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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又看了一下电视之后）“所有这些老电影的套路都是一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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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你的意思是？你是说所有的老电影，还是一些老电影，还是就只有你看过的老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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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你是咋回事？你明明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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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我希望你说得更仔细一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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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有病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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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finkel,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p.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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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验至少清楚指出了三个在理论方面很有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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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在日常沟通中，都会假设行动者的相关面向上有一些我们上述提过的共识。实验里的那位丈夫在说他累的时候，他就只是感觉到累，模糊地感觉到累意，他说他累并不是在追求什么清楚的目标。他就只是说说而已。事实上我们在日常沟通中很多时候互动双方就只是在瞎聊而已，没有想追求什么特定的、能说清楚的目标。实验里的妻子是一位实验者的角色，有意破坏这种假设，刻意采取一种如医生一般的较真态度，想描述他那可怜的丈夫在说“累”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种晚上看电视的情境当中，在舒服的家里头，妻子的这种态度完全不适当，所以可以想见妻子的这种态度就惹恼丈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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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上述沟通中显而易见的是，日常的谈话是不确切、不确实、模糊的。这在第二部分的对谈中格外明显，因为如果我们从科学的、理论的态度来深究的话，就会知道事实上“所有的老电影”这种说法其实意思有很多，甚至也根本不是丈夫真正的意思。但这位妻子又再次采取了较真态度，凸显她丈夫话语中意思的不确定性。显然，我们在日常沟通中彼此都会以为我们说的话是清楚的。我们假设，我们说的话有意义，别人也会毫无问题地理解其意义。我们日常世界的结构会让我们能毫无问题地与我们沟通中无可避免的模糊性生活在一起。加芬克尔指出（Garfinkel,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pp.38f.），我们可以将日常沟通记录下来，同时试着用精确、明确的语言来领会这些沟通，如此（有可能）可以清晰呈现出默会的假定与假设（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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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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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继胡塞尔之后，加芬克尔提出，我们的日常语言都渗透着“机遇性的”表述（okkasionelle Ausdrücke）或是“索引性的”表述（indexical expression），亦即会渗透一些词汇，“如果听者没有必要的知识，如果没有假定一些关于说者的生平或意图、使用这些词汇的情境、对话的先前语境、说者和听者之间实际上或潜在的特殊关系，那么听者是无法确知这些词汇的意义的”（Garfinkel, “Aspect of the Problem of Common-Sense Knowledge of Social Structure”, 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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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语言的索引性，对加芬克尔来说也是对帕森斯的行动模式的一个重要批评。帕森斯认为，行动者会不加质疑地关联上规范或目标。但对于加芬克尔来说，每一种表述和行动都是复杂的诠释过程的出发点（Heritage, Garfinkel and Ethnomethodology, p.140）。这种复杂的诠释过程是行动者所进行的，也是社会学必须阐明的。这也为常人方法论的经验的社会研究带来了一些后果。常人方法论不信任任何没有考虑到日常语言必不可少的索引性的研究方法，不信任排除了这种索引性的研究方法（例如标准问卷）。他们非常质疑这些研究方法是否无论如何都无法掌握住日常的复杂诠释过程。同时常人方法论者也看到，就连科学过程本身，亦即科学家之间的每次沟通，每次在处理所采集到的数据时，也依赖日常语言，所以科学表面上的客观性也无可避免地会受到日常语言的“污染”。我们科学家对此必须有所反思，而不是不当一回事，才不会得出错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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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假设，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发现的自然态度，不只在由社会成员于日常基础上所执行的实际社会学研究中具有影响力，而是在专业社会学家所执行的社会学研究中也同样具有影响力。社会学研究对专业社会学家的束缚，不亚于日常生活的自然态度对“平民老百姓”的束缚。（Garfinkel, “Aspect of the Problem of Common-Sense Knowledge of Social Structure”, p.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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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芬克尔所谓的一般社会成员的“社会学研究”，指的是某些常人方法论者不认为科学在面对其他的“世界”时有什么了不起的地位，并且将社会科学自身当作研究主题（Psathas, “Die Untersuchung von Alltagsstrukturen und das ethnomethodologische Paradigma”, p.186ff）。不过我们之后讨论常人方法论所偏好的研究领域时，对此再多谈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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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丈夫与妻子之间晚上看电视时的沟通的实验中（尤其是丈夫最后讲的话），也可以最后得出一个对于理论来说非常有趣的观点，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非常信任他人的诠释能力。“信任”对于加芬克尔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牵涉他对帕森斯的第三点批判（见前述加芬克尔对帕森斯的三点批判）。我们可以借此更容易弄懂他为什么会批评帕森斯在错误的层面上讨论秩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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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丈夫对妻子的回答与追问感到不耐烦、最后生气了。不过加芬克尔在其他大量的破坏性实验中指出，这不是这个被实验的丈夫个人的特殊反应。几乎所有的受试者，在实验过程中，如果对日常世界的常态性的信任被破坏了，都会有同样的反应。如果日常生活和日常知识的规则被破坏了，如果人们对于日常世界的理所当然的感觉受到威胁了，惩戒就会随之而来，例如受试者的生气、愤怒、吼叫等反应。这跟某些所作所为被惩罚，或是当某些人被当作（越轨的）犯人时会发生的事，完全是两回事。因为这位妻子并不是破坏了人们随时可以指陈出来的明文规定或非明文规定的规范。她伤害和破坏的，是对世界的常态性的信任，让丈夫生气的也是因为这个信任被破坏了。担保社会秩序的，是我们日常世界的理所当然的有效性，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信任所保护与支撑的。于此，常人方法论可以声称，帕森斯所强调的道德规则根本就只是次一级的本质现象，因为社会秩序乃基于另外一个比帕森斯所想的还要更深的层次之上建构起来的。加芬克尔自己之所以能理直气壮地如此声称，是因为他基于（帕森斯提出的）行动的规范规则与（常人方法论凸显出的）日常行动被视为理所当然、由信任所支撑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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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赋予的规则的影响强度有多大”，或令人尊敬、崇敬，具道德性的规则状态的“影响强度有多大”，不是关键。环境事件的常态性才是关键，因为这种常态性是让我们能界定可能事件的前提。（Garfinkel, “A Conception”, p.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