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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述的最后一点也与接下来这个领域有关：越轨行为社会学。常人方法论在这个领域也非常有存在感。许多监控机构和警察，都会以此对“造成不法行为”的所作所为进行相当精确的研究。有一些学者的著作，例如彼特纳的文章（Egon Bittner, 1921—2011, “Police Discretion in Emergency Apprehension of Mentally Ill Persons”）或萨克斯的文章（Harvey Sacks, “Note on Police Assessment of Moral Character”），都指出了警察在日常值勤时有哪些极大的行动空间，警察在某些情况中会根据有哪些依情况而定的、跟法律条文无关的标准而让他们采取主动，以及关于一些非常普通的事情，警察的知觉结构和一般外行人是如何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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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我们之前的讲述，大家应该也可以想见，许多深受舒兹影响的学者，对知识社会学领域也产生了根本的影响。只不过，这里最重要的并不是由加芬克尔所创立的常人方法论，而是某些与舒兹有关的著作。这些著作与一些古典社会学研究的意识形态批判方面息息相关。其中，特别是伯格与卢克曼的《现实的社会建构》（Peter L.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最具有开创性。这本出版于1966年的经典之作，用舒兹的思想来强化或修正了古典知识社会学的学者，如马克思、舍勒（Max Scheler, 1874—1928）、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又再次对马克思的著作产生浓厚兴趣。这本书对当时因马克思的著作而兴起的关于意识形态的“本质”与内容的争辩，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虽然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社会关于意识形态的、政治的争论，以及知识社会学，后来都失去了重要性，但是伯格与卢克曼的这本著作（虽然我们得再次强调，这本书与加芬克尔的研究方向几乎没有共通之处）却并未失去它的经典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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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上一点提到的主题相当类似的，就是科学社会学。因为常人方法论的任务就是去研究，如何在对不同的“世界”的比较中呈现出现实，因此可想而知的是，科学本身也很快成为了重要的分析对象。加芬克尔本人也参与了这方面的研究。他对实验室的现实，对实验室中如何生产与诠释事实的类型与方式，特别感兴趣（Lynch, Livingston and Garfinkel, “Temporal Order in Laboratory Work”）。这一项以民族志为研究方法所进行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借由回溯到常人方法论所提出的观念指出，所谓高度理性的研究过程，如何也深受日常行动结构的影响，研究过程是如何受到一些武断的决策所决定的，研究工作的流程如何受到偶然性影响，“事实”是如何断定的，看起来很清楚的研究规则如何经常被推翻或大转弯，研究报告如何也是事后才对真正的过程加以自圆其说（这里可以参考加芬克尔早期关于陪审团的研究），以及连高度专业的实验如何也非常“依赖于”科学家之间的互动，还有这互动如何关键地连带决定了对于数据的评价（参阅：Karin Knorr-Cetina, Die Fabrikation von Erkenntnis. Zur Anthropologie der Naturwissen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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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常人方法论也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和理论建立，带来了显著的影响。不过我们在此不再进一步讨论这件事，因为我们会在第十七讲再仔细讨论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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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讲关于“诠释取向”的讨论，在这里就到尾声了。象征互动论和常人方法论，连同新功利主义，在20世纪50—60年代，都是在力图反抗帕森斯的霸权。但还有一个理论方向，也是在对抗帕森斯的理论，我们到这里都还没有提到。这个理论就是冲突理论。我们下一讲就来介绍冲突理论，然后我们就会顺着时间再继续走下去。届时我们会看到，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个重大事件，有人开始试图把所有这些批评全部纳入考虑，相当有创意地继承了帕森斯想要进行理论综合的遗志，并且相应地提出了规模非常宏大的新的综合。唯有如此，才能保护这个学科，免于分崩离析成互不相干的“学派”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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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二十讲 第八讲 冲突社会学/冲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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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新功利主义，还是象征互动论与常人方法论这两个诠释取向，都是20世纪50—60年代对帕森斯学派的支配的回应。这些取向首先都是对行动概念进行争辩。新功利主义认为帕森斯的行动模式太过规范性，且总体来说太复杂，这也削弱了所谓的社会学解释力。互动论和常人方法论则认为帕森斯规范论的行动概念还有不足之处，也不够复杂。所以新功利主义致力于复兴被帕森斯否定的功利主义传统，而象征互动论延续着在帕森斯早期著作当中被忽略的美国实用主义理论家的思想，常人方法论则采取了现象学观念的假设另辟蹊径。这三个理论主要处理帕森斯的行动概念，但他们都很少讨论社会秩序问题，更遑论社会变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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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的所谓冲突社会学，必须被特别放在这个背景下来看。冲突社会学呈现了一种对于帕森斯的理解方式，并且处处都在反对帕森斯的命题。许多社会学家认为，特别是秩序理论和变迁理论的概念，由于受到帕森斯对社会现实的规范要素的过度强调，而都被抹除了。帕森斯仅设想有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把静态、秩序良好的社会当作无须反思的前提。冲突社会学则提出另外一种相反的理论，凸显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关系和赤裸裸的利益斗争，并因此特别强调社会秩序的动态性与经常出现的快速变迁。简单来说，社会“冲突”于此被相当有活力地置于社会学理论建构的核心地位。冲突社会学在20世纪60年代展现出很特殊的吸引力，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当时各社会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对于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的批判日益尖锐，帕森斯的理论也被视作为美国社会状态的反动辩护。但同时我们必须知道，冲突社会学对帕森斯的批判绝对不仅仅来自政治光谱上的左派一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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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些批评者是想在政治方面有所动员的。帕森斯自己觉得他的部分理论是被粗暴地误解了。在他早期《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对于行动理论与秩序理论的分析，或是在他的结构功能论创作时代的中期，都在高度的抽象层面上论证过，他从未为某个特殊的社会秩序或政治秩序——例如美国——进行辩护。他也完全没有要否认社会冲突的存在。他自己认为，他的论证所针对的，更多是康德意义上的“超验”的东西。他要问的是社会秩序得以可能的条件。这个问题的答案，完全无关乎人们是不是经验上真的在某个社会现实看到著作中提到的秩序安稳或充满冲突的时刻。帕森斯的出发点是秩序在经验层面的存在，但他当然也不否认冲突的存在。所以冲突社会学对他的攻击完全是不恰当的，更何况他在20世纪60年代也明显在处理社会变迁理论（见本书第四讲）。所以冲突社会学的兴起是一场误会，是对帕森斯理论的扭曲与片面理解的后果吗？对，但也不对。帕森斯讲的当然有道理，他的行动理论与秩序理论分析不应直接遭受来自经验层面上的批评。他实际上多半也都是在高度理论性的层面与许多他的冲突社会学批评者进行辩论。但另一方面，帕森斯和他的支持者的理论框架的确缺乏敏锐的概念工具来把握冲突。批评者责备帕森斯的著作——包括他的经验分析——呈现出来的景象太过和谐了，大量的冲突与利益斗争被粉饰，总体来说社会变迁被以不恰当的方式呈现成持续且线性的；这项责备绝不是完全错误的。帕森斯晚期处理宏观社会变迁的演化论著作，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也没有真的克服上述的责难。以此而言，人们有理由质疑帕森斯理论体系的根基有一种“和谐的成见”，亦即这套理论体系的构成方式，很难将社会冲突当作核心议题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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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冲突社会学本身来说，也是有一些概念上的难点或是歧义性。我们可以把冲突社会学当作一种“××社会学”来理解。就像家庭社会学讨论家庭、宗教社会学讨论宗教一样，冲突社会学讨论的是冲突。这是一种对“冲突社会学”这个概念的理解方式。但我们也可以把冲突社会学当作一种独立的理论取向——对我们这本讨论现代社会理论的书来说，这种概念理解方式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为了这个意涵而保留“冲突理论”这个概念。澄清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这可以让读者不会太过一头雾水。从历史层面来看，我们可以在冲突社会学中寻找冲突理论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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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帕森斯的理论体系的时候，我们稍微讲到，帕森斯没能成功地将冲突当作核心议题来理解。我们这里来好好交代一下这件事。虽然帕森斯和他的追随者研究过作为经验现象的冲突，但冲突在他们那里实际上从未能占据核心地位。与帕森斯较为亲近的社会学家，很早就已经开始修正与拆解帕森斯的角色理论。他们的做法是——例如莫顿（可参阅：“Continuities in the Theory of Reference Groups and Social Structure”）——指出角色之间与角色内在的冲突。亦即他们指出，在同样一种角色中，常常必须满足不同的、彼此之间有冲突的行为期待。例如小孩可能会面对来自父亲与来自母亲的不同期望。或是人们几乎都必须满足不同的角色（例如女性常常同时要满足母亲角色和某个职业工作角色），但各角色彼此之间是不兼容的，因此产生冲突。但这方面的接续发展并没有要对帕森斯进行根本的批判，加上莫顿也马上指出，行动者一般来说有一种缓和或克服这个问题的技巧。他们也无意将结构功能论的重点放在社会冲突分析上。帕森斯的规范论的理论体系并没有什么更动；在此只是扩展出一个研究特定冲突——即角色冲突——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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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值得注意的进展，是由生于柏林、1941年移居到美国的社会学家科塞（Lewis Coser, 1913—2003）成功推动的。科塞虽然很赞同帕森斯及其理论取向，但却在其1956年出版的著作《社会冲突的功能》（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中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他尤其指责帕森斯这样的功能论学者主要将冲突视为由心理所决定的现象，一种个人的错误行为，甚至有时候还将其诠释成“病态的”。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这个理论传统中，社会现状被诠释成一种正常状态；偏离正常状态，都被认为是个人没能适应社会现状而造成的干扰。对帕森斯来说格外如此，他对充满社会冲突的社会过程几乎没有认真感兴趣过，因为他太过偏向涂尔干、太少重视韦伯了。科塞认为，帕森斯太过赞同涂尔干对社会整合的价值的强调，相反地就挤压了韦伯关于社会组织冲突重要性的正确洞见（参阅：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 pp.24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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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上来看，科塞当然是从帕森斯那里移向了左派那一端，也总是公开捍卫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但是，科塞对帕森斯的静态社会世界模式的批评，绝不仅仅源于这项差异而已。这更多是文化面向使然。因为科塞是犹太人，他深受一位犹太学者的影响。这位犹太学者是德国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在19、20世纪之交曾写过一篇分析冲突的重要文章。这个人就是齐美尔（Georg Simmel）。齐美尔在1908年出版的著作《社会学》中有一篇题为《争执》的精彩章节。他提出了争执的类型学，分析了这种社会关系形式的后果，给出了关于这种情境的深富启发性的洞见。在争执情境中，第三方可以利用两人之间的争执。用一句中国成语来说，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但对科塞来说重要的不只是齐美尔的这项观察而已，更重要的是齐美尔清楚表明他偏离了德国当时（也许现在也还是）的主流文化传统，他不马上就将争执、冲突、争吵等等贴上负面的标签。相反，齐美尔认为这种社会关系形式是一种积极的关系，因为犹太教在数百年中发展出一种争执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冲突绝不被认为会威胁到共同体的存在。正是这种对于争执和冲突的积极态度，或至少是中立的态度，是科塞所采取的态度，并将之转化到对功能论的论证当中。就像科塞的《社会冲突的功能》的书名以及在其前言当中所表明的，这本书探讨的是社会冲突的功能性。冲突被科塞视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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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这意味着……没有团体是完全和谐的，因为这样团体会缺乏过程和结构。团体既需要和谐，也需要冲突，既需要联合，也需要解体。在团体当中，冲突绝不是分裂要素。团体的形成就是这两种过程的结果。（Coser,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 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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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塞有时大量引用齐美尔的言论，并以此指出冲突可以“净化空气”，并且可以造就一种安全阀门。绝不是所有的冲突都必然会伴随着攻击行为，而且特别是（这也正好是在反对帕森斯理论的狭隘之处）没有冲突也不意味着社会系统就会是稳定的，因为冲突的缺失可能表示有一种潜在的张力，这种张力随后会失去控制地爆发出来。换句话说，把冲突排解出来，完全也可以是一种稳定的表现（Coser,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 p.94）。科塞甚至在他1967年出版的续作《再续社会冲突研究》（Continuitie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onflict）里进一步声称，冲突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常常也有正面的效果，因为冲突对社会来说也是一种学习过程，可以带来新的规则和制度。他认为，如果社会不允许冲突，就没办法拥有学习能力，长久而言也不具有持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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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冲突……可以迫使社会系统要有创新、创造力，使社会系统避免僵化。（Coser, Continuitie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onflict,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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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环保运动来说明这个命题。20世纪70和80年代，当时的联邦德国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那时候冲突冲击了日常秩序，甚至出现火爆的争吵。但是民主程序框架允许冲突，这带来了学习过程效果，让所有政党都赞同环境保护。就算人们实际上对于环保政策的执行并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感受，或是就算不是所有政党都认可生态的重要性，大家也必须承认，当时的民主德国就是因为暴力镇压了生态运动，所以阻碍了社会在这方面的学习，使得民主德国在20世纪80年代不断产生严重的环境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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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科塞对帕森斯多有批判，但科塞根本上还是在功能论中进行论证。《社会冲突的功能》出版的时候，社会学已经出现了另外一些与功能论激进地断裂开来的发展。这些发展用冲突现象来反对功能论，并以此一步一步试着将冲突社会学建立为一个独立的、与功能论相竞争的理论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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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这个运动与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 1916—1991）这个名字是分不开的。本迪克斯跟科塞一样，都是德国犹太裔学者，1938年移居到美国，并且先在芝加哥大学，随后在伯克利大学开始了后来极为成功的学术生涯。与科塞相对较快地将齐美尔的理论视为出发点，并且以较为复杂的方式与帕森斯的理论传统联结在一起的情况不同，本迪克斯是在其著作发展过程中慢慢摸索找寻“合适的”学者与一个合适的变迁理论。本迪克斯无疑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但从一开始他就敏锐地看到其理论的巨大缺陷，并且运用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和尤其是韦伯的思想工具，来克服该缺陷。这个移向一个适当的社会变迁理论的追寻过程的标志性文章，是他在1952年发表的《社会分层与政治权力》（“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Political Power”）。文中，他不认同马克思理论将所有冲突都归于阶级冲突，这使得这个理论在经验层面失灵了。但是本迪克斯没有完全与马克思决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是一个“有趣的”社会变迁理论。所以马克思的社会学观点还是值得从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那里拯救出来、加以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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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该……抛弃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此有吸引力的重要洞见。在社会中产生的对立，尤其是内在于经济结构当中的冲突，可能——但不必然——会造就集体行动。分析者的任务，就是去发现集体行动产生或没有产生的情况。我相信，由于马克思热衷于预言，使得他预示资本主义有一条确定的发展道路，但这种确定性常常是他用他自己的历史感得来的。而正是因为他的这股热衷，让他没能洞察到关于阶级情境与阶级行动之间的关系的不确定性。（Bendix,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Political Power”, p.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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