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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为了确保公共财物的生产，所以我们必须生产出选择性的激励，那么选择性的激励也不过是另外一种公共财物。生产这种激励也必然会被视作是所费不赀的，且因此也是成问题的。（Hechter, Principles of Group Solidarity, pp.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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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凸显出，“选择性的激励”这个概念不过是把一个原初的问题，即为什么会出现集体行动，往后推迟而已。当然，人们也可以再借助理性选择理论，为这个理论缺陷寻找答案［上段引言的作者赫克托（Michael Hechter）正是这么做的］，但无论如何这都已经显示出，奥尔森这个乍看之下非常漂亮的理论，最终不再是那么好用的理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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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更难反驳的批评，是关于奥尔森理论的运用范畴。奥尔森将他的功利主义导向的个体的模式，清楚地视为一种分析性的模式。但他也随即承认，这种模式不适用于某些经验情况，例如慈善现象或是宗教现象（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6, fn.6）。不过他同时又宣称，对于某些，甚至许多现实领域（特别是与经济组织相关的领域），他的模式非常适用，因为在这些领域人们可以看到个体的功利导向行动，并且也可以假设，事实上组织首先是服务于成员利益的。但是，哪些领域可以算作“与经济组织相关的领域”，当然也是有争议的。当理性选择理论家扩展了奥尔森的理论来研究革命时，人们也完全可以问，用这种理论工具来研究革命的形成是否真的是有意义的。奥尔森仅仅批判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与阶级斗争理论，但他自己并没有试着分析革命、抗争或社会运动。这其实是蛮奇怪的一件事，因为他的书恰好是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抗议最如火如荼的时候出版的（参阅：Oliver and Marwell, Whatever Happened to Critical Mass Theory, p.294）。而且，仅仅以功利导向或目的导向的个人为前提来研究如革命这类的现象，事实上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行的话）。因为这个前提根本上跟革命的形成是相矛盾的。为什么我会愿意参加这种不只花钱花时间，甚至还会赔上性命，而我一个人能提供的贡献其实却又非常微薄的活动？而且，就连参加投票选举，对理性选择理论家来说也是一大谜题。因为这个理论几乎无法解释，为什么（总是会）有一堆人会去投票，即便人人都清楚知道，他们的一票对选举结果并不会有什么重大影响。为什么他们会愿意千里迢迢、耗费时间去投票站投票？理性选择理论家总是必须借助规范概念或是虔诚的信仰来解释，但只要一回到个体偏好概念或效益最大化概念，规范或信仰又会随即被抛诸脑后。这种出发点本身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探讨社会现象时，任何极端的个体主义途径（奥尔森所偏爱的也正是这种途径）都是没有说服力的。奥尔森，一位经济学家，如同一位固执的普通理性选择理论家，他始终认为，个体是独自、独立地作决定的，并且作出什么决定，仅取决这个个体对集体财物是不是有所贡献。关于革命的经验研究已不断指出，个体都是在采取行动的团体和现存的社会网络当中作决定的，而且团体和网络都会影响个体的决定。但——如同理性选择理论中对革命研究和社会运动的研究当中，所谓的“资源动员论”者所批评的——奥尔森的后继者却把抗议分子、革命家等和快递的客户相提并论，认为抗议分子和快递客户一样，都是待在家、坐在沙发上，研究便宜特价商品，在一个舒舒服服的位置上确切地评估效益并将之最大化。不过，资源动员论者对奥尔森及其后继者的批评，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作理性选择理论内部的“家庭纠纷”。因为，虽然资源动员论在一个相当重要的议题上，与“理性选择”决裂，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理性选择理论还是被继续推进下去了。人们可以说，资源动员论对奥尔森及其后继者的理论的批判，不过是“理性选择理论”当中集体主义的理性主义观在反对个体主义的理性主义取向而已。因为这里还遗留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运动组织如何能成功地动员对运动目标来说很稀缺的资源（如金钱和时间）。资源动员论的代表人物［如美国学者欧伯萧（Anthony Oberschall）、麦克亚当（Doug McAdam）、麦卡锡（John D. McCarthy）、萨尔德（Mayer N. Zald）］承认，社会运动，抑或革命的出发点事实上都是团体。这样一种集体的重大事件，若没有这些团体（规范性地）团结在一起，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若非如此，就会出现搭便车问题。个人的政治不满也不会转化成集体行动。以此而言，资源动员论者是与“理性选择”的个体主义理性主义决裂，但他们的声称还是基于理性主义的前提，亦即声称相对稳定的团体或集体，在试着对抗其他团体或是推翻旧的国家机器时，会对行动进行成本的评估和功利的衡量。所以，资源动员论者认为，在国家机器较为羸弱的条件下，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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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社会和年代，为数众多的团体以及强烈忠诚于它们的个体成员理性地期待从革命行动或抗争行动中，可以得到正面的最终利益……”（Goldstone, Is Revolution Individually Rational?, p.161；着重处是约阿斯和克诺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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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显著的团体理性主义命题，当然也是令人怀疑的。我们在下一讲讨论“象征互动论”时会稍微谈一下这件事。不过我们在这里还对一件事情感兴趣：奥尔森的研究纲要最后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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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性选择理论如日中天的同时，所谓的博弈论也日益盛行。博弈论是在二战末期出现的。这种理论主要在探讨一种情境，其中，每个行动者的行动，皆直接根据他认为其他行动者会怎么行动而定。我们马上会来解释这是什么意思。但这里我们得先把话说在前头，这是一种以抽象的、分析性的方式来进行讨论的理性主义的行动理论，而这种行动理论采取的是新功利主义的前提。博弈论有部分是用非常绚丽的数学程序来模拟与分析一种或多或少是人为假设的行动情境，并以理论模型的形式，呈现理性行动者的行动逻辑及其共同行动的结果。博弈论跟奥尔森的理论是相关联的，因为两者都非常尖锐地呈现出集体财物问题。博弈论的研究者旨在探讨每个孤立的个体的理性行动如何可能会——如同奥尔森指出过的——导致不是最佳的（次佳的）集体结果与个体结果。而两者也都以同样的方式驳斥“集体效益的获得可能性可以从个体行动来推断”这个偏见。就算表面上有显而易见的集体效益，理性行动者也不是以集体效益实际上所实现的方式来行动的。博弈论也打破了古典经济学的一项假设，即认为个体（在市场上）的行动会（通过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自动地形成一个最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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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所模拟或建构的每个不同的情境，大部分都有自己的（有时候很奇特或很有趣的）名字，例如“确信博弈”“胆小鬼博弈”“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最有名的，非博弈论家，甚至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者，也总会不断讨论这个博弈情境。我们来为读者简短介绍一下这个博弈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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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是这样一种情境（对此，一个好懂，且数学很烂的人也可以理解无碍的解说，可以参阅：Boudon,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Action, p.79f.）：两个人被逮捕了，他们被指控共同犯下罪刑，但是被分开审讯，所以他们没有机会串供。法官在法庭上给他们如下选项，以促使他们招供：如果两个人都招了，那么两个人都得坐五年牢；如果两个人都不招，那么两个人一起坐两年牢。但如果一个人招、另一个人没招，那么招了的那个人可以直接释放，没招的那个人得坐十年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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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名被逮捕的人，我们姑且称作穆勒和施米特。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棘手且需要警惕的情况。对于穆勒来说，无论如何，招供都会是最好的选项。因为如果施米特招了，他坐五年牢（不然有可能他得坐十年牢啊）；如果施米特不招，他就可以获得自由了。施米特当然也是这么想的：如果他不招（如果穆勒招了的话），他得承担坐十年牢的风险；但如果他招了，他要么坐五年牢（如果穆勒也招了的话），要么可以直接被释放（如果穆勒没招的话）。虽然可能因为，穆勒和施米特都会理性地行动与招认，所以对他们来说结果都同样很差或次佳。因为这样两个人都会被判五年，而如果他们两个都不招的话只会坐两年牢。这可以下图来呈现，斜线前后的数字是如果他们招或不招的话要坐牢的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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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能会觉得，这只是虚构出来的情况。事实上，这就是一种模拟的情境。但是这种模拟不只有助于更仔细和确切地分析奥尔森所呈现出来的合作问题，也有助于梳理实际上的冲突情境，并阐明被隐藏起来或至少不是那么清晰的行动选项。这样的分析可以用于例如集体行动者的相互交织——像是工会、资方协会和国家，以及揭示由其行动所生产出来的，有时候并不理性的最终结果。读者可以参阅沙尔普夫（Fritz Scharpf, 1935— ）的著作《互动形式：政治研究中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Interaktionsformen. Akteurzentrierter Institutionalismus in der Politikforschung）。沙尔普夫本人不算理性选择理论那一派。他的博弈论式的阐释只是一种分析的辅助工具。世界强权国家的军备竞赛或是军备裁减，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因为集体行动者决定该扩充还是裁减军备，与法庭上的施米特和穆勒这两名被逮捕犯人的情况是类似的，他们的理性选择完全可以产生从外在角度来看其实还有改善空间的次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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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和理性选择论的另一个我们想介绍的著名且格外杰出的代表人物，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 1921—2016）。谢林长期在哈佛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2005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广受关注，尤其是因为他关于运用博弈论讨论军事策略的著作《冲突策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1960）。书中，他以相当杰出的方式分析了诸国家的行动选项。这里所谈的国家，是相互对峙的，并且在处于非常不同的情境且拥有非常不同的手段的情况下，过去或现在都受到战争的威胁。但是对我们来说较为重要的，是他在1978年出版的著作《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他在书中用很多例子指出许多不同的情况，像是“无害的”个体行为如何可以产生宏观层面非常有问题的集体后果。关于这个问题，他曾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或博弈，讨论了城市中的“种族”隔离现象；这个模型也颇为简单好懂：在一个共有64格的棋盘上，总共有44枚硬币，22枚是10分钱，另外22枚是2分钱。我们先把硬币随机分布在棋盘上。我们的任务，是移动这些硬币，尽可能让某类硬币不要处于其他硬币当中，不要让某类硬币——从棋盘空间分布上来看——成为被其他多数硬币包围的“少数分子”。也就是说，某一类硬币周围不能都是其他类型的硬币，不能在棋盘上某块区域真的变成“少数分子”。我们可以在此规则下，任意将硬币往上下左右移动，然后同类硬币就会越来越聚集在一起。若把这个模型用来模拟城市的种族隔离现象，我们会发现即使人们不是种族主义者，也不希望和其他种族群体在空间上特别分隔开来，也就是说，当他们仅仅希望避免成为其邻近地区的（数量上的）少数群体时，他们的搬家和迁移行为，也会形成具有高度隔离性质的模式。也就是说，“无害的”个体行为也可以因为这样的集聚效果而产生并不是任何人想要的所谓的“反常效果”。布东（Raymond Boudon, 1934—2013）从这样一种普遍存在的结果，亦即非预期的行动后果，得出了关于社会变迁理论的一个有趣的结论：普遍存在的非意图的行动后果，反驳了社会学常常假设的线性历史过程。任何想试着对社会进行规划的意图，都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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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哲学家与政治学家埃尔斯特（Jon Elster, 1940— ）则更多在讨论个体行动本身，而不是个体行动的集聚后果。埃尔斯特非常详细地剖析了有哪些不同的理性行动形式是可以采取的，以及运用理性的手段可以获得什么效果。在他的《尤里西斯与塞壬女妖》（Ulysses and the Sirens）一书中有一篇论文《不完美的理性：尤里西斯与塞壬女妖》（“Imperfect Rationality: Ulysses and the Sirens”），指出行动者可以运用哪些自我约束机制，以确保自己未来的行为不会产生可能的不理性。就如同奥德赛让他的水手将他绑在桅杆上，好让他听见塞壬女妖的歌声时不会被迷惑一样，个体和集体行动者也可以发展自我约束机制。社会会给自己制定宪法，以规范某些程序，并且约束自身的未来，让所有行动选项都不会过于开放。不过埃尔斯特也指出，不是各类目标都可以通过理性而达成或制定出来的。例如“自动自发”这种事就不是能理性地强求得来的。要求人们“自动自发一点！”是没有用的，因为自动自发在很高的程度上是其他活动的附加产物。而且也不是自己想要，别人就会自动自发；因为越是强求越可能反而让人更被动。类似的还有“入睡”。人们越是迫切想要入睡，就越几乎无法成功入睡。同时，埃尔斯特也自诩是一名尖锐的功能论批评者。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洞察力，指证许多相当知名的社会学家，都用上了所谓功能论式的解释，并指出这些解释其实都并不是解释，而只是猜测、模糊的假设之类的（可以参阅我们第三讲的介绍）。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理性选择理论本身日益增长的丰富研究结果，埃尔斯特也日益抱持着怀疑态度。在他著作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逐渐发现了规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埃尔斯特也走上了古典社会学家所走的道路，也就是从经济学步向社会学。这条道路确切的终点，表现在他的著作《心智炼金术：理性与情感》（Alchemies of the Mind. Rationality and the Emotions）。在此书中，他回溯到社会学与情感心理学，以试图建立一套基于社会心理学基础之上的社会科学。从功利导向行动模式所延伸出来的经济学，在其中已经没有残留多少痕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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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失败主义”的论调，在伟大的芝加哥社会学家柯尔曼（James Coleman, 1926—1995）的著作中完全不存在。柯尔曼是美国理性选择理论的头号代表人物。除此之外，他还将关于社会行动的思路和一个很有趣的社会理论命题相关联。柯尔曼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是协作性的行动者（即组织）决定了社会中的行动动力，且相反地，我们对于个体的行动必须有新的评价。因为，要么这些个体已经被镶嵌在组织中了，要么个体的行动与这些组织是相对立的（Coleman, The Asymmetric Society）。柯尔曼的理论在此之所以特别有创意，是因为他是少数几位首次用新功利主义来探讨规范的形成的人。不论对于哪个新功利主义流派来说，规范一直是一个很难解释的现象。除非完全否认规范的存在，否则人们的功利计算都得顾虑到规范，但新功利主义中可用的理论概念都无法将规范真正解释清楚。而柯尔曼将规范定义为对某些财物或行动的正当且可被接受的控制权利，并且指出了规范如何在某些情况当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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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规范所蕴含的利益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规范的需求得以兴起的条件，是一个行动对许许多多的他人都会产生相似的外部效应。然而，以控制此种行动的权利为交换对象的市场是无法轻易建立起来的，而且没有单个行动者可以在这样一场为了获得控制权而来的交换中得到好处。这种利益本身不会构成规范，也不会保证规范会形成。这些利益所产生的是规范的基础，亦即受到某些外部效应影响的人会需要这些规范。（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pp.25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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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柯尔曼并不是说，他所描述的这种规范建立情况就是事实上最常见的情况。他所谓的规范形成的条件，在经验上很少见，本身是很有限的，且还缺乏很多需要进一步补充的附加条件（参阅：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p.257）。即便如此，柯尔曼在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他学术生涯晚期出版的一部三卷本的巨著《社会理论的基础》（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提出了一种理论综合类型。这种综合类型认为，所有值得一提的社会学理论问题，最终都可以试着用理性选择理论的观点来解决。德国社会学家埃瑟（Hartmut Esser, 1943— ）也有类似的雄心壮志。他出版的导论性著作《社会学》（Soziologie）（共六卷本。虽然每一卷都叫“社会学”，但处理的是各不相同的理论领域），所做的研究工作，与和他同时代的柯尔曼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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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里还要提一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芝加哥学者贝克尔（Gary S. Becker, 1930—2014）。他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持续发展贡献甚巨，为教育经济学提供了很重要的启发。他也始终如一地尝试将经济学的功利导向行动模式应用于社会学所探讨的现象上。除了对犯罪和越轨行为的研究之外，他也将功利导向行动模式用在对于家庭的研究上。他从行动者（家庭成员）的角度来描述家庭，指出不论是父母还是小孩，所有家庭成员都处于一个“性、生计、安全的交易”（Alan Ryan, “When it’s rational to be irrational”, p.20）过程当中。但是，如同这个简短扼要又具有挑衅性的公式所暗示的，贝克尔对于行动模式的讨论，常常又完全抛弃规范—分析的角度（许多理性选择理论家都已经考虑到规范—分析角度了），这使得他的研究如同边沁一样，都想提出一个如人类学命题般的无所不包的命题，但这是很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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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讲的最后，我们来总结评价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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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讲我们提到了新功利主义的一些流派。以“理性选择”或“理性行动”为特色的流派，与“交换理论”这个流派不太一样。“理性选择”或“理性行动”这个流派，从规范—分析的模型来理解功利导向的行动者。其循环论证逻辑的问题不像霍曼斯的理论那样那么严重。不过这些所谓的理论家的兴趣当然还是在于，将理论模型套用在现实情况上，以解释现实情况。也就是说，他们的兴趣在于，提出一套适用于经验层面的选择理论。不过这里的问题是，在哪些领域当中真的会有这些如此理性、谨慎的行动者。这里也随即显露出这种模型的局限。因为在几乎所有可以想见的情况中，都会有一些强制性的因素，让行动者不可能像理性行动理论所建立的模型要求的那样行事。行动者总是处于信息短缺的状态中，要为我们一些有待处理的抉择与选择情境获得所有必要信息，常常都是非常奢侈昂贵且复杂繁琐的。或是有时候可用的信息又太过广泛，行动者面对所有数据时的概览能力、认知处理能力有限。在理性行动理论和决策理论相关领域中，这些问题都很常见。这也使得许多学者抛弃了功利最大化的观念，而是采用“恰当的满足”的看法来进行研究（Herbert Simon, “Theories of Decision-Making in Economics and Behavioral Science”, p.262）。这方面的研究认为，追求“恰当的满足”的行动者不真的是“理性的”，而是一旦找到符合要求的解决方案之后，就不会再去追问对行动来说最适当的手段，或是对决策来说最好的信息。行动者的行动也常常是非常任意的，只要在面对所有实际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时还能够行动就行。行动者是“有限理性”的。不过，如果我们承认行动者是有限理性的，那么马上就必须再追问，“有限”到底所指为何。有限理性的行动者，与理想类型意义上的功利最大化的行动者到底差距有多大？不太大，还是非常大？如果非常大，那么“效益最大化的行动者”这个模式，显然绝大多数时候并不适用于经验地把握社会现象。（相关的批评，可参阅：Etzioni, The Moral Dimension, pp.144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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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如此，就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了：哪些人真的会像效益最大化的行动者那样行事？有时候人们在进行经验研究时会遇到这个问题（例如：Marwell and Ames, “Economists Free Ride, Does Anyone Else?”）。有趣的是，大多数人类团体在日常生活当中都离行动理性模式非常遥远。根据研究，只有一类人的行为一般来说会在经验上非常贴近理性模型——经济系的学生！但我们并不知道，这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社会化的结果；也即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因为所有经济系的学生都刚好是如此理性地进行选择，还是这其实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形塑了他们的行为。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新功利主义的行动模式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下两讲要讨论的理论方向，不只主张要返回帕森斯那种内涵相当丰富的行动模式，而且还要批评帕森斯提出的行动模式太过简化、内容不够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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