑。帕森斯反对洛克和斯密的与市场交易有关的秩序形成的观点，认为他们的观点在没有根据的、“形上学”的假设基础上，以为市场参与者的利益都是一样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显然都认为，市场参与者可以将他们的目的毫无问题地彼此协调好，并且将这些目的整合成对双方都有利的情况。姑且不论这个假设是否正确（帕森斯是驳斥这种假设的），帕森斯认为，经济学的这种假设逃避了霍布斯置于核心而凸显出来的秩序形成问题，也就是利益实际上无法彼此协调好的前提情况（参阅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on, pp.97ff.）。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解决模式，由于毫无根据的形上学假设而未能彻底思考霍布斯所抛出的问题。所以难怪帕森斯会特别聚焦在一开始霍布斯所进行的思想实验。帕森斯的问题，也是帕森斯所谓的“霍布斯式的问题”或“秩序问题”是：普遍以功利为导向的行动，究竟如何能够造就秩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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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81 帕森斯并不否认国家或市场实际上会促成秩序。他的见解是，社会秩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秩序已然存在，并非真的是一个谜样的现象。因为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体验到无数的社会规律，甚至若没有国家或市场的影响，这些规律也还是会实现。读者可以想想，在家庭中或朋友圈中日复一日的互动是多么的千篇一律，甚至有些人会认为单调无聊，这使得人们相对来说会确信，明天这些活动也还会这样或那样类似地进行下去。对于帕森斯而言，否认社会秩序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不应该像许多二手文献所说的那样，以为帕森斯把社会秩序问题看成是经验问题，然后说他想提出一个由霍布斯（的“专制主义”）或洛克（的“自由主义”）所考虑的解决方案。之所以会有这种误解，是因为人们错误解释了帕森斯的论点的真正特征。如帕森斯自己所说的，他更多是对“稳定的秩序可以在人类纯粹功利导向行动的条件下（总是以秩序的形式）存在”这件事提出质疑。帕森斯在这里使用了一个“超验的”论点［这也让人想起了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康德曾深思，什么样的必要条件，可以让物理学成功地如它现在运作的方式那样运作。康德没有做实验，也没有为物理学的理论体系添加新的说法，他所尝试的只是去阐明就认知主体方面而言，自然科学研究根本上得以可能的条件（他将之称为“超验的”条件）。跟康德一样，帕森斯要问的是在许许多多进行行动的个人之间，需要有什么条件才会让社会秩序得以可能出现。在这种思考超验条件的框架下，他试着指出，所有将人类功利导向行动视为前提的学者，都无法解释“规范性的”社会秩序的存在，因为规范性的社会秩序无法通过让他人臣服的统治（如霍布斯所说的）、也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如洛克和斯密所认为的）而形成。再者，就算是通过暴力和市场而来的秩序，也已经立基于一些将功利导向行动视为前提的思维模式所无法掌握的要素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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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83 帕森斯对此的论证，很具体地牵涉霍布斯在论及克服无政府的“自然状态”时所建议的解决方案。霍布斯没有说清楚的是，人类是怎么，以及为什么会突然认识到，必须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放弃目前的权力，并将之转让给一个利维坦。因为人们大可问道，谁能保证其他人会跟随我的步伐？也是，谁能保证不是只有我，而是其他人也会放下武器（以及放弃与让渡权力）？如果有人在自然状态中过得舒舒服服、有钱有权，那么他为什么要跟随我的步伐？这人大可更希望一直保有他的权力，而且他是有办法这么做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在利维坦形成之后，除了那位获得了众人权力的人之外，其他所有人都失去了权力，但为什么其他所有人甘冒如此高的风险？更何况，虽然一个全能的国家创建之后，可以终止可怕的内战，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旋即又开始了，而这可能更可怕。究竟集体如何认识到利维坦的必要性，以及总是以功利为导向行动的人类如何突然去统一创建一个利维坦，这些问题在霍布斯的理论中都是一个个谜团。所以帕森斯认为，霍布斯在提出解决方案的时候，显然所设想的人类行动不是只基于效益最大化之上，否则所有功利行动者根本不可能会一致同意要创建一个利维坦。帕森斯于此提出了一个命题，指出霍布斯的秩序问题的答案所牵涉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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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85 在关键点上将理性概念从它自身的范围延伸到理论的其他方面，指出行动者会去理解作为整体的处境，而非根据眼前的处境去追求自己的目的。并且因此他们会采取必要行动，去消弭暴力与欺诈，并且牺牲他们在未来的利益活动所能获得的好处，来换取安全。（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on, p.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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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87 如果一个仅仅将行动理解为功利导向的理论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社会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形成，那么，帕森斯的结论认为，功利主义的行动模式必然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或至少是不足的。不过在我们继续讨论帕森斯的论证思路时，先稍微在这里停一下。这里我们先用稍微抽象一点的方式，来简短总结一下帕森斯至今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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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89 每个让社会学感兴趣的行动理论（功利主义也是这样一种理论，或是包含了这样一种理论），都必须能够解释社会秩序是如何实现的。因为社会秩序已然存在。在我们的社会中，甚至是在霍布斯时代的英国，社会秩序的实现，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绝对是根据某种特定的规则来进行的，因为社会成员的目的经常都是一致的。但这就意味着，人们不能假定有个完全的“目的随机性”（帕森斯经常用这个概念），也就是说不能假定社会成员的目的是偶然的。如果假设，人类都有自身的特殊目的和功利观念，这些特殊目的和功利观念跟身边的其他人都不一样，或者即使一样的话也是偶然一样的，那么这个假设当然是错的。同样地，说主体们的利害关系反正都是一致的（局限在功利主义的经济学，大多都是这么说的），这种说法当然也是不充分的。长久以来，经济学都没有讨论行动者的目的和功利观念是从哪里来的。经济学家的出发点都是人的行动是功利导向的。然而他们却都没有确切地去研究，行动者到底是如何制定出他们的目的，如何解释他们的功利概念所指为何。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家都没有确切地去研究，行动者为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做这样的事。帕森斯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大家会轻易忽略了这个（帕森斯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帕森斯认为大家应该进一步去问，如果秩序实际上已然存在，那么行动理论要怎么去解释它。并且行动理论要能说明，“目的随机性”这种功利主义觉得没毛病的事为什么其实是不存在的，还有日常生活中各种行动目的为什么通常能毫无问题地协调起来。帕森斯的命题是，在这一点上功利主义理论是没有用的，因为关于“行动的目的，以及行动者的功利观念到底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功利主义根本无法提供有用的答案。以功利主义模式来思考的理论家或是学科领域，会说愿望、需求、功利观念、“目的”之类的东西就是存在。至于这些东西是怎么形成的，功利主义对此不予置评，觉得回答这个问题是心理学家或生物学家的任务。但在功利主义这么做的同时，也就错失了去探究人类的行动目的实际上为何常常会如此一致的原因的机会。相反地，如果人们追问“目的”的起源，也许可以得到就算不是最关键，也是相当重要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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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91 也就是说，功利主义无疑有相当严重的理论难题。至少在功利主义影响所及之处都可以看到这个理论难题。在实证主义中（对帕森斯来说，功利主义只是实证主义的一种变体），人们也试着回答这个难题。帕森斯区分出实证主义中试着回答上述难题的两种非功利主义的说法；但是帕森斯认为，所有这些回答都不令人满意。而且，人类行动的主动性在这两种说法中都被忽视了，作为行动模式的功利主义模式也在其中遭受破坏。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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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93 1. “极端理性主义的实证主义”在面对一开始的难题（亦即功利主义认为，因为各行动者的目的、愿望、功利观念即使有一致性，也都是偶然的，所以长期的行动协调，亦即社会秩序，是不可期待的）时，认为所有行动者都会遵循类似科学方法的方式来追寻他们的目的。从“极端理性主义的实证主义”的思考模式来看，高度理性的行动者彼此会协调他们的行动目的，而且正是这种追求目的的理性，确保了利益会达到均衡。不论这种全面的理性实际上是否能真的以这种方式造就利益均衡，这种思考模式的结论都会认为，人类始终处于一种让行动完全没有发挥空间的情境当中，而且人类必须接受这种情境。在这种情境当中，选择什么样的手段才是理性的选择，都是被给定好的。帕森斯认为，若情况真是如此，那么人类根本没有能力提出自己的目的。人类最多只会因为科学方法出了差错，所以犯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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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95 但这种原则有个无可避免的逻辑后果，就是将目的跟行动情境等同起来，并且摧毁了它们的分析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对于功利主义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若要经验地了解局势的未来状态，那么唯一可能的就是基于对现在和过去状态的了解来进行预测。如此一来，行动会变得完全由行动的环境条件所决定，因为如果没有目的的独立性的话，情境和手段之间的区别会变得毫无意义。行动变成一种理性地适应这些环境条件的过程。（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on, pp.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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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97 2. “极端反智主义的实证主义”则是相反的，在环境理论的意义下强调环境的决定性影响，或是在遗传理论的观点下强调遗传机制的影响，试着以此把麻烦的各行动者的“目的随机性”给扬弃掉。也就是说，极端反智主义的实证主义认为，正是环境因素，比如具有强制力和局限性的国家社会结构，或是人类的遗传机制，迫使行动只能几乎无可避免地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或是在某种特定的秩序中进行。这种思考模式刚好跟“极端理性化的实证主义”完全相反。因为极端反智主义的实证主义并不假定行动者的理性能保证行动者会有序地共同行动。秩序之所以会出现，更多是因为有一种力量超越了行动者的理性，控制、操纵了行动。也因此某些行动模式和由此而来的社会秩序才会不断重复被再生产出来。但问题是，于此原本功利主义的行动理论中的行动要素也消失了。因为，就像在自然主义小说家查洛斯（Émile Zalos）的书中有时会看到的那样，这样行动者就不过仅仅是受到环境的推动，或是“糟糕的”遗传机制的牺牲者而已，对选择自己的目的根本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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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99 对于人类行动来说非常独特的功利观念、“目的”等等，在这两种回答上述难题的尝试当中，直接被当作行动的情境和条件。功利主义无法解释社会秩序，这也使得实证主义在尝试给出答案时，行动都消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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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201 所以，帕森斯总结认为，功利主义的行动模式完全是不足的，因为它无法真正解释关于行动最根本的问题，亦即无法真正解释行动目标从何而来，也无法解释不同行动者的目标为何能相互协调。帕森斯认为，人们必须克服功利主义。上述两种实证主义的讨论就已经清楚显示出了，若要建立一个新的行动理论，那么这个行动理论就必须包含主动性要素。在解释行动目标如何达到协调的时候，人类行动真正主体性的面向、选择自由，必然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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