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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后来，即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是基于“语言潜藏着合理辩论可能性”的想法，大胆地进行自己的理论综合工作，并声称这个理论综合工作将至今所有社会学理论的优点都统一了起来。但在这之前还有一段过程。我们先回到20世纪60年代。那时，哈贝马斯在不同的研究中，先试水，看看他关于沟通的想法，在社会学中能做出什么东西、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也即他在60年代所写的各种著作和论文（人们可以把这段时期看作哈贝马斯人生中天分大爆发的阶段。他在这段时期展现出巨大的学术生产力，重要著作一本接一本出版），虽然表面上主题都不一样，但我们应该将“人类沟通具有特殊性”视作贯穿其中的指导观念，来对他的著作加以提纲挈领的理解——虽然哈贝马斯这些试水并不是全部都得到令他满意的结果，有些也走进了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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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这本1962年出版的教授资格著作，也许是哈贝马斯最精彩，也是最好读的书。该书也特别适合当作进入他浩瀚著作的入门读物。这是一本对公共领域的（政治哲学）观念，以及特别是这观念在资产阶级时代（亦即18、19世纪）的各种制度，进行探讨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哈贝马斯在这本书中描述了，在尚不具有政治性质的空间——像是咖啡厅、私人读书会与研讨会、俱乐部、宴会等等——中，公共领域一开始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公共领域中，人们可以自由地讨论文学问题、艺术问题，以及广泛意义上的“社会”问题与事务。而随着报纸杂志的普及化，公共领域便开始政治化了，人们越来越要求参与政治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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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政治作用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18世纪初的英国形成的。有些社会势力为了影响行政决策，因此向具有批判性的公众提出呼吁，好让这些社会势力的要求在进入会议之前能具备正当性。与此实践相关的是，等级会议转变成了现代议会。当然，这个转变过程经历了一整个世纪。（Habermas,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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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最初的阶段（亦即在由专业政客构成的具有稳定结构的政党形成之前），哈贝马斯认为，议会是一个认真严肃地进行讨论的地方，大家都在以更好的论据去争取更好的政策。议会是一个由具有批判性的市民代表组成的会议，而不是（如后来很常出现的）由单纯的利益代言人群聚在一起，各自仅仅单方面地为自己的立场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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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尚不具有政治性质以及已具有政治性质的公共领域制度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政治哲学上的公共领域观念也随即出现了。这种观念对于哲学家和知识分子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只有在自由开放的公共领域，我们才能认识到其他的世界观。只有在公共领域，才有可能先按捺下自己的利益来进行理性的讨论，并且才有机会改变自己原先的利益，可能的话甚至还可以取得共识。也只有在公共领域，如同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所猜测的和哈贝马斯在下述引文中相当认同的那样，才能对牵涉共同福祉的事务进行独立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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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众面前，所有政治行动都必须以法律作为基础，并且这个法律在民意面前要被证明是一般性的、理性的法律。在全面照章行事的状态下，由统治所制定的自然法，会被由自然法所制定的统治给取代——如此一来，政治基本上就可以转化成道德。（Habermas,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p.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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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对市民公共领域的观念与制度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所进行的重构，我们在这短短的介绍中当然无法交代得很清楚。但是人们应该已经可以发现，公共领域的观念，与语言现象，以及与论据交流方面理性辩论的可能性，是相关联的；所以哈贝马斯在这里又表现出了他对于语言的神奇能力是多么充满热忱。以此而言，这也是哈贝马斯首次大规模地尝试，对整个社会或政治的影响作用与语言的重要性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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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该书撰写得相当精彩与具有启发性，但当然也有一些明显的缺陷，而且哈贝马斯后来也坦承有这些缺陷（参阅这本书在1990年的中新版前言）。哈贝马斯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呈现出公共领域在当代是如何衰败的。也即18、19世纪时的各种制度在他的描述下，仿佛政治哲学观念当中的公共领域真的实现了；而后，在当代，由于商业化，以及职业政客与政党政治的大行其道，使得公共领域慢慢衰败了。换句话简单地说：哈贝马斯深受文化批判思潮的影响，美化了过去，认为资产阶级时代充满理性，制度可以充分发挥作用。而当代，则无可避免地被他抹上了阴郁的色彩。但这种文化批判的态度是很成问题的，哈贝马斯在他后来的研究成果中——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也越来越不再采取这种态度，因为语言分析为哈贝马斯提供了一个方式，让他可以避免文化批判暗含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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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与实践》（Theorie und Praxis）最初出版于1963年，是一本论文集。前文提到的《关于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讨论文献报告》和《哲学与科学之间：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两篇文章，也被收录其中。此外，该书也收录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非常理论性的和社会政治学方面的研究，并且特别对后来的学生运动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在直接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的论文当中，哈贝马斯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带有实践意图的经验的历史哲学”（Habermas, “Zwischen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 p.244）。此处的形容词“经验的”，意在反对教条的马列主义。也即马克思主义应该，也必须实际上面向经验开放，应该“在科学上可证伪”，因为这样才能让我们“比马克思自己还懂马克思”（ibid.）——当然，这种做法在马克思正统捍卫者的那些人眼中，是大逆不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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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得出来，该论文集有个很引人注意之处，就是“实践”一直是哈贝马斯的论证中很重要的概念。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中，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在知名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的思想中，实践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实践也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当中的异议知识分子，在反对斯大林主义时所运用的概念。特别是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异议分子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工具来推动反对意见。虽然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造成了令人不快的现实，但这些异议分子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当然他们坚持的是另外一种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政党理论家所意图编纂出来的那种教条。这些异议分子所仰赖的，是马克思早期的哲学人类学著作。这些著作中的实践概念，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且贯穿着浪漫元素。“实践”在这里首先并不是意指由目的理性所驱动的活动（比如以维生为目标的劳动），而是表现在艺术方面的人类行动潜能的发展，亦即创造性的自我表现；同时也意指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幸福、理性生活的实现。东欧的知识分子，运用在马克思早期著作当中可以发现的思想主题，来批评政治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并指责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马克思的思想主题没有真的获得制度性的实现，现实的社会情况依然令人感到相当绝望。哈贝马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也很依赖并使用实践概念，不过这个概念在他那里主要是关于社会秩序的理性构成。这也暗示了在那个时候，他关于语言分析的理论意涵还没有太多的想法，他还不知道怎么从语言分析中建立出一个基础，以此来批判现状。也就是说，他在那时候完全还没有深入到一种足够细致、可用于社会学的语言理论，所以当时暂时还只能运用马克思早期思想和东欧异议分子所提的概念，以此来批判（人们在资本主义中和在苏联的社会主义那里可以观察到的）技术合理性的蔓延（虽然技术合理性在苏联的社会主义那里，是以另一种方式在蔓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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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真正的困难之处在于，我们再也无法将技术的力量和实践的力量区分开来了。科学化的文明必须回答实践问题。但是，当科学化的过程逾越了技术问题的边界，却还是只以科技合理性来进行反思时，就会出现一种很特殊的危险。亦即关于以实践来掌控命运一事，人们不再追求由公民来达成的基于理性的共识。（Habermas, Theorie und Praxis, pp.30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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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的这段话在指责一件事，就是科学和科学技术合理性不断蔓延开来，使得“如何理性地为社会中的共同生活制定规章”这个高度政治性的问题，照理说应由市民共同彻底讨论，却被“降格”成一个单纯的技术合理性的问题，政治讨论则面临被专家一手遮天的危险。哈贝马斯这个对于当代文明的批判，是他运用实践概念而发展出来的。他对实践概念的倚重持续了好一阵子，直到他后来放弃了“技术力量与实践力量”这组二分法之后才停止。因为他后来转而去区分“劳动”与“互动”（参见下文），而所谓互动即意指人与人之间基于语言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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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德国社会学的实证主义之争，始于1961年在图宾根举办的德国社会学年会上阿多诺与波普尔之间的论战。这场论战可不是什么德国社会科学史上值得称颂的时刻，因为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当时所有论战阵营都在各说各话，而且也因为这场论战的影响，使得当时的整个学生世代都以很有问题的态度，偏激地唾弃实证主义（参阅Adorno et al.,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在这场哈贝马斯也参与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论战当中，阿多诺尖锐地指出，在社会科学中（日益）流行的定量方法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定量方法都在以随意滥用的态度对待社会世界，并且把“用技术统治自然”这种做法当作榜样。之所以定量方法值得批判，是因这种做法最后会造成人类的自我奴役。阿多诺这套说法背后的科学观，有很强烈的规范倾向，并且对于“理论”有很明确的立场（虽然就像我们在第一讲提过的，在社会学中，关于“何谓理论”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清楚的解释）。对于阿多诺来说，理论研究与规范问题从来都是分不开的。科学永远都不能忘记“解放人类”这个目的。但因为定量方法的大行其道，使得科学似乎越来越忘记了这个重要目的，而这种遗忘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不过关于这一点，哈贝马斯并没有采取同样的极端立场。哈贝马斯认为在自然科学中，存在这种以随意滥用自然为目标的方法，是很自然而然的，所以他并不同意阿多诺对自然科学采取文化批判的观点。不仅如此，出于某些目的，哈贝马斯其实很能接受社会科学当中的定量方法。不过，基本上来说，哈贝马斯还是很捍卫阿多诺的一个理念，亦即科学应解放人类；所以他也反对阿多诺的对手，波普尔。而波普尔则坚持，科学不应该掺杂规范问题，亦即不应该掺杂应然问题；所以波普尔当然也不接受“科学应解放人类”这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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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看这场辩论，感觉像在雾里看花；而且整个辩论也误导了当时的学生世代，让许多学生对实证主义产生了偏激态度。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阿多诺和哈贝马斯成功地将他们的对手，亦即波普尔，烙印上了“实证主义者”的标签。但波普尔完全不是实证主义者。如我们在第一讲就讲到的，波普尔其实还重重打击了实证主义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这场争论吵得如此沸沸扬扬，仿佛在一个很重要的、触及（社会）科学自我理解的问题当中，每个人都坚守自己的立场、毫不妥协似的。然而事实上，哈贝马斯在几年后与波普尔的科学理念的某些方面（如果不是所有方面的话），显然越走越近。以此而言，在这场实证主义之争当中，大家的立场实际上并非真的那么天差地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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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知识与旨趣》（Erkenntnis und Interesse）出版于1968年。该书虽然包含了一些很有原创性的论点，但某种程度上是实证主义之争的延伸。因此我们应当仅将该书视作一本过渡性的著作，即便书中展现了关于美国实用主义的广泛讨论（象征互动论就是根源于这个哲学传统的。此处关于这事我们只是顺带一提，但对于哈贝马斯后来的著作，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在该著作中，哈贝马斯的对话对象是广泛的各科学领域里，与该领域对自身的理解有关的理论；于此他提出一个命题：没有一种知识形式（包括科学知识）是凭空反思的，也没有一种知识形式只是“纯粹”在反映世界。相反，任何知识都会与一种根深蒂固的、人类学式的旨趣有关。所以该书才会被命名为《知识与旨趣》。在自然科学当中，知识涉及技术的旨趣，其主旨在于掌控自然。诠释学的科学传统，则是以改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为目标。精神分析的知识与唯物演化论思想的知识，背后的旨趣一个是解放与批判，亦即从非必要的统治和压迫当中解放出来；同时另一个是洞察所有科学知识各自所关联的旨趣。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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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是在超验的工具行动框架当中组织起来的。因此自然科学的观点必然希望通过技术尽可能地支配自然，并基于此观点将自然当作知识的对象。人文科学则是在超验的沟通行动层次上进行研究，其观点必然旨在尽可能对促成相互理解的互为主体性进行保护，并基于此观点来阐释与意义相关的事物。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从这两种超验的观点的表现，认知到是什么旨趣主导了知识，因为这两种观点反映了劳动与互动的结构，亦即反映出与生活相关的事物。但是知识与旨趣的关联，必定是在科学的自我反思过程当中厘清的，而这种自我反思就是一种批判的类型。（Habermas,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p.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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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与旨趣》中，哈贝马斯指责波普尔的科学理念相当片面；以此而言，该书当然也是在跟波普尔进行对话。因为波普尔对于科学的理解，是以自然科学知识过程作为基准的；但这种对于科学的理解粉饰了一件事，就是自然科学也不过仅代表了三种人类知识旨趣当中的其中一种而已。而且波普尔的这种科学理解方式忽略了另外两种具有人类学根源的旨趣，亦即“阐述与意义相关的事物”（或曰追求更好的相互理解），以及从暴力当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对自己提出的要求（而且这大概也是对批判理论所提出的要求，因为他当时就是在批判理论传统当中成功立足的），就是采用一种广泛的合理性概念。这里所提的理性包含技术工具合理性，但不限于此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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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至少关于他在批判的、解放的知识旨趣方面的命题，哈贝马斯后来的立场不一样了。也即他很快就对某些学科领域（亦即精神分析与亲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不抱希望了，不觉得这些学科领域会扮演革命性的，或是会支持革命的角色。他不再抱着不切实际的期待。但是他坚持一个观点，就是人们必须再用另外一种合理性形式来补充技术工具合理性。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的引文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在引文中，哈贝马斯提到了“劳动与互动”的对立，他就是用这组概念上的二分法，取代了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所运用的实践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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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组二分法在1967年发表的论文《劳动与互动：黑格尔耶拿时期的〈精神现象学〉评注》（“Arbeit und Interaktion. Bemerkungen zu Hegels Jenenser Philosophie des Geistes”）一文中首次表达得最为清楚。在这篇讨论青年黑格尔与马克思思想的文章中，哈贝马斯回顾了米德的沟通理论，而且也显然讨论到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的著作《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虽然哈贝马斯没有明确引用这本著作），并以此为基础说明了，为什么“人”这种类属的形成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两类行动形式——亦即劳动与互动——在共同作用与相互作用的过程。如同他援用黑格尔的观点所阐述的：“将互动归因于劳动，或是从互动推导出劳动，都是不可行的做法。”（“Arbeit und Interaktion”, p.33）但马克思草率或仓促地混淆了这两种行动形式，这也对马克思的理论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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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的确切分析可以指出，马克思没有从根本上说明互动与劳动的关联，而是在“社会实践”这个模糊的标题下把其中一者化约成另一者，也就是把沟通行动化约成工具行动。……这会让他以原创观点提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联，很容易被曲解成一种机制性的关联。（Habermas, “Arbeit und Interaktion”, pp.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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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在这篇文章中所针对的对象，显然是马克思，而且也尤其针对某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亦即天真地认为单凭生产力的发展就可以带动人类历史的进步。与此相反，哈贝马斯坚持认为这两种行动形式是不能化约成同一种形式的。互动，或曰沟通行动，不能跟工具行动或目的行动混淆在一起。这两种行动各自的逻辑——或是人们也可以说：这两种作为行动基础的人类学式的旨趣——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哈贝马斯后来不再使用实践概念的原因（可再参阅上述引文），因为实践概念会致使人们抹除或忽略了劳动与互动之间必要的概念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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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劳动与互动真的不能化约成同一种形式的话，那么关于历史的进程显然就必须换一套说法，而且这一套说法与正统的、从经济主义的角度来说明历史进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假设完全相反：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并无法保证社会进步。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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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饥饿和磨难当中解放出来，并不必然等于从奴役与屈辱当中解放出来，因为劳动与互动之间，不是自动就会发展出关联的。（Habermas, “Arbeit und Interaktion”,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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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对“劳动”与“互动”的区分，对于他的思想发展来说非常重要，而且至今依然很重要。批判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批判东欧异议分子强调实践概念的马克思主义，对哈贝马斯来说是必要的一步。但这一步也付出了一些理论方面的代价，因为这带出了一个问题：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是一种纯粹目的合理性导向的行动。但在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中，尤其在他的实践概念中，其实也认为劳动可能具有表达性的特质，亦即劳动也可能是劳动从事者的自我表现。那么哈贝马斯是不是忽略了马克思早期的这种观点呢？换句话说，哈贝马斯将行动分成“劳动”和“互动”两种类型，是不是太过简化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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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劳动与互动》这篇论文在1969年又再版了，不过这次被收录到一本论文集中，该论文集以其中一篇论文的题目作书名：《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这篇论文一开始在系统地进行时代诊断，但文章越到后面就越变成一篇社会学式的论文。在这篇文章里头，哈贝马斯运用了他之前对于“劳动”和“互动”的区分，从宏观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现代社会的改变。哈贝马斯很清楚地提出了他的问题：资本主义对自身的正当性的辩护方式，产生了根本的结构性转变；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件事？在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需由技术专家来统治”这种说法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并且资本主义利用这种意识形态来奠定了自身的正当性。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件事？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哈贝马斯援引了马克思的，或至少是马克思式的思想，发展出一个理论框架。但这个理论框架既非科技决定论，也非经济决定论。这个理论框架认为，在社会发展中，不论是科技还是经济，都并不具有优先地位。换言之，哈贝马斯打破了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他在《劳动与互动》当中已经指出了，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由于没有对劳动与互动进行概念上的区分，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会被误解为一种机制性的关联（可再参阅上述引文）。所以哈贝马斯提出了另一种辩证关系。辩证的两端，一端是目的合理性行动系统或目的合理性行动子系统，另一端是社会的制度框架，或更准确地说，是生活世界的制度框架，这种制度框架是由沟通过程所调节的（关于“生活世界”这个概念的详细解说，我们在讨论常人方法论的那一讲已经介绍过了。不过我们在下一讲还会再回顾一下这个概念）。于此，行动的二分以社会领域的二分形式再度上演了：劳动，亦即目的行动，是子系统中居支配地位的行动模式；互动，亦即沟通行动，则形成了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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