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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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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规范和价值对行动方向有两重影响途径。它们一方面会影响行动手段的选择，让行动因为规范的原因而只能选择某些手段，不能选择另外一些手段。如果我拥护某些价值和规范，那么我就不能够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如果我坚信诚实的价值，那么我就不会为了贯彻某些计划而动用不诚实的手段。但是规范和价值也会以某种重要的方式构筑出行动目的（我们前文已经提到这点）。也即，规范和价值会确定什么是我们觉得好的，而不是所有我们所希望的、所想要的自动都是好的。也许我对某些人有性幻想，但我不会觉得任何人都是可以拿来性幻想的；我甚至常常会驳斥某些幻想，因为某些幻想对我来说，在道德层面是无法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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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和价值既会影响行动手段，也会影响行动目标；这让人们行动的彼此协调得以可能，而行动的协调正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之所以可以如此，就是因为规范和价值首先并不是一种特别的东西，亦即不是特殊的、仅对某些个人来说才是有效的“建构物”，而是某些人类群体所共享的、他们所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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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过，我们会用三个步骤来为各位读者讲解《社会行动的结构》；而当我们在此处谈到帕森斯的行动参照框架时，也就同时进入到第二个步骤的尾声了。不过，在进入最后第三个步骤之前，我们想先指出一件事：请读者先试着牢记“行动参照框架”模型，请先试着想想看帕森斯为什么，以及如何将人类行动理解成这个模型，而不是其他模型。这很重要，因为接下来两讲都还会继续以帕森斯这套行动模式为出发点。我们会用这套模型去理解其他理论家。因为，从我们的命题来看，唯有将现代社会学理论大部分的发展视作都在或隐或显地与帕森斯的理论模型进行对话，才能理解这个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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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三个讲解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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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提过，帕森斯的汇聚命题是他以一种很特殊的方式对古典社会科学家进行诠释而得出来的，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要去“证明”自己理论基础的正确性。帕森斯在他著作的将近前125页，说明了他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和他自己的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而对于古典大师的讨论，则开启了他那本书接下来的部分，亦即去论证这些古典大师已经移向帕森斯的立场了。虽然有时候不是很明显，但这些大师都已经注意到行动当中规范要素的意涵了。这个相当广泛的诠释，差不多可以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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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虽然根本上为现代经济科学铺就了重要的理论基石，并且强烈采用了功利主义的思想，但是他这位当时相当重要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有意识地追问了需求、功利观念、欲望等的出现、形成（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on, p.134），并且认为这就是经济学的问题。马歇尔清楚看到，经济行动从许多方面来看都与某些价值联系在一起。最明显的就是企业家形象。企业家无疑要追求获利、增加效益；但是企业家的行动也常会以某些根深蒂固的价值为基础，也就是被人们描述为美德和“诚信”的概念，而美德和诚信当然也因此会限制“欲望”和满足欲望的手段。因而经济行动并非只是在追求效益最大化而已。功利导向的行动是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一类的行动中价值就完全没有任何重要性。马歇尔很明显看到了（至少帕森斯觉得马歇尔看到了），经济学太少关注行动的价值面向，所以用很成问题的方式将利己主义和功利行动与理性行为，非常粗糙地直接等同起来，因此造成了从经验现实来看相当错误的描述。尤其明显的是，马歇尔认为，企业家的行动不能简简单单被扣上效益最大化的帽子。企业家的理性不是纯粹在追求狡猾机智、自私自利而已。企业家的理性常常表现在伦理义务方面，这种理性与对效率的追求也都常是以道德为基础的（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on, p.164）。唯有如此，企业家才会甘冒某些投资风险，并以坚忍不拔的毅力获得投资的成功。以此而言，帕森斯认为，马歇尔从古典功利主义中清楚指出一条出路，亦即他的研究取向呈现出了帕森斯所偏好的“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这个理论尤其看到并接受了影响行动价值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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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经济学家兼社会学家帕累托在许多方面都跟马歇尔的观念有分歧。马歇尔将理性的企业家视为文明化进程的顶峰。帕累托则相反，不带有任何进化论的历史观。他压根不相信有一种普世皆然的线性历史图像、不相信“进步”这档事。由于帕累托比起马歇尔，更强调冲突、“暴力与欺诈”，所以他跟马歇尔比起来，对于历史更明显带有一种悲观的看法。此外，他们两个对于科学理论的观念也有高度差异。帕累托的论点是更精雕细琢出来的，并且实际上他所拥护的立场与帕森斯的立场相当接近。不过，尽管马歇尔跟帕累托两人有所差异，但就行动理论方面，两人的结论却是相似的。就帕累托这方面来说，之所以说两人的结论是相似的，是因为他注意到（经济的）行动有非逻辑的面向，而且对此也有深入的探讨。他的分析认为，在经济行动中直觉是很重要的，而且不只如此，人类行动里的仪式和某些主观（非逻辑的）目的也很重要。帕累托在这里抛弃了他作为出发点的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思想体系。并且最后他也像马歇尔一样，碰触到了近似于“最终目的”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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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之间冲突性的经济需求的和解之道，不能局限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因为在这里经济方面的考虑从属于政治的强制力，于是经济分配唯有在一般性的分配正义框架中才有可能。但所有关于分配问题的讨论，都只探讨到个体在要求财富与权力时的潜在冲突而已，而没有指出整体结构底下还有一个统一性的基础。帕累托发现了这个统一性的基础，并且在他最后的分析中，这个基础就在“社会所追求的目的”这个必不可少的存在当中。也就是说，个体行动系统的最终目的是被整合起来的，并且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最终目的的一般系统。（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on, p.24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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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没有像帕累托和马歇尔那样，在经济科学中进行理论讨论。帕森斯认为，涂尔干根源于法国实证主义传统。涂尔干的早期著作还深受这个传统的影响，但他晚期的著作（几乎完全）跟实证主义断裂开来。涂尔干在他第一部作品中，将社会结构描写成某种个体必然得面对，且会对个体施加强制力的某种坚硬的、外在的东西。特别是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他提到了“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就像物质要素，也许甚至像遗传基因一样（读者这里可以回想一下帕森斯对于极端反智主义的实证主义的说法），会限制和形塑行动。在讨论集体意识概念时，涂尔干才渐渐将社会事物与物理事物区分开来，凸显出作用于个体身上的各种不同的强制形式。除了自然法则造成的强制力、他人的暴力与权力所造成的社会强制力之外，涂尔干最后还清楚地提出了良知的强制力。良知之所以可以限制个体的行动，是因为个体会感觉到自己深受自己和社会的规范价值的影响，因此只能这样行动而不能那样行动。涂尔干通过他已多次深入阐述过的集体意识概念，以及通过经验观察，最终洞察出社会的、共有的规范和价值内化到个体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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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涂尔干那影响深远的经验观察指出，因为个体的欲望原则上是无穷的，所以社会稳定性和个体的幸福两者的一个基本情况是，他们都应该根据规范来被加以管制。但是在这里规范（像是契约规则）所牵涉的不只是“外在的”管制而已。例如当人们进入一段契约关系，其实也就是直接构成了行动者的目的本身。……行动中的个体要素不再等同于具体的主体个人，而是主体个人要被视作不同要素的复合体。在手段—目的的框架中出现的目的要素，不是由“个体”所定义的，而是包含了“社会性质的”要素。对于涂尔干来说，这是相当重要的一步，使得事实上涂尔干的理论与实证主义的社会理论之间出现了彻底的断裂。（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on, p.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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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从实证主义出发，借着他对于价值现象的阐述，逐渐走近“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而韦伯的取向，帕森斯认为是完全相反的。帕森斯认为，韦伯源自德国特别强烈的观念论思潮，所以韦伯从来没有小看规范和价值的重要性。他的危险反而在于，可能会很糟糕地忘记了情境条件和手段对于行动来说有无比的重要性。韦伯的危险在于，他在他的行动类型学中，认识到，也命名了价值导向的（亦即规范的）行动，但从一开始他却特别强调“目的理性行动”这种（功利主义的）类型，因为他想抵抗观念论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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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韦伯方法论工作的早期关键阶段，就已经出现了作为他整个方法论研究出发点的概念，亦即理性行动类型。理性行动牵涉可以根据科学的一般化来加以证实的手段—目的关系。同时，对他来说，此意义下的理性扮演了一个核心的角色，不论是从方法论来说还是从实质上来说都是如此。特别有趣的是，目的行动概念所扮演的方法论角色，正好与观念论理论处在非常关键的对立关系。（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on, pp.584—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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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阐释了各个著名的社会科学家的著作之后，帕森斯得出了结论。他认为，他可以指出这四位相当不同的学者都迈向了他已清楚阐述了的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也即指出他们的研究汇聚在一起了。帕森斯指出了经济科学在帕累托和马歇尔那里进行了自我批判，帕森斯自己也对功利主义提出了批判，但不只如此，他同时也表明了，他和社会学对于人类行动显然有更好的理解，能够把实证主义和观念论结合在一起，并且将经济行动也一并吸收进来。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学定义，亦即将社会学定义为一门研究行动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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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我们也就到了对于《社会行动的结构》介绍的尾声了。下一讲，我们主要讨论对这一部重要著作的一些批评，并且再进一步去问，帕森斯在1937年出版了这本书之后，有哪些理论取向影响了他后来进一步提出的宏大社会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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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二十讲 第三讲 迈向规范主义功能论的帕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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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森斯在1937年出版的《社会行动的结构》，由于内容的野心太大，因此也招致了无数的批评［对此读者们可以参阅Charles Camic, “Structure after 20 Years: The Anatomy of a Charter”，以及Hans Joas, Die Kreativität des Handelns, p.34ff.］。有一些批评意见是该书一出版之后就冒出来的，但也有不少批评是对该书有正确的认识之后才提出的。我们在上一讲已经提到，《社会行动的结构》不是一开始就被大家马上接受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对许多学者来说，与帕森斯辩论，对于他们解释和定位自己同样相当有野心的理论来说越来越重要，因此对这本书的批评也变得越来越系统化、越来越广泛。接下来我们来为读者介绍对于后世的理论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性的一些批评，然后在这一讲的第二部分继续追问，帕森斯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试着通过他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来回应这些批评，甚至也许还预见了又冒出来的一些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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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先去看对于所谓的汇聚命题的讨论，那么人们可以先提出一些基本问题。人们要知道，有一些针对汇聚命题的激烈争辩，不是单纯在吵关于历史编纂学的问题，亦即不是在争辩“谁对这些古典大师可以诠释得（稍微）比较好？”这个问题。毕竟帕森斯要做的是综合古典大师的理论。但如果这些争辩主要在于责备帕森斯，说他尝试重建社会学史的工作中有一些重大缺漏或是明确的误解，那么这种责备显然会动摇到《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核心论点的可信度，尤其是让他的声称，亦即说他的作品能（正当地）把古典大师的研究再往前推进，再也无法成立。所以我们必须用一些篇幅来讨论对汇聚命题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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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了说帕森斯对于四位“古典大师”的诠释并不总是很恰当之外，有的学者的批评意见针对的是帕森斯汇聚命题的具体架构，说他只关注到欧洲学者，没有美国学者。实际上，如果想到社会学在美国，比在德国、法国、英国，或是意大利，还要更早成为一门制度化的学科的话，那么帕森斯只关注欧洲学者的做法的确是有点奇怪。美国显然是率先设置社会学教席和出版社会学专业期刊的国家。但美国的社会学却对帕森斯和他的理论路子来说恰恰完全不重要。这件事该怎么来看呢？我们在上一讲褒扬过帕森斯，说他在20世纪30年代相当艰难的情境当中，不懈地将欧洲的社会科学家们“拱上王座”，而且他们就一直稳坐在王座上。但同时这也带来一个不太好的后果，就是帕森斯忽略了其他的社会学形成脉络，或是说在他的论证中对于其他的社会学形成脉络谈得相当简化，也多少有点扭曲。帕森斯回顾美国思想史时认为，美国都是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2）那一派功利主义、个体主义和/或进化论的思想家在称霸学术舞台，所以人们若想批判功利主义或之类的思想大厦，在美国是门儿都没有的。斯宾塞是英国人，他在美国无疑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很多追随者；帕森斯也在他的《社会行动的结构》第一章前三页对他有一些讨论。但帕森斯说1937年之前美国的思想史完全笼罩在斯宾塞的影响下，这说法是不公平的。如果人们再去想一下美国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哲学，那么这种说法何止是不公平，而是根本就是错误的。因为这些领域中有很多相当出色的代表学者，像是米德、杜威（John Dewey）、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托马斯、帕克（Robert Park, 1864—1944），他们从来也不是功利主义或斯宾塞那一派的人。但帕森斯对他们只字未提，更遑论讨论他们相当有原创性、肩负着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行动理论（见本书第七讲）。如果帕森斯能对此有所讨论，必然能从中得到莫大助益。斯宾塞的思想也绝不像帕森斯所说的代表了美国的社会学。相反地，就像威尔森（R. Jackson Wilsons）一针见血说到的，斯宾塞在社会学或在其他相关学科当中，“与其说是大师，还不如说是替罪羔羊”（Wilsons, In Quest of Community, p.155）。显然帕森斯不这么想，所以整个否认美国思想史对他自己理论计划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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