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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卢曼和哈贝马斯的差异便显而易见了。哈贝马斯以语言效用作为主轴，朝着一个显然具有规范性的方向推进，并且借着潜藏在语言中的合理辩论的可能性的观念，试着推动对现存社会结构的根本批判。卢曼则不同。他大胆的理论工作是坚决非规范，甚至是反规范的。他完全不搞社会批判。他顶多会去问，社会批判，或是对于价值和规范的吁求，在现代社会里到底可以有什么功能。卢曼这种原则上非规范的立场，可能跟前文提到的他在1945年的特殊经历有关。但这里重要的不是他的生平背景，而是在卢曼的理论框架中，“偶然性”概念总是占有一席之地。事实上，卢曼对社会现象和秩序的“偶然性”相当着迷，亦即认为所有事情都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卢曼将“偶然”定义为：“既不是必然，也不是不可能，某件事（现在、过去、未来）是这个样子，但也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Luhmann, Soziale Systeme, p.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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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曼的定义最初源自亚里士多德，在詹姆斯（William James）那里也可以看到。詹姆斯在他1907年出版的著作《实用主义》（Pragmatism: A New Name for Some Old Ways of Thinking，尤其请参阅p.137ff.）中运用了偶然性概念来标示某些政治立场，亦即标示某些谨慎的、反乌托邦的改良主义。这种改良主义意识到任何政治行动的局限，也即政治行动的结果是“偶然的”、无法真正预料的，因此当权者的政策改革应一小步、一小步地制定。卢曼也同样提到任何社会秩序的极度偶然性，认为社会秩序可以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但他一如既往地得出与詹姆斯极为不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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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过，卢曼放弃了清楚的因果陈述；即他是用偶然性命题来为他的做法加以辩护。不只如此，偶然性命题也可以为他运用对等功能论的方法提供正当性。社会现象原则上的偶然性也深刻影响了卢曼的论证风格。正是因为社会秩序“既不是必然，也不是不可能”，所以人们必须放弃道德判断，因为道德总是假定某些行动必然会带来某些结果。正因为这个观点，卢曼著作的字里行间让人明显觉得他有系统地、且一贯地刻意不作道德判断（“一般”读者肯定很不习惯卢曼的这种风格）。这带来了一种明显的“把熟悉的事情给陌生化了”的效果。加上卢曼的用语极度抽象，就算在描述一些平凡无奇的事情时也极度抽象，这更加深了这种陌生化的效果。卢曼坦言，理论的“旨趣无关乎承认或治疗，也无关乎状态持存，而是首先，且尤其关乎分析，亦即关乎打破规范性的外表，无视经验和习惯……”（Luhmann, Soziale Systeme, p.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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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陌生化的效果在文学中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例如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认为，我们在舞台上就是要将日常生活的表象加以“陌生化”，才能凸显出日常生活的可变性。不过，布莱希特在著作中还是充盈着道德与政治活力，但卢曼完全没有。卢曼想达到的陌生化效果，让人联想到如霍夫曼（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或蒂克（LudwigTieck）等浪漫文学家。他们企图运用讽刺的形式，在文学中表达出关于理想与现实之间不可避免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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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有些浪漫主义的讽刺家一样，卢曼某种程度上也挺“冷眼旁观”的。这位社会理论家虽然指出了，社会中的人为什么会相信规范、价值、宗教等等，但他自己却冷眼旁观，且用一种或多或少颇为淡然的讽刺态度来处理他观察到的事情。卢曼好像不存在于社会中似的；他某种程度上像是一位超然于世的分析者，像是“人世间之外”的旁白。但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态度让卢曼的思想相当有吸引力，这种态度正是让卢曼的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大批粉丝的原因。如同马克思主义和功利主义（参阅本书第五讲）各自的拥护者因为想揭露出某些事而聚集在一起一样，卢曼也是以类似的方式获得了他的“信徒”。不过马克思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都认为真理要素是最重要的，他们都想揭露在精美的“规范”外表下的经济真相和利益相关/利己主义的真相；但卢曼却刻意放弃这种定位。他所指出的“凡事都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虽然也有揭露的效果，但因为偶然性问题，所以他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去追求真理。他的观察，带有一种嘲讽的、保持距离的神情；他的立场，就是高高在上地给予启发。但他的理论也因此在某个时代发展出很特别的吸引力。卢曼在他自己生前最后的大部头著作中提到了一种浪漫主义式的嘲讽，不过他（一如既往地）并没有表明他是否真是一位嘲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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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还是可以选择，看自己是偏好表达出悲天悯人、感同身受的呈现形式呢（但这样做，不采取立场是几乎不可能的），还是偏好（浪漫主义式的）嘲讽的反思形式，无论如何都带着距离感来表达被卷入了各种事态的情况。（Luhmann,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 p.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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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间接）指出了浪漫主义式的嘲讽的说法，我们可以合理地说，卢曼是战后“怀疑论”世代的一位特别的代表人物。卢曼的幕后推手，前文提过的谢尔斯基，便在一篇很有影响力的社会学研究里描述道：这个世代，由于尤其被纳粹蛊惑过，因此失去了所有伟大的信念，也因此已经不再准备步上道德与政治的战场。当然，卢曼许许多多的拥护者比卢曼年轻得多，无论如何都不再属于战争世代；他们的那个世代，是在20世纪80年代，被描述为玩世不恭、享乐主义的世代。但他们在他们的父母于60、70年代表面上徒劳无功的抗争之后，也同样失去了对于伟大信念的信仰，因此也同样抱持着“怀疑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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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卢曼的知识来源和他的核心观念，我们就介绍到这里。由于他巨大的生产力和由此而来的出版的大量著作，因此我们在下文的讨论中无法总览他的整个著作发展过程。我们要做的，是简单介绍他一些特别重要，或是能让人们相对容易地了解他思想的著作，以及介绍他著作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些阶段。我们以下将分三个步骤来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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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卢曼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著作，主要致力于组织社会学、法律社会学与政治社会学的主题，也只有一小批专业人士对此感兴趣。不过，如果我们只去看卢曼所处理的经验材料，会忽略卢曼在这些研究里所勾画出来的庞大的理论观点。也就是说，他在这些研究中，已经在为他后来的宏大理论作准备了。所以，用一种以理论为旨趣的视角来回顾卢曼的这段创作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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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这段时期有三本专著是特别知名且富有影响力的：前文提到的出版于1964年的《正式组织的功能与后果》，1968年出版的《目的概念与系统理性》（Zweckbegriff und Systemrationalität. Über die Funktion von Zwecken in sozialen Systemen），以及最后在1969年出版的《通过程序以进行正当化》（Legitimation durch Verfahren）。接下来我们简单探讨一下这些书里的论证观点，为各位读者讲解卢曼的思维方式，以及根据经验研究领域来讲解卢曼和其他社会学理论家的根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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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组织的功能与后果》中充斥着经验材料，主要旨在与过去组织社会学的核心假设进行对话。这个领域的古典学者，如德裔意大利学者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 1876—1936）或韦伯，都尝试用统治与服从的概念来描述与解释组织，尤其是科层组织。韦伯和米歇尔斯假设，目的理性行动模式（某些情况下，这种模式适用于个别行动者）和组织所追求的目的之间有选择的亲近性。换句话说，韦伯和米歇尔斯将科层组织理解为一种大型的理性行动者，理解为被规划好满足某些目的，也依此运作的宛如机器一般的东西。韦伯在他的《政治著作选》（Politische Schriften）相应地描述道：行政科层组织是（也必须是）首长手中顺从的工具，它必须实现政治负责人的规定。科层制度是一种等级组织，位于顶端的人规定目标，然后分派给底下的人，即底下部门的负责人、官员、行政专门人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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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曼怀疑这种方式是否真的能适当地描述组织和科层组织。他参考了各种各样从米歇尔斯和韦伯那个时代就已经出版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还指出，在科层组织中所谓的非正式关系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重要角色，上司与秘书之间良好且充满信任的关系是多么重要，科层组织里友谊关系有多么重要，各部门之间“原本”不存在的信息管道可以多么有用。一个小小的半官方途径，一通短短的非正式电话，比起经过层层大量正式职员通报的缓慢、恼人的正式官方途径，还能更快地解决问题！如果人们把韦伯以理念型描述的正式组织与科层组织当作基础，那么上述那些非正式过程都只会被当作“卡住齿轮运转的小石子”，当作干扰，或至少不会被认为是有实际意义的现象。但这样就会忽视组织实际的运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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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组织社会学研究的结果，指出了组织成员的行动动机绝不必然总是会和组织顶端所设置的目标相一致。这个结果同时也指出了，古典组织社会学关于科层组织的理念型的重要假设，在运用上必须谨慎、大打折扣。我们也可以在比如象征互动论里看到这样的观点。例如“协商秩序”这个观点，就强调了在极为规范的机构里的社会秩序本身，是具有流动性的（可参阅第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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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卢曼想走得更远。他不只想补充或部分地改写现有的研究，还想撼动古典假设的核心，甚至想驳斥用固定的组织目的来理解科层组织的做法。卢曼认为，目的设置对于组织分析来说，完全不重要，或只有极低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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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出自自觉地意识到的理由，或甚至是为了某些目的，而联合在一起的：为了满足需求，为了解决问题。理由或目的为人与人之间的联合奠定了形式上的意识形态基石。不过，理由是一回事，但在长期的生活和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则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所有的需求，不是所有有意义的冲动和机会，都可以被归入基础结构的范畴，即使对其进行或大或小的修改与调整，也不行。人与人之间的联合会形成社会系统，社会系统必须满足复杂的需求，必须在多个方面得到保护。（Luhmann, Funktionen und Folgen formaler Organisation,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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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能会想到，我们在第十讲提过，这个论点对哈贝马斯来说也极富洞见、非常重要。哈贝马斯接受这种想法，认为行动理论无法阐明宏观社会学的脉络，因为在集体层次上是看不到个体的行动目标的。这就是为什么哈贝马斯会采用系统概念来建立他自己的理论的关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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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曼认为，维持一个组织或系统所需要的远非仅仅实现某个时刻被确定下来的目的。如果人们承认这件事，那么任何一个组织或系统的部分与部分领域所需要得到满足的，也不只是所认为的目的而已（ibid., p.75）。系统或组织分化成子单位和部分，无论如何都不是起因于最上层的组织目的或系统目的。否则系统或组织的运作方式会大大受限，无法适应环境。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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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不是所有对系统来说甚为必要的效能，都与单一或数个彼此互不冲突的系统目的有关。系统因其目的而得到维持，前提是它的环境是稳定的、完美有序的。但因为这样的前提从来不能完全成立，因此所有系统除了自身的目的之外，都还必须发展出进一步的自我持存策略。系统唯有拥有这样一种自我持存的机制，才有被讨论的意义。二来具体的行动从来不是只与一个目的有关，仿佛行动无视自己的副作用似的。行动总是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后果，这些后果对于不同的系统问题来说，有的是好事，但有的是坏事。每个实际的行动，每个具体的系统子结构，在这个意义上都是有多重功能的。（Luhmann, Funktionen und Folgen formaler Organisation, pp.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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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也接受卢曼的这个说法，那么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即系统“不是根据一个单一尺度，如目的，而加以理性化的”，而是必须“以多重功能的方式来加以组织起来”（ibid., pp.134—135）。组织社会学必须注意到这件事，不能再从“完全一致性与绝对的稳定性是系统必不可少的”这种想法出发。相反地，人们必须接受一件事，就是系统偏偏需要不一致性，才能在一个原则上从来无法被完全掌控的环境中持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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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在多年后再回过头来看卢曼这第一部正式大作，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卢曼在这段时间还对行动理论的问题相当感兴趣，至少还讨论与此有关的问题。他不只从组织或科层机构的层面，而且也从个别行动者的层面，对主流的目的—手段范畴提出了有力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引用盖伦的著作《原始人与晚期文化》（ibid., p.100, Fn.20）。盖伦在书中，运用了美国的实用主义以指出，行动并非总是在实现目的与目标，而且也有无目的的活动，并且，在其中行动本身变成了目的（读者可以参阅我们在第三讲对帕森斯提出的批评，也可以参考第六讲）。盖伦的这个看法，促使卢曼对行动理论进行讨论，让卢曼提出，韦伯和米歇尔斯的科层模型之所以有问题，是不是因为出于有问题的行动理论，亦即出于各种理由而不合理地将目的理性置于优先地位，并倾向将行动的其他形式当作是有问题的，或是没有理论意义的。韦伯（和米歇尔斯）都在宏观的层面将秩序形式，如组织和科层机构，以理念型的方式加以描绘。他们都将目的理性行动置于核心位置，却忽略了现实中的组织和科层机构的运作过程。象征互动论也提出了这样一种、或类似这种的批评。象征互动论试着运用“协商秩序”这个取向，打破在社会学中根深蒂固的超稳定组织的观念。象征互动论大幅运用实用主义的行动理论修改了韦伯的说法，以提出关于组织运作的更贴近经验的观点（读者可以再次参阅第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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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卢曼没有走上象征互动论的道路。他并没有对原本的组织社会学所赖以为基础，但很有问题的行动观念加以修正，没有借此修正来从更好的行动理论出发以攀登上“更高的”集结层次。他的策略更多是想直接“转移”到系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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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策略在《正式组织的功能与后果》中还体现得不太明显，但在他下一本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相当知名、主要仍是组织社会学的著作《目的概念与系统理性：论社会系统中的目的功能》（Zweckbegriff und Systemrationalität. Über die Funktion von Zwecken in sozialen Systemen）中，这个策略就很明显了。该书的标题与副标题就表明了他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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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书中，卢曼更直接、更仔细地与行动理论中有问题的目的概念进行对话。他特别引用了杜威和美国的实用主义，来批判将行动视为由目标所控制和与目的有关的过程的观念，以及批评“目的论的行动模式”（参阅Zweckbegriff und Systemrationalität, p.18ff.）。杜威（盖伦也曾援引过他）不从因果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人类的行动流，亦即不认为一个原因在产生行动时，也会自动决定接下来的行动该怎么做，因为因果主义——后来的象征互动论和常人方法论也如此强调——完全忽视了行动者的反思性、思考能力，以及面对新情境时的创造性（参阅：Joas, Die Kreativität des Handelns, p.224ff.；亦可参阅第六讲与第七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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