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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对于卢曼来说，政治方面的所有谈论和所有作为，不会为经济带来什么影响或改变。“只有经济才能造就经济”——卢曼毫不怀疑地接受了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前德国经济部长的这句名言。不过他还补充道，艺术、科学等等也同样如此。艺术是艺术系统造就的，科学是科学系统造就的。现代社会是依照功能而分化的；这些功能领域不再是一个等级结构。所以卢曼认为，规划或控制都已经是完全没有用的概念了。系统和子系统会演化，而这是不可计划的。这显然是一类很特殊的时代诊断，我们在这一讲最后会再仔细讨论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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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卢曼关于“现代社会以功能分化为优先”的命题取向，从所谓的“自我生产转向”开始，明确地变得更极端了。不过另一方面，对于卢曼来说，虽然他更新了理论，但显然他并不需要因此就改写或抛弃他之前对社会或社会子系统的描述。以此而言，自我生产转向只是把功能论的螺丝拧得更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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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更感兴趣的地方在于自我生产转向带来的理论后果。卢曼自称，这个后果是“要素概念的极端时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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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想将自我生产系统的理论转化到行动系统领域，那么人们必须将系统要素视作没有延迟性的，即不断通过要素系统而进行自我再生产。（Luhmann, Soziale Systeme,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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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自我生产模式应用到社会事物的过程中，卢曼是很认真在谈“要素的时间化”的。卢曼将系统区分成机器、有机体、心理系统与社会系统，然后将社会系统视作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在其中他格外强调，系统理论跟（他所谓“旧时代欧洲的”）主体概念是决裂的，而且也必须决裂。相反，在借助马图拉纳与瓦雷拉的启发以建立理论时，重点是其他要素，其他“没有延迟性的、会不断通过要素系统而进行自我再生产”的那些要素（见上述引文）。卢曼在这句话里想指出的是，系统的构成要素不是人，也不是行动，而是沟通。沟通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单位。在沟通中，意义被生产出来，并且会不断与意义相关联。人——卢曼惊世骇俗地说——不是“社会”这个系统的部分；并且不是人在沟通，而是沟通在沟通（Luhmann,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 p.29f.; pp.103ff.）。沟通虽然依赖于心理系统，依赖于人类意识，但因为我们从来也无法真的看透另一个人，所以沟通总只与所沟通的东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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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的结果是，社会（和心理）系统不是通过固定的整体来定义的，而是通过意义不断的再生产来定义的。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分化的理论所关涉的是每一次的沟通形式，而不是人或行动。科学系统之所以是一个整体，并且之所以可以不断自我再生产，是因为科学系统就只与真理有关，它只根据“真”与“假”的区分来运作。在科学中，真的陈述和假的陈述会被不断反复参照，假设的正确性会被不断测试。“科学”这个系统之所以可以被指称出来，是因为这里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沟通形式，有一种非常特殊的“二元符码”在这里被不断运用。科学系统之所以是一个整体，不是因为某些人属于这个系统。众所周知，科学家不会只是科学家而已，科学家同时也可以是与政治和经济有关、寻求法律、追求艺术的市民。所以卢曼认为，一个具体的人是无法被固定在系统中的，具体的行动也不行。因为在不同的脉络中，在艺术和科学中，行动都可以出现。对于系统来说，重点只在于让意义得以生产出来的符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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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能说人是从属于功能系统的，不能说一个人就只属于一个系统，不能说人只会参与法律而不参与经济、只会参与政治而不参与教育系统。如此一来，人们就不能再声称社会是由人所构成的，因为人显然并不能被安置于社会子系统中，不能被安置于社会中。（Luhmann,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 p.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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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社会系统——最无所不包的社会系统就是社会——是通过持续不断的沟通界定出来的。唯有沟通终止之处，才是社会终止之处。所以在一个沟通涵盖到全世界的时代，“世界社会”就需要被提及了。对卢曼来说，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社会过程的出发点，已经是完全过时的做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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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曼的社会学的基本核心概念，是沟通和意义，而不是“行动者”或“行动”。对卢曼来说，提及“行动”或“主体”，只是在进行归因或归属而已。心理系统提及行动，不过就是在提及一个可以清楚划分开来的、归因于个体的过程。归因是为了化约复杂性。而卢曼当然“知道”，行动自身不是真的存在的，至少行动不能被用来描述现实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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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是通过归因过程而被建构起来的。行动是通过被归因于系统的诸多选择——该出于何种理由？在何种脉络？借助何种语意（该借助“意图”“动机”，还是“兴趣”呢）？——而实现的。这种行动概念无法对行动进行充足的因果解释，因为这种行动概念显然忽略了心理事物。（Luhmann, Soziale Systeme, p.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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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曼以此，将所有可能的行动理论问题全部抹除。并且，卢曼也可以——至少在他的系统理论的前提的基础上——声称，他的功能论的超级理论实际上能够将社会学理论迄今的所有知识全都囊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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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们已经讲到，卢曼那极端的现代社会功能分化命题，以及他对人世间的可规划性所抱持的极端悲观态度，表达出了他的某种时代诊断，也表现出他的一种保持距离的观察者姿态。他长久以来不相信社会状况是可以改变的，并且嘲讽地旁观各种徒劳无功的社会参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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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曼很少将他著作中的这些时代诊断要素展开来细谈。所以，有一本他很坦率地进行时代诊断的小书，很值得我们在这一讲最后简短讨论一下：《生态沟通：现代社会能应付生态危害吗?》（Ökologische Kommunikation. Kann die moderne Gesellschaft sich auf ökologische Gefährdungen einstellen?）。如书名所示，这本书旨在回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重要性不断攀升，且借着绿党在德国的成立而对政治或社会政策产生极大影响的环保运动。看看卢曼如何回应环保运动，颇能获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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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曼在该书一开始，先对他的理论进行了一个颇为详实且易于理解的介绍。这也让该书成为卢曼的一本对社会学初学者来说最容易上手的著作。他又一次说明，现代社会（我们今天总的来看可以将之视作一个个国家社会）是由不同的子系统所构成的，像是政治、经济、法律、科学、宗教、教育（顺带一提，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卢曼对这些子系统都分别写了相当广博的著作）。这些子系统都有自己语言，使用一种“二元符码”，以此来处理系统中的信息。例如经济，“是一种关于金钱支付的运作总和”（Luhmann, Ökologische Kommunikation, p.101），以“拥有/没拥有”或“支付/不支付”这组符码来运作。科学以“真/假”这组符码来运作，今天的政治系统则以“执政/在野”这组符码来运作。没有一个子系统会越俎代庖去管其他子系统的事，也没有一组符码比其他组符码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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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再去问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艺术和宗教的关系，科学和法律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认为某一个子系统可以控制或领导其他子系统。经济只能通过“支付/不支付”（而不能用任何其他的语言）来回应政治。艺术在面对宗教的影响时，也只能用美学符码来进行响应，宗教也是只能用“超越/内在”这组符码来回应法律的影响。没有一组符码可以简单地转译成另外的符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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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曼的这个观点无疑很有趣。如同我们在帕森斯的理论中已经可以看到的那样，这种观点是一种研究启发法，它可以让人们更为敏锐地看到，各个社会子系统是以何种特殊逻辑在运作的，以及如果可能的话，子系统之间的交换过程——如果真有交换的话——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人们也许可以借此拥有一个比马克思的上下层建筑概念更现实的观察方式，来分析社会过程（帕森斯便认为他的AGIL模型，就能够提供这样的观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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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卢曼提出的命题认为社会（子）系统是自我生产的系统，这些系统只按照自己的系统逻辑来运作，外界只能给予刺激，但无法施加操控的时候，卢曼自己也阻绝了任何关于计划与控制的希望了。子系统只能彼此观察，只能将外界影响它们的企图转译为自己独特的语言——它们只能做到这一点！政治系统就是因为这样的局限，所以对其他系统策略上总是不得其门而入的。所以才会有“只有经济才能造就经济”这句名言。但这也让人们想问，卢曼这个极端的假设是否符合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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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首先我们先来看卢曼这本书副标题的问题：现代社会是否能应付生态危害，例如切尔诺贝利核灾事件？卢曼的回答，想必读者现在都已经不会感到惊讶了，当然是“不能”！卢曼的理由虽然简单，但很有启发性。在现代高度分化的社会中，人或团体已经无从看到“整个”社会了，所以也无法警告整个社会要避免危害，或是保护整个社会免于危害。所以，说要发展出整个社会的意志来避免所谓的生态危害，都是完全可笑、定会遭遇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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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曼这样一位语出惊人、言语犀利的浪漫主义嘲讽者代表人物，也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来看待环保运动的。他认为绿色运动都是狂妄的、道德上自以为是的（Luhmann, Ökologische Kommunikation, p.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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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曼完全就是这样看待现代社会所遭遇的危害的。在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巨著中，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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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过度开发的实际后果，还没有超过极限；但大家没用太多想象力就去想象事情不能继续这样下去。（Luhmann,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slchaft, p.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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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曼对于我们影响已发生的事情的能力持根本性的悲观态度。当然我们为环保采取了各种措施，像是定下废气排放值、关闭核电厂等等。只是我们不能认为我们真的从外部影响或操控了政治系统，不能认为真的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我们顶多能说，政治系统用自己的沟通逻辑来遭受与响应刺激。对于卢曼来说，“新社会运动缺乏理论”。当然他的意思是，新社会运动缺乏他的系统理论与以功能分化为先的洞见。所以他对这种运动的评价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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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们大多数时候都可以看到这些目标和假设是如何简单和具体地固定下来，进行敌我区分，然后下道德评断。（Luhmann, Ökologische Kommunikation, p.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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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卢曼来说，这些道德态度都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因为在现代功能分化的社会中，没有一个立场可以代表整个社会，所以上纲到道德的做法都是不恰当的。再加上在环境领域中，因果链几乎是厘不清的，所以关于谁有错、谁没错的问题根本是无解的。环保运动跟仇视外国人的抗议，两者的道德平台高度没啥两样（参阅：Luhmann,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slcahft, p.850, Fn.451）。在卢曼眼里，这两者的立场都很愚蠢、自大。这一类的抗议或运动，对于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来说都是有害的。卢曼在这里，似乎采取了一个想将现代社会加以拟人化的立场，有的加以赞扬（如各种现有的政党），有的加以责备（如令他难以忍受地上纲到道德的“绿党”）。但是，尽管卢曼对这些德国绿色运动和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不单纯是嘲讽，而根本是恶意挖苦和持相当宿命论的态度，却还成为一位相当时髦的学者。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让人很难理解。可能要在环保运动的复杂的历史形成背景下我们才能搞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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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批评生态人士时，卢曼的态度有点像是传统的保守知识分子。所谓的卢曼推手，谢尔斯基，其于1975年出版的相当知名、内容满怀抱怨、有时相当反动的著作《劳动是其他人在做的：阶级斗争与知识的神权统治》（Die Arbeit tun die anderen: Klassenkampf und Priesterherrschaft der Intellektuellen），也是用这种态度与生态运动辩论。顺带一题，卢曼觉得谢尔斯基的著作是很突出的“批判性的反思”，所以他不懂为什么谢尔斯基的这种反思会被认为是“保守的”（Luhmann,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 p.1108, Fn.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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