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70220 在美国社会学界，可能因为帕森斯范式的支配力量实在太大了，所以谈到“社会冲突”议题时，首先要么提出一种跟结构功能论互补的批判（像是科塞），要么对结构功能论提出一种根本的、隐讳的批判，但并非真的有另提理论的企图。本迪克斯是如此，但另外比如对非学术公众很有影响力的美国社会左派社会评论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 1916—1962），其于1956年出版、对美国社会进行的权力理论与精英理论研究著作《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也是如此。但在欧洲社会学界的某些部分，尤其是英国和德国，在20世纪50年代对待帕森斯的著作时更多是持中立态度。这些社会学家在对帕森斯进行根本批判时，也试着发展出另外一种理论方向——即冲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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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222 在英国，有两位学者对20世纪50、60年代的冲突理论特别有影响力，即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 1929—2014）与雷克斯（John Rex, 1925—2011）。洛克伍德在这段时间以大量关于阶级理论的经验研究而闻名。他以韦伯提出的分类范畴，对蓝领阶级意识与白领阶级意识进行分析。对我们来说比较重要的是，他也是率先对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进行猛烈抨击的英国社会学家之一，并且他也借此批判提出一个完全不同于帕森斯的理论观点。他在1956年发表（且后来相当知名）的文章《〈社会系统〉评注》（“Some Remarks on ‘The Social System’”），强烈反对帕森斯的著作对于规范的过度强调，也反对帕森斯将物质方面的生活机会和非规范的利益排挤到理论的边缘位置。洛克伍德认为，我们应该对规范和物质利益要有同等的对待；对待帕森斯的社会化命题，与对待马克思关于（被某特定群体）剥削与因剥削而来的社会冲突，也应同等对待。于此，洛克伍德绝非不加质疑地运用马克思的范畴。相反地，如同本迪克斯一样，洛克伍德也反对马克思。洛克伍德认为社会冲突不是只由经济结构导致的。他以欣策（Otto Hintze, 1861—1940）的历史研究和韦伯的统治社会学理论为基础，指出军事的与政治的权力冲突也是需要重视的，而且这种冲突恰恰不能简化成经济情况来看。然而，虽然马克思狭隘地凡事都只从经济因素来谈，但只要对马克思的观点加以修正，就可以用马克思的观点对帕森斯的分析策略进行决定性的修改调整。简单来说，洛克伍德强调，帕森斯的理论取向与源于马克思的冲突理论取向，两者是可以“相辅相成”的。所以他要求将这两种取向结合起来，因为社会现实既有规范秩序，也有基于权力的“实际秩序”。在他之后出版的著作，他又刻意回到这一点上来（见：Solidarity and Schism. “The Problem of Disorder” in Durkheimian and Marxist Sociology）。但他在1956年时就已经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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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224 每种社会情境，都是由帕森斯原则上提到的规范秩序，以及由实际秩序或实际基础所构成的。两者对于个体来说都是“已然存在的”；两者都是外部的、具有强制力的社会世界。社会学理论会涉及（或应该要涉及）社会过程和心理过程，且在这两个过程中，这种双元意义下的社会结构是人类动机与行动的条件。规范秩序的存在绝非会让个体真的以对应着规范秩序的方式行动；同样地，已然存在的实际秩序的存在也不意味着某些类型的行为必然会出现。（Lockwood, “Some Remarks on the ‘Social System’”, pp.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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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226 雷克斯是英国另一位知名的冲突理论代表人物。他出生在南非，20世纪40年代到了英国，并且以对伦理冲突的分析而闻名。在《社会学理论的关键问题》（Key Problems of Sociological Theory）中，雷克斯指责帕森斯的理论发展是相当片面的。雷克斯认为，《社会行动的结构》值得赞赏，“这本书作为社会学思想的分析史是无可比拟的”（Key Problems of Sociological Theory, p.96），且基于该书的行动理论观点，冲突的存在也至少是可以想见的。但帕森斯至少在其结构功能论阶段，他的视野就只看得到一种没有间断、顺利制度化的过程，冲突就仅被视为例外（亦即个体的越轨行为）而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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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228 因为虽然我们也许可以认同帕森斯的观点，主张规范要素会渗透进产生自社会系统的单位行动中，可是这绝不意味着社会系统完全就是由这样的元素所整合起来的。但帕森斯的思想却似乎一直往这个方向移动。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是如此，在《社会系统》当中显然更是如此。（Rex, Key Problems of Sociological Theory, 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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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230 雷克斯认为（他的说法跟洛克伍德有点像），帕森斯的思想体系到最后变得很理想化，因为帕森斯不再追问，是否稳定秩序和规范模式，其本身也是权力情境的表现；是否对于某些私有财产秩序的正当性的信仰，是一个可以回溯到权力冲突的长期制度化的结果。对此，雷克斯指出，韦伯介绍的正当性概念是“统治的可能基础之一”，而“非形成自任何一种规范共识”（Key Problems of Sociological Theory；着重处为约阿斯和克诺伯所加）。所以他以修辞学的方式和基于批判帕森斯的意图问道，“用权力平衡来进行分析，或用以权力平衡处理利益冲突来进行分析，是不是会比一开始就假设规范的存在还要好些？”（Key Problems of Sociological Theory, p.116）但雷克斯没有完全否定帕森斯的观点。他更多的是像洛克伍德，将帕森斯式的“整合理论”和韦伯—马克思的冲突理论视为互补的，因为社会事物的重要，但也非常不同的各问题领域，只有借由将两个理论结合起来，才能够解决。“任何社会都可能会有财富问题、权力问题、终极价值问题，以及宗教问题。”（ibid, p.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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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232 但是对帕森斯主义最激进的批判以及对冲突理论最重要的辩护，还是首推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 1929—2009）。达伦多夫与洛克伍德同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反法西斯异议抗争人士古斯塔夫·达伦多夫（Gustav Dahrendorf）的儿子。由于他不凡的才华，所以在德国社会学界，其职业生涯的发展顺遂得令人难以置信。他曾任教于汉堡大学、图宾根大学、康士坦茨大学。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政治评论家，所以也一帆风顺地步入政坛。他在1969年短暂担任了联邦外事处的国务秘书，1970年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议员。他的这条职业之路也促使他走向英国，他1974—1984年间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院长，最后也在英国被封爵，成为达伦多夫勋爵（这方面的生平，可以参阅：Ralf Dahrendorf, Über Grenzen. Lebenserinner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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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234 达伦多夫的学业大部分是在英国完成的，并且在洛克伍德和雷克斯之前就以批判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而闻名。也许可以说，英国的冲突理论根本上可以追溯到达伦多夫的贡献。但同时达伦多夫本人也深受英国的社会学传统的影响，且这也使得他的作品在英语世界比在德国还更受欢迎。达伦多夫的重要论文《结构与功能——帕森斯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Struktur und Funktion. Talcott Parsons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soziologischen Theorie”）发表于1955年，这篇文章对洛克伍德与帕森斯的争辩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也难怪，在此之后英国社会学对帕森斯的批判中都可以看到达伦多夫的影子了。关于帕森斯理论的发展过程，达伦多夫认为，帕森斯根本没有必要从行动理论转换成功能论的秩序理论（读者可能还记得，我们在第三讲已经提到这点批判了）。更何况帕森斯的这个发展还导致他必然错失了因果分析，功能失调分析也在他的理论当中丧失一席之地，使得帕森斯的理论呈现一派稳定的特征。但这个时候，达伦多夫还是希望能扩展帕森斯的理论，而不是反驳他（Dahrendorf, “Struktur und Funktion”, p.237）。他在1957年出版的著作《工业社会中的社会阶级与阶级冲突》（Soziale Klassen und Klassenkonflikt in der industriellen Gesellschaft）也还是保留着这条妥协的轴线。他认为，结构功能论虽然可以分析社会的整合力量，但是缺乏类似的分析工具去解释和描述结构改变的力量（Soziale Klassen und Klassenkonflikt in der industriellen Gesellschaft, pp.128f.）。和洛克伍德与雷克斯一样，达伦多夫也认为可以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来补充帕森斯的取径，但马克思的理论必须摆脱“形上学”的负累，亦即摆脱历史哲学、人类学，甚至还有政治经济学的负累，完全还原到其在社会学方面最有价值的核心——即对于社会冲突的解释。如此一来，我们才能获得一种变迁理论，解释结构改变的力量。达伦多夫认为，如果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要有所超越，那么“关于阶级形成的标准我们不该根据实质私有财产的占有与否，而是应该根据统治地位的占据比例或是否被排除到统治地位之外来判断”（ibid., p.138）。就如同本迪克斯和洛克伍德一样，达伦多夫认为生产工具的控制只是统治的一个特殊情况；统治关系也存在于另外的关系中，而且这不必然需要被简化到经济结构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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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236 马克思相信，权威和权力是产生自实质私有财产部分的要素。但是事实上正相反：权力和统治才是不可简化的要素，以法律私有财产和共有财产所标示出来的社会关系才是从权力和统治产生的。……财产……绝不是统治的唯一形式，而只是其众多形态之一。（Dahrendorf, ibid., pp.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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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238 达伦多夫的想法是，权力和统治是社会学根本上的基本概念，其他现象都是从中产生的，社会动力分析也要由此入手。因为，统治之所在，亦是被统治者之所在，而被统治者会反抗任何一种形式的被统治现状。所以达伦多夫认为，统治之所在，亦是冲突之所在，因为大部分的社会都会有各异的统治团体，也会受到不同的冲突的影响。“理论上来说，在一个社会里，会有许多的相互竞争的阶级，就像社会里会有各种统治团体一样。”（ibid., p.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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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240 借由这种阶级理论，达伦多夫似乎也就拥有了一种可用于社会变迁理论的重要工具。他的理论企图尤其表现在随后的一篇论文上：《离开乌托邦的小径：社会学分析的新方针》（“Pfade aus Utopia. Zu einer Neuorientioerung der soziologischen Analyse”）。虽然达伦多夫没有想要将他的冲突模型提升到一种“放诸四海皆准”的程度（Dahrendorf, “Pfade aus Utopia”, p.262），但他也还是在1957年提出了一个明确不同于帕森斯的理论纲要。这个纲要相当简洁有力，但与雷克斯、洛克伍德、科塞和本迪克斯都不同。虽然文中和颜悦色地指出，帕森斯的理论方向与冲突理论之间的相互启发是可能且必要的，但整篇文章还是掩盖不住一件事，即对达伦多夫来说，冲突理论才是有说服力的取向，冲突理论才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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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242 就我举目所及，我们在解释社会学问题时既需要社会的均衡模式，也需要社会的冲突模式。而且从哲学的视角来看，人类社会现实同时有着两张面孔：一张是稳定、和谐、共识的面孔，另一张是变迁、冲突和强迫的面孔。严格来说，这无关乎我们选择研究问题时是用均衡模式来理解，还是用冲突模式来解释。不过我有种印象，就是当我们在未来面对我们这个领域的新发展与上述的批判性思维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专注于具体的问题上，而且也要专注在必须用强迫、冲突和变迁的视角来解释的问题上。（Dahrendorf, “Pfade aus Utopia”, pp.26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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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244 这也让我们将在20世纪50、60年代发展冲突理论取向的学者们视为同一派的。但关于我们至此所处理的这些取向，事实上我们需要注意，这里并没有一个领导性的学者在“推动”一个朝向冲突理论的运动，也没有一本权威的著作能够决定性地，且富有成果地论证出一个新的“范式”。冲突理论中，不存在如功能论的帕森斯、常人方法论的加芬克尔、象征互动论的布鲁默，也不存在如对新功利主义来说影响甚巨的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此外，也不存在一个孕育出冲突理论取向的统一的传统。虽然的确如上所述，在古典社会学家韦伯那里这条轴线与此有关。但是齐美尔所扮演的角色也绝非不重要。此外，冲突理论家也都在讨论马克思，虽然他们有些人是出于明确不同的政治目标，虽然他们都试着将马克思的观点与韦伯的观点结合起来，或是用韦伯的工具来矫正马克思的错误，但是，这些学者到底与马克思保持了多大的距离，也是众说纷纭的。在英国，正好有一种始终相对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所谓韦伯—马克思主义，或被称作左派韦伯主义，对左翼政治来说有高度吸引力。像洛克伍德和雷克斯都算属于这个模糊的流派。尽管这些理论家大多数都显然相当仰赖马克思的思想，冲突理论却绝非一种左派计划。例如阿隆（Raymond Aron, 1905—1983），这位我们于此仅稍加提及的法国“二战”后相当伟大的社会学家，在深受韦伯的影响与身处深受涂尔干影响的法国讨论氛围下，是最早采纳冲突理论立场的人。但他曾在当记者的时候，严厉批判当时拥抱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潮流，也极力反对当时以萨特（Jean-Paul Sartre）为核心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前面我们也指出，达伦多夫与马克思的明确关联也相当重要，但他却显然不是韦伯—马克思主义者。达伦多夫是一位社会自由主义者，他谈韦伯只是要对马克思进行大幅修正，但是他也不是只谈韦伯，而是也部分谈到了亲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家莫斯卡（Gaetano Mosca），或是也谈到清醒地望向政治精英统治的帕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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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246 如果我们考虑到所有这些不同理论家的这些差异，那么我们能说事实上有一个单一的理论吗？真的有这么一个冲突理论吗？答案是“有”，至少在20世纪50、60年代，在一个所谓××社会学出现之前是存在的。但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这件事。首先我们需要先确切指出所有这些理论家的共同之处。我们可以从四点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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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248 1. 冲突理论的出发点不是社会秩序问题，而是该如何对人与人，或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社会不平等进行解释的问题。社会不平等问题当然绝对不是什么新问题，也有很多知名学者在讨论这问题。姑且不论如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社会哲学著作，在社会学出现之前也有像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劳动工人阶级状况》（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in England）这种新闻学式的调查。又或者对美国城市不同生活条件的制图学研究，如1909—1914年之间以六卷本形式出版的知名的《匹兹堡调查》（The Pittsburgh Survey）。在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出现之时，也不乏对不平等和贫穷进行的分析。然而，真正让冲突理论能不同于单纯的描述，且使之与马克思主义有共通之处的，在于冲突理论从理论层面来追问不平等的原因。伦斯基（Gerhard Lenski, 1924—2015），在其出版于1966年的一本讨论社会分层的伟大著作《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理论》（Power and Privilege. A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中，试图结合冲突理论与功能论（但冲突理论的要素明显占优势），提出一些在理论层面上很有趣也很精辟的问题：“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如伦斯基和冲突理论家所强调的，社会中的财物分配之所以如此不均，是有理由与原因的。但这原因不是结构功能论所说的那样。帕森斯也讨论过分层和社会不平等。他的命题是，现代工业社会里不同的工资结构整体来说表现了社会核心价值。医生有较高的薪资与处于较高的阶层，是因为医生主掌着“健康”这种被高度评估的价值。冲突理论家恰恰就对他这个命题提出异议，认为社会不平等、不均等的财物分配，不能用社会的规范结构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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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250 2. 由此我们也可以推导出第二点。冲突理论对伦斯基提的问题的答案是，社会不平等问题最终是一个统治的问题。伦斯基的说法是：因为财物既有身份价值，也有使用价值，且是稀缺的，亦即没有多余的，因此每个社会里人们都会为了财物而斗争。由于不同的原因，斗争中（总）有人会是赢家、有人会是输家。统治地位即是在这种斗争的情况下应运而生，以确保财物的不平等分配可以持续下去。社会中某些团体会积极想要维持特权，而另一些团体则会反抗。这也回答了伦斯基提出的“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这个问题，虽然这个回答并没有充足地确立与界定冲突理论的立场。要确立与界定冲突论的立场，必须通过接下来的两点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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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252 3. 当冲突理论家谈到财物或资源，并且指出财物或资源是借由统治关系所确立的，然后统治地位的财物或资源会再被利用来进行掠夺时，所谓的财物与资源的意义其实非常宽泛。冲突理论家指责帕森斯因为显然过度强调规范与价值，所以几乎都没有谈到物质资源。但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过于粗糙而片面的毛病，因为他们都只谈到一种资源类型，亦即经济资源，也就是拥有生产工具的权利。而冲突理论家则认为，除此之外还有更多“有趣的”资源，人们会为了资源而斗争，也会运用资源来斗争。而资源的分配则是在统治关系中决定的。冲突理论家尤其指出了政治资源（例如担任公职）的重要性，因为政治资源对社会不平等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还有暴力手段、武器，也都是一些不同于经济和政治的资源。暴力手段和武器让统治得以可能，也让享受特权得以可能。而暴力手段和武器都不能简化成经济或政治资源，因为众所皆知的，在人类历史中，暴力手段都是不容小觑的，而且在战争当中大获全胜的社会，并不总是在经济或在政治方面“最进步”的社会。柯林斯（Randall Collins）这位近来冲突论的领军人物，最后指出了非物质资源，如“性红利”（下文会解释这个概念），以及由性红利而来的所谓“情绪能量”。这些资源可以由某些特定的人或团体所占据，以此来继续支持这些人或团体的统治。读者在军事史中应该可以看到，“适当的”敌人形象常常可以强化“同仇敌忾”现象；这时候读者应该可以理解，“情绪能量”于此可以是一种很有趣的资源。冲突理论家指出了各式各样的资源，在统治关系里人们都为了资源你争我夺，并因此形成了不平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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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254 4. 最后，对于冲突理论家来说，“纷争”一直都是人类历史的特征。纷争来自无处不在的社会斗争，这明显与帕森斯那高度整合的社会图像形成对比，但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一旦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社会形式成功建立起来了，就会有“历史的终结”和阶级斗争的终结。但冲突理论家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只注意到经济资源，而忽略所有其他类型的资源。冲突理论家认为，就算废除了拥有生产工具的权利，就算经济资源被平均分配了，其他纷争（如性别之间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也绝不会因此消失了。当然冲突有时候会平静下来，但不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的历史阶段，没有冲突的时候是极少的。这种“风平浪静”对冲突理论家来说都只是暂时的妥协，短暂的休战，因为冲突各方中没有特权的那几方不会一直接受这种不平等的资源与财物分配，冲突总是很快就会迸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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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256 基于上述命题，冲突理论内部会对帕森斯式的社会学的核心命题进行重新评估、重新诠释；大多数社会现象都会被用“现实的”或“冷静的”视角来看待。冲突理论与帕森斯的理论之间的对立于此也表露无遗。帕森斯认为社会秩序基于价值之上，但冲突理论认为社会秩序只不过是冲突各方之间短暂的妥协而已，这种秩序任何时候都可以被中止。对帕森斯来说，价值是“最终目的”，只要行动者真心相信它，就不能操控它，更不会质疑它；但从冲突理论的角度，更多的是用嘲讽的眼光来看价值，认为价值更多的是社会不平等的帮凶、意识形态、社会不平等的表象。对帕森斯来说，政治权力表达了国家市民的价值允诺，某些人民代表即是基于此种价值而受托执政；但从冲突理论的角度来看，政治权力不过就是在尽可能维持社会不平等，国家则是巩固阶级结构的手段。至于叛乱、革命、暴力起义，在帕森斯眼里是有威胁性的例外事件；但在冲突理论家眼里却是理所当然的事件，这种事件并不是不理性地爆发出来的，而是为了改变社会不平等结构而理性地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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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25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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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260 这种“现实的”、与帕森斯的理论明显可以区别开来的理论观点，激发出了许多研究领域，其足迹在很多“××社会学”当中都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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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262 1. 首先是教育社会学。因为冲突理论对权力的敏锐度，可以为我们带来关于教育制度作用方式的新认识和新洞见。这里尤其让人想到柯林斯的研究。柯林斯生于1941年，比科塞、本迪克斯、雷克斯、洛克伍德或达伦多夫都还要年轻。他以最清晰和最有建设性的方式推进了冲突理论。柯林斯师从于本迪克斯，1971年就发表了一篇相当优异的论文《教育分层的功能理论与冲突理论》（“Functional and Conflict Theories of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论证了在分析教育制度时，冲突理论取向可以是成果丰硕且具有优势的。柯林斯指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可以观察到一种趋势，即在学校或大学受教的时间越来越长，企业职工的教育程度也越来越高，但功能论式的说明和解释力对此却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这类的解释都是基于一个很有问题的假设：（因为科技之故）我们越来越需要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力。但柯林斯指出，从经验上来看，没有证据表明工作上的要求变得越来越复杂，也没有证据表明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实际上会比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更有生产性。还有，工作上的技巧、能力大多都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工作中学到的。这些都让“（因为科技之故）我们越来越需要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力”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柯林斯认为，高学历劳动力不断攀升的质与量没有单一的经济的或科技的强制因素；换句话说，获得某些学校成绩或大学成绩所必须的知识内涵，从整个社会来看并没有关键重要性。所以，对于柯林斯来说，这势必需要另外一种诠释方式。而且在表面上相当平等的20世纪中，工作上的成功实际上还是跟社会出身密切相关。柯林斯声称，教育提升趋势的原因很简单：身份团体为了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而斗争，或是为了维持身份地位而斗争。柯林斯的意思是，学生在学校首先学的是“语汇和腔调，穿着风格，美学品味，价值与举止”（“Functional and Conflict Theories”, p.1010）。不同风格的学校，会有不同的声望和不同的资金支助（这尤其是美国学校系统的特色），授课对象也是不同的身份团体，因为不是所有家长都有机会将孩子送到高层次、有声望的学习机构里去。如此一来，社会中本来就有的阶层结构就被再生产了，而企业主也会偏好雇用处于较高阶层的人。“（a）学校所提供的，要么是训练精英文化，要么是维护精英文化；（b）老板也是用教育来当作选择文化属性的工具”。（ibid., p.1011）不过至此，柯林斯只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不平等无法通过教育建设而有根本性的降低。但又是为什么——这也是功能论的教育社会学一开始所要问的——人们的教育水平不断提升了呢？柯林斯的回答是：底层阶级的人努力想通过更好的学业来获得更高的身份地位，亦即借助教育来在社会中力争上游；但中高阶层的人也会再借由提升他们自己本来的教育水平，来回击底层阶级，拉开与底层阶级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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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264 由规模最大、最有声望的组织所领导的雇主们，会提升他们的教育要求，以此既维持他们自己的管理阶层，也维持中间阶层的相对声望。（“Functional and Conflict Theories”, p.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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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266 于是，底层阶级想通过教育来向上流动的做法，仅提升了整个社会的资格水平，但对于阶层结构却没有造成根本的改变，也没有将社会出身与工作成就之间的关系脱离开来。柯林斯在其著作《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The Credential Society: A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中继续专门讨论这件事，并且从历史层面提出了更好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出版于1979年的著作，还有上述的早期论文中，柯林斯的命题和我们在之后有一讲会介绍的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论很相似。布迪厄也指出，教育财物（例如学历或学校知识）会被用来与其他想力争上游的阶层划分开来，以此达到——用布迪厄的话来说——“区隔”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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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268 2. 冲突理论的观点在专业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也造就了丰硕的成果。专业人士是帕森斯很感兴趣的一类研究对象。帕森斯之所以讨论这个群体（见本书第三讲），是为了论证，现代社会的发展绝不意味着规范越来越不重要。甚至在一些表面上由目的理性考虑所支配的市场现象，在所谓彻底理性化的资本主义当中，也还是存在着很重要的根基与职业分支，这些根基和职业分支的职业行为还是会强烈受到规范的调整，不会完全受市场逻辑的摆布。所以帕森斯，以及专业社会学中依照帕森斯的方向来进行研究的学者，在描述与分析专业时，都特别会注意身份伦理现象，甚至将这种伦理解释为一种定义专业的核心要素。受冲突理论影响的所谓专业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则批评所谓的哈佛学派，说哈佛学派只注意到某些职业团体的官方意识形态。冲突理论家认为，帕森斯强调的、由职业代表人自己强调的身份伦理，不是单纯表现某些价值态度的荣誉而已，而是将之视为一种有用的意识形态工具，确保职业在公众当中的地位，并维持其特权（读者们在这可以比较我们前面谈象征互动论的那一讲）。与此有关的重要著作，是拉尔森（Mafali Sarfatti Larson）的《专业主义的兴起：社会学分析》（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 A Sociological Analysis）。该书指出，专业人士，如医生，常常会运用他们所谓的确切的知识和能力，建立起一个“唯一的”职业群体，并以此垄断市场，排除竞争对手（如理疗家、女巫、接生婆等等）。他们也常常会用专业语言来剥夺病人的权利，提升医疗专业人士的权利。最后，这也是为什么某些学术性的职业（如医生、律师），会要求建立能享有特权的完整专业制度，而其他像是工程师等职业却无法享受如此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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