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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技艺在19世纪与20世纪初期，由于各种原因，在德国大学当中相当兴盛；这在科学史中其实是一件还挺特别的事。人们甚至可以说，这是德国的精神科学在那个时代的一个特长。很多德国人在各个不同的领域——神学、法学、哲学、历史学——致力于理解问题，让诠释方法的水平，亦即对精神科学研究的基础与前提进行反思的水平，达到一个今人难以达到的高度。于此，理解问题也扩展了，不只是对文本的理解，而是也涉及对图像、伟大的事迹、日常行动等等的理解。虽然在过去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诠释学（比如在历史科学当中）偏向于对精英进行诠释，因为人们常常很需要理解像是马丁·路德、斐特烈大帝、俾斯麦之类的伟大人物的所作所为（当然同时也包括对这些伟大人物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而且这些辩护常常很值得商榷），但这无损社会学使用诠释学的观点来进行研究。有些德国的社会学之父，像韦伯和齐美尔，他们的讨论也都与理解问题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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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当然也与此相关。他就是在诠释学传统中长大的，深知在进行行动理论研究时，理解有多么重要。唯有对行动进行理解，才有可能对行动加以分类。哈贝马斯后来的作品中的论证风格，深受诠释学思想传统的影响。这使得他的作品有个特色，就是他的论证都是在与过去的学者的对话中展开的。这种做法与其他很多学者不一样。比如帕森斯，他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虽然系统性地与过去的学者进行对话，但是这对话只是作为他自己的理论的基础，在这基础之上，他就另外运用了完全不相关的其他领域——生物学和控制论——来完善他的理论了。或是比如常人方法论和象征互动论，完全只基于某些哲学传统，而对其他传统忽略不管。相比之下，哈贝马斯著作的一大特色，就是从诠释学的角度，致力于理解欧洲历史的整个哲学问题和哲学主题。哈贝马斯非常努力地与非常多的重要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进行对话，以此发展出他自己的见解。他一直都在和这些学者的著作进行“对话”，试着去理解他们的理论问题以及解决方式。所以，虽然他的论证行文常常都非常尖锐严苛，但可以看得出他和所有诠释学家一样，都有个信念，就是很重视前人的（理论）成就，力求保留其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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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个对哈贝马斯来说无疑相当重要的传统，就是政治学传统。哈贝马斯从一开始就是以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作为方针的。他年轻时盲目轻信纳粹的经验，他对苏维埃及其所有政治形式的尖锐评判，都让他对民主理念有极高评价，尤其是英国、法国和美国所强调并制度化的民主理念。对于德国的民主传统，哈贝马斯反而总有点不信任，认为德国的民主传统不够强大到保护德国免于极权的蛊惑。这种不信任感想来与他的生命历程有关。也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应该完全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以避免可怕的文明崩坏再次出现。不过，他不只相当景仰西方民主宪法国家，而且他也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面向进行了很重要的检视，并尝试建立一个对于实践来说很重要的“唯物”理论。但同时他又很重视诠释学传统。他所有这些思想究竟如何结合起来，以及这些思想对于他的政治立场具体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哈贝马斯深知并赞扬学术自由的重要性，因此非常敏锐地捍卫能保障学术自由的民主制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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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交代了三个深深影响了哈贝马斯思想的重要传统。在二手文献中还常常提到另一个对哈贝马斯来说很重要的传统（而且这些文献常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到目前为止显然完全没有提到。这些二手文献指出，哈贝马斯是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而且可说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正统继承人。我们怀疑这种对于哈贝马斯的定位是否真的正确，他是否实际上如此深受批判理论的影响。我们接下来简短交代一下我们之所以如此怀疑的原因。首先我们必须解释一下，所谓的“批判理论”是什么。“批判理论”是1937年由霍克海默所提出来的关于某种马克思主义形式的概念，其理论内涵主要由上述提到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发展出来的，并且这个研究所的成员在二战因纳粹迫害而流亡时也依然继续着理论研究工作。在20世纪20年代与20世纪30年代，这个研究所旨在推动跨学科的、包含精神分析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凭借的是一个相当革命性的，但在政治立场上比较不明确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希望能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具，克服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危机，但不用真的提出一个革命主体。因为当时的德国工人阶级要么满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SPD）的改革主义，要么就是加入了日益强盛的纳粹党的军队，因此这个研究所并不信任工人阶级。而且这个研究所也与信奉斯大林的德国共产党保持距离，因为苏维埃的马克思主义，显然也无法满足这个研究所所抱持的崇高人文主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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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特勒“夺权”之后，这个研究所迁移到了国外，研究所成员也被迫移民。但这不意味着这些成员的出版活动就因此减少或完全终止了。这个研究所在1932—1939年之间主编的《社会研究期刊》，是其成员和支持者的核心出版刊物，在流亡时依然相当有活力。除此之外，这个研究所在差不多同一时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出版物，即1936年集体撰写的研究报告《威权与家庭研究》。这份报告基于威玛共和时期所收集的资料，且相当倚重精神分析，并以此研究独裁行为是怎么扩散开来的。人们可以从这份报告得到一些关于纳粹如何崛起的解释。这个研究所最著名的著作，当属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20世纪40年代合写的《启蒙辩证法》。这是一本哲学著作，这本著作的内容就算不是充满悲剧性的，也至少是非常悲观的。其中认为，现代启蒙的、科技理性的世界，会让韦伯所说的理性化不断攀升，最后物极必反，造成（像纳粹所造成的那种）残酷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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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人们几乎不能说哈贝马斯特别受到这些研究所成员在流亡时所撰写的著作的影响。就形式上来看，他全然不具有《启蒙辩证法》那种悲观的历史图像。人们可以发现，他顶多跟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早期和草创期比较接近，或是跟在《社会研究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其他作者比较接近。但哈贝马斯其实并不熟悉这些早期著作。而且霍克海默在当时（相当保守的）联邦德国重建社会研究所时，刻意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切割开来。哈贝马斯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法兰克福大学担任助理时，堪为社会研究所传奇的《社会研究期刊》多半都已经尘封在地下室了。所以人们不能说哈贝马斯受到批判理论的影响，而是应该说他其实一开始并不知道批判理论，只是他后来有意无意地走向批判理论。到了20世纪60年代，哈贝马斯的风格才慢慢变得越来越像是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并且同时开始被别人称作所谓的“法兰克福学派”（这是另一个用来指称批判理论代表人物的概念）第二代核心人物。尤其是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时，哈贝马斯才开始被归到批判理论阵营。这段历史带来的结果，大概就是造成了一些误解。人们应该要知道，事实上哈贝马斯更受到刚刚所说的那三个伟大传统的影响。这也就是说，他的思想是更自主、独立于批判理论的，而不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这个命题所暗示的那样，仿佛他深深受到批判理论的影响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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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哈贝马斯的思想发展是来自三个（而不是四个）伟大传统的影响的话，那么人们当然也应该要马上注意到，这些传统彼此之间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和谐共存或互补。至今，这三个传统之间的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充满张力的。所以人们可能会质疑，哈贝马斯会不会因为受到这些差异极大的传统的影响，使得他的著作特色就只是一个大杂烩，亦即不同的观念彼此之间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思想主线。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针对所有这些影响，哈贝马斯首先用一种尚不成科学的直觉来把握，然后再慢慢总结、梳理成一个越来越具有系统性的观念，一个以人类语言、人类沟通为主要特色的观念。哈贝马斯特别喜欢语言，觉得语言很神奇，因为语言让人类的沟通形式非常不同于动物的沟通形式。他对这个主题充满热情，而且他带来的影响相当深远，因为他充满洞见地将语言视作人类共同生活的最重要的东西，并将其与一系列的哲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问题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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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方面，人们可以将这种见解与在西欧思想史中常被强调的一种观念相关联，亦即语言内在具有和解的力量，或是具有理性化的力量。哈贝马斯深信，语言蕴含着让人们能进行合理辩论的可能性。在他的著作的铺陈中，他非常仔细地交代了，为什么理性的论据会对参与讨论的人产生一种特殊的强制力，以及比较好的论据为什么，以及如何带来共识并协调行动（而且以好的论据来协调行动，显然比其他像是通过暴力或通过市场来进行协调的形式来得更好）。[1]在历史方面，人们则可以问，人类沟通中能带来的合理辩论可能性，在什么时候，是如何、经由何种途径而发展起来的。比如某种统治形式，随着历史的演进，如何在更好的论据的逼迫下，失去正当性。或是比如政治权力在什么时候，以及在何处，被认为必须基于论据来自我辩护才能进行统治（亦即最终要通过民主的讨论形式，统治才能具有正当性），而不再能够比如通过宗教性质的预设而无须对其统治给出交代。最后，上述各式各样的问题都会立即被关联上一个社会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上一辈的”批判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也甚至是（在政治方面无法清楚归类、较为混乱的）文化批判的核心问题：资本主义与内在于资本主义（或至少跟资本主义有亲近性）的技术合理性或工具合理性，想把一切东西都变成商品，并且只允许以符合经济效益的目的—手段范畴来进行思考，这会不会摧毁所有其他的生活形式、摧毁所有其他的思想与行动形式？资本主义和“工具合理性”的所谓的破坏性的胜利前行，是否势不可挡？哈贝马斯赞同批判理论，但是也赞同其他政治立场与批判理论完全相异的文化批判家，认为必须对抗“技术—工具”合理性的胜利前行。不过他并不赞同批判理论和文化批判的悲观论调，因为哈贝马斯认为，语言潜藏着广泛的（亦即不是狭隘或有限的）合理性，能够在实际上很有效地，或至少很有可能对抗“技术—工具”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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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后来，即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是基于“语言潜藏着合理辩论可能性”的想法，大胆地进行自己的理论综合工作，并声称这个理论综合工作将至今所有社会学理论的优点都统一了起来。但在这之前还有一段过程。我们先回到20世纪60年代。那时，哈贝马斯在不同的研究中，先试水，看看他关于沟通的想法，在社会学中能做出什么东西、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也即他在60年代所写的各种著作和论文（人们可以把这段时期看作哈贝马斯人生中天分大爆发的阶段。他在这段时期展现出巨大的学术生产力，重要著作一本接一本出版），虽然表面上主题都不一样，但我们应该将“人类沟通具有特殊性”视作贯穿其中的指导观念，来对他的著作加以提纲挈领的理解——虽然哈贝马斯这些试水并不是全部都得到令他满意的结果，有些也走进了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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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这本1962年出版的教授资格著作，也许是哈贝马斯最精彩，也是最好读的书。该书也特别适合当作进入他浩瀚著作的入门读物。这是一本对公共领域的（政治哲学）观念，以及特别是这观念在资产阶级时代（亦即18、19世纪）的各种制度，进行探讨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哈贝马斯在这本书中描述了，在尚不具有政治性质的空间——像是咖啡厅、私人读书会与研讨会、俱乐部、宴会等等——中，公共领域一开始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公共领域中，人们可以自由地讨论文学问题、艺术问题，以及广泛意义上的“社会”问题与事务。而随着报纸杂志的普及化，公共领域便开始政治化了，人们越来越要求参与政治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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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政治作用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18世纪初的英国形成的。有些社会势力为了影响行政决策，因此向具有批判性的公众提出呼吁，好让这些社会势力的要求在进入会议之前能具备正当性。与此实践相关的是，等级会议转变成了现代议会。当然，这个转变过程经历了一整个世纪。（Habermas,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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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最初的阶段（亦即在由专业政客构成的具有稳定结构的政党形成之前），哈贝马斯认为，议会是一个认真严肃地进行讨论的地方，大家都在以更好的论据去争取更好的政策。议会是一个由具有批判性的市民代表组成的会议，而不是（如后来很常出现的）由单纯的利益代言人群聚在一起，各自仅仅单方面地为自己的立场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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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尚不具有政治性质以及已具有政治性质的公共领域制度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政治哲学上的公共领域观念也随即出现了。这种观念对于哲学家和知识分子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只有在自由开放的公共领域，我们才能认识到其他的世界观。只有在公共领域，才有可能先按捺下自己的利益来进行理性的讨论，并且才有机会改变自己原先的利益，可能的话甚至还可以取得共识。也只有在公共领域，如同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所猜测的和哈贝马斯在下述引文中相当认同的那样，才能对牵涉共同福祉的事务进行独立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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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众面前，所有政治行动都必须以法律作为基础，并且这个法律在民意面前要被证明是一般性的、理性的法律。在全面照章行事的状态下，由统治所制定的自然法，会被由自然法所制定的统治给取代——如此一来，政治基本上就可以转化成道德。（Habermas,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p.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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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对市民公共领域的观念与制度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所进行的重构，我们在这短短的介绍中当然无法交代得很清楚。但是人们应该已经可以发现，公共领域的观念，与语言现象，以及与论据交流方面理性辩论的可能性，是相关联的；所以哈贝马斯在这里又表现出了他对于语言的神奇能力是多么充满热忱。以此而言，这也是哈贝马斯首次大规模地尝试，对整个社会或政治的影响作用与语言的重要性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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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该书撰写得相当精彩与具有启发性，但当然也有一些明显的缺陷，而且哈贝马斯后来也坦承有这些缺陷（参阅这本书在1990年的中新版前言）。哈贝马斯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呈现出公共领域在当代是如何衰败的。也即18、19世纪时的各种制度在他的描述下，仿佛政治哲学观念当中的公共领域真的实现了；而后，在当代，由于商业化，以及职业政客与政党政治的大行其道，使得公共领域慢慢衰败了。换句话简单地说：哈贝马斯深受文化批判思潮的影响，美化了过去，认为资产阶级时代充满理性，制度可以充分发挥作用。而当代，则无可避免地被他抹上了阴郁的色彩。但这种文化批判的态度是很成问题的，哈贝马斯在他后来的研究成果中——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也越来越不再采取这种态度，因为语言分析为哈贝马斯提供了一个方式，让他可以避免文化批判暗含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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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与实践》（Theorie und Praxis）最初出版于1963年，是一本论文集。前文提到的《关于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讨论文献报告》和《哲学与科学之间：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两篇文章，也被收录其中。此外，该书也收录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非常理论性的和社会政治学方面的研究，并且特别对后来的学生运动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在直接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的论文当中，哈贝马斯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带有实践意图的经验的历史哲学”（Habermas, “Zwischen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 p.244）。此处的形容词“经验的”，意在反对教条的马列主义。也即马克思主义应该，也必须实际上面向经验开放，应该“在科学上可证伪”，因为这样才能让我们“比马克思自己还懂马克思”（ibid.）——当然，这种做法在马克思正统捍卫者的那些人眼中，是大逆不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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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得出来，该论文集有个很引人注意之处，就是“实践”一直是哈贝马斯的论证中很重要的概念。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中，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在知名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的思想中，实践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实践也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当中的异议知识分子，在反对斯大林主义时所运用的概念。特别是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异议分子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工具来推动反对意见。虽然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造成了令人不快的现实，但这些异议分子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当然他们坚持的是另外一种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政党理论家所意图编纂出来的那种教条。这些异议分子所仰赖的，是马克思早期的哲学人类学著作。这些著作中的实践概念，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且贯穿着浪漫元素。“实践”在这里首先并不是意指由目的理性所驱动的活动（比如以维生为目标的劳动），而是表现在艺术方面的人类行动潜能的发展，亦即创造性的自我表现；同时也意指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幸福、理性生活的实现。东欧的知识分子，运用在马克思早期著作当中可以发现的思想主题，来批评政治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并指责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马克思的思想主题没有真的获得制度性的实现，现实的社会情况依然令人感到相当绝望。哈贝马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也很依赖并使用实践概念，不过这个概念在他那里主要是关于社会秩序的理性构成。这也暗示了在那个时候，他关于语言分析的理论意涵还没有太多的想法，他还不知道怎么从语言分析中建立出一个基础，以此来批判现状。也就是说，他在那时候完全还没有深入到一种足够细致、可用于社会学的语言理论，所以当时暂时还只能运用马克思早期思想和东欧异议分子所提的概念，以此来批判（人们在资本主义中和在苏联的社会主义那里可以观察到的）技术合理性的蔓延（虽然技术合理性在苏联的社会主义那里，是以另一种方式在蔓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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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真正的困难之处在于，我们再也无法将技术的力量和实践的力量区分开来了。科学化的文明必须回答实践问题。但是，当科学化的过程逾越了技术问题的边界，却还是只以科技合理性来进行反思时，就会出现一种很特殊的危险。亦即关于以实践来掌控命运一事，人们不再追求由公民来达成的基于理性的共识。（Habermas, Theorie und Praxis, pp.30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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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的这段话在指责一件事，就是科学和科学技术合理性不断蔓延开来，使得“如何理性地为社会中的共同生活制定规章”这个高度政治性的问题，照理说应由市民共同彻底讨论，却被“降格”成一个单纯的技术合理性的问题，政治讨论则面临被专家一手遮天的危险。哈贝马斯这个对于当代文明的批判，是他运用实践概念而发展出来的。他对实践概念的倚重持续了好一阵子，直到他后来放弃了“技术力量与实践力量”这组二分法之后才停止。因为他后来转而去区分“劳动”与“互动”（参见下文），而所谓互动即意指人与人之间基于语言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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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德国社会学的实证主义之争，始于1961年在图宾根举办的德国社会学年会上阿多诺与波普尔之间的论战。这场论战可不是什么德国社会科学史上值得称颂的时刻，因为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当时所有论战阵营都在各说各话，而且也因为这场论战的影响，使得当时的整个学生世代都以很有问题的态度，偏激地唾弃实证主义（参阅Adorno et al.,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在这场哈贝马斯也参与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论战当中，阿多诺尖锐地指出，在社会科学中（日益）流行的定量方法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定量方法都在以随意滥用的态度对待社会世界，并且把“用技术统治自然”这种做法当作榜样。之所以定量方法值得批判，是因这种做法最后会造成人类的自我奴役。阿多诺这套说法背后的科学观，有很强烈的规范倾向，并且对于“理论”有很明确的立场（虽然就像我们在第一讲提过的，在社会学中，关于“何谓理论”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清楚的解释）。对于阿多诺来说，理论研究与规范问题从来都是分不开的。科学永远都不能忘记“解放人类”这个目的。但因为定量方法的大行其道，使得科学似乎越来越忘记了这个重要目的，而这种遗忘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不过关于这一点，哈贝马斯并没有采取同样的极端立场。哈贝马斯认为在自然科学中，存在这种以随意滥用自然为目标的方法，是很自然而然的，所以他并不同意阿多诺对自然科学采取文化批判的观点。不仅如此，出于某些目的，哈贝马斯其实很能接受社会科学当中的定量方法。不过，基本上来说，哈贝马斯还是很捍卫阿多诺的一个理念，亦即科学应解放人类；所以他也反对阿多诺的对手，波普尔。而波普尔则坚持，科学不应该掺杂规范问题，亦即不应该掺杂应然问题；所以波普尔当然也不接受“科学应解放人类”这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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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看这场辩论，感觉像在雾里看花；而且整个辩论也误导了当时的学生世代，让许多学生对实证主义产生了偏激态度。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阿多诺和哈贝马斯成功地将他们的对手，亦即波普尔，烙印上了“实证主义者”的标签。但波普尔完全不是实证主义者。如我们在第一讲就讲到的，波普尔其实还重重打击了实证主义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这场争论吵得如此沸沸扬扬，仿佛在一个很重要的、触及（社会）科学自我理解的问题当中，每个人都坚守自己的立场、毫不妥协似的。然而事实上，哈贝马斯在几年后与波普尔的科学理念的某些方面（如果不是所有方面的话），显然越走越近。以此而言，在这场实证主义之争当中，大家的立场实际上并非真的那么天差地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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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知识与旨趣》（Erkenntnis und Interesse）出版于1968年。该书虽然包含了一些很有原创性的论点，但某种程度上是实证主义之争的延伸。因此我们应当仅将该书视作一本过渡性的著作，即便书中展现了关于美国实用主义的广泛讨论（象征互动论就是根源于这个哲学传统的。此处关于这事我们只是顺带一提，但对于哈贝马斯后来的著作，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在该著作中，哈贝马斯的对话对象是广泛的各科学领域里，与该领域对自身的理解有关的理论；于此他提出一个命题：没有一种知识形式（包括科学知识）是凭空反思的，也没有一种知识形式只是“纯粹”在反映世界。相反，任何知识都会与一种根深蒂固的、人类学式的旨趣有关。所以该书才会被命名为《知识与旨趣》。在自然科学当中，知识涉及技术的旨趣，其主旨在于掌控自然。诠释学的科学传统，则是以改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为目标。精神分析的知识与唯物演化论思想的知识，背后的旨趣一个是解放与批判，亦即从非必要的统治和压迫当中解放出来；同时另一个是洞察所有科学知识各自所关联的旨趣。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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