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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卢曼提出的命题认为社会（子）系统是自我生产的系统，这些系统只按照自己的系统逻辑来运作，外界只能给予刺激，但无法施加操控的时候，卢曼自己也阻绝了任何关于计划与控制的希望了。子系统只能彼此观察，只能将外界影响它们的企图转译为自己独特的语言——它们只能做到这一点！政治系统就是因为这样的局限，所以对其他系统策略上总是不得其门而入的。所以才会有“只有经济才能造就经济”这句名言。但这也让人们想问，卢曼这个极端的假设是否符合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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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首先我们先来看卢曼这本书副标题的问题：现代社会是否能应付生态危害，例如切尔诺贝利核灾事件？卢曼的回答，想必读者现在都已经不会感到惊讶了，当然是“不能”！卢曼的理由虽然简单，但很有启发性。在现代高度分化的社会中，人或团体已经无从看到“整个”社会了，所以也无法警告整个社会要避免危害，或是保护整个社会免于危害。所以，说要发展出整个社会的意志来避免所谓的生态危害，都是完全可笑、定会遭遇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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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曼这样一位语出惊人、言语犀利的浪漫主义嘲讽者代表人物，也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来看待环保运动的。他认为绿色运动都是狂妄的、道德上自以为是的（Luhmann, Ökologische Kommunikation, p.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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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曼完全就是这样看待现代社会所遭遇的危害的。在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巨著中，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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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过度开发的实际后果，还没有超过极限；但大家没用太多想象力就去想象事情不能继续这样下去。（Luhmann,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slchaft, p.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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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曼对于我们影响已发生的事情的能力持根本性的悲观态度。当然我们为环保采取了各种措施，像是定下废气排放值、关闭核电厂等等。只是我们不能认为我们真的从外部影响或操控了政治系统，不能认为真的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我们顶多能说，政治系统用自己的沟通逻辑来遭受与响应刺激。对于卢曼来说，“新社会运动缺乏理论”。当然他的意思是，新社会运动缺乏他的系统理论与以功能分化为先的洞见。所以他对这种运动的评价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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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们大多数时候都可以看到这些目标和假设是如何简单和具体地固定下来，进行敌我区分，然后下道德评断。（Luhmann, Ökologische Kommunikation, p.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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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卢曼来说，这些道德态度都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因为在现代功能分化的社会中，没有一个立场可以代表整个社会，所以上纲到道德的做法都是不恰当的。再加上在环境领域中，因果链几乎是厘不清的，所以关于谁有错、谁没错的问题根本是无解的。环保运动跟仇视外国人的抗议，两者的道德平台高度没啥两样（参阅：Luhmann,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slcahft, p.850, Fn.451）。在卢曼眼里，这两者的立场都很愚蠢、自大。这一类的抗议或运动，对于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来说都是有害的。卢曼在这里，似乎采取了一个想将现代社会加以拟人化的立场，有的加以赞扬（如各种现有的政党），有的加以责备（如令他难以忍受地上纲到道德的“绿党”）。但是，尽管卢曼对这些德国绿色运动和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不单纯是嘲讽，而根本是恶意挖苦和持相当宿命论的态度，却还成为一位相当时髦的学者。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让人很难理解。可能要在环保运动的复杂的历史形成背景下我们才能搞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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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批评生态人士时，卢曼的态度有点像是传统的保守知识分子。所谓的卢曼推手，谢尔斯基，其于1975年出版的相当知名、内容满怀抱怨、有时相当反动的著作《劳动是其他人在做的：阶级斗争与知识的神权统治》（Die Arbeit tun die anderen: Klassenkampf und Priesterherrschaft der Intellektuellen），也是用这种态度与生态运动辩论。顺带一题，卢曼觉得谢尔斯基的著作是很突出的“批判性的反思”，所以他不懂为什么谢尔斯基的这种反思会被认为是“保守的”（Luhmann,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 p.1108, Fn.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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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曼对于生态运动的批评，从理论方面来看完全是很有问题的（至于他在政治方面的评估怎么样，可以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卢曼把（生态学）对特殊的分化形式的警告，和对功能分化本身的批评，混淆在一起了。卢曼的说法仿佛是认为，生态学对现代工业社会生态危害的警告，都是想要回到现代化之前的，即没有功能分化的社会。但这不只在经验层面是错误的，因为抗争者始终各自属于非常不同的团体；而且卢曼自己在理论层面上也缺失了对另一种可能性的想象，亦即没有想到社会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分化。在现有的西方工业社会中，就社会分化的工业化形式来看，各个国家相比起来都有极大的不同。经济、宗教、政治、法律等等的制度结构都随国家而异。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假设，不同社会在过去和在未来都一直有关于分化形式的不同争辩。决定分化形式的是政治民主过程，即约阿斯所谓的“分化问题的民主化”，而不是（卢曼那类的）社会理论家。卢曼那极端的操控悲观主义似乎过于夸张了。为制度形式而斗争的确无法预见结果，但仅仅用“刺激”这个概念去谈事情，也是无法谈出什么所以然的。因为争辩的确也造成了各种冲突阵线，也造成了争取特殊制度结构的各“赢家”和“输家”。当我们在本书后面讨论到图海纳与贝克的著作时，就会看到，我们还是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说明生态运动的理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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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推荐三本相关文献吧。对于卢曼的作品、他的系统理论的导论著作多不胜数。但大部分有个很严重的缺点，就是它们几乎都只从系统理论的观点来谈卢曼，所以常常对卢曼完全不加批判，甚至把他的系统理论讲得仿佛是社会学中唯一的理论似的。但有三本书是比较出色的：霍斯特的《卢曼》（Detlef Horster, Niklas Luhmann），这本书之所以值得推荐不只是因为他的介绍比较简明，也是因为在其中还有一些卢曼生前最后几年所做的有趣的生平采访。克内尔和纳塞希的《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导引》（Georg Kneer and Armin Nassehi, Niklas Luhmanns Theorie sozialer Systeme），也许是最扎实地介绍卢曼理论的导论著作了。相较起来，威尔可的《系统理论：基本问题导论》（Helmut Willke， Systemtheorie. Eine Einführung in die Grundprobleme），如书名所示，是对系统理论思想进行全面介绍的一般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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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卢曼的这一讲，就到此结束了。20世纪70和80年代在德国最宏大的两个理论综合，我们之后就不再谈了。不过，就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在这段时间之前，社会学的理论生产深受“美国”影响，但之后，不只是德国社会学，而且西欧的社会学都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了。其他地方也有尝试进行理论综合的学者，例如一位70年代开始主导许多争论的英国学者，吉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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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二十讲 第十二讲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较新的英国权力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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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几讲介绍的德国“宏大理论家”，无可避免地要详细介绍他们的生平，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展现他们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不过关于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这种做法没有那么必要。只要了解英国社会学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趋势背景，那么就算不用介绍吉登斯的生平，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他的理论综合尝试。我们这里先来回顾在第八讲讨论过的冲突理论，因为这对吉登斯后来的两个理论发展来说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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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英国的冲突理论与雷克斯和洛克伍德这两个名字是分不开的。他们跟达伦多夫不一样，并没有完全和帕森斯的理论取向决裂。他们只是想让冲突理论成为与帕森斯的功能论并驾齐驱的取向。当然，冲突理论的拥护者从未满足于仅仅“并驾齐驱”而已。众所周知，在理论方面野心勃勃的洛克伍德，就想要在权力理论与冲突理论取向，和功能论（与诠释）取向之间的对立之外，找出突破点，亦即他想进行某种类型的理论综合。以此而言，后来哈贝马斯、卢曼，还有吉登斯所进行的“宏大的”理论综合尝试，在洛克伍德那个时候就已经被做好了事先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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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伍德有一篇在各方面都非常重要的论文，即1964年发表的《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Social integration and system integration”）。这篇文章基于在第八讲就提过的韦伯—马克思式的传统，对各种功能论与冲突理论的取向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指出了功能论与冲突理论中颇有道理且内涵相当丰富的理论说法，并通过洛克伍德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些概念，来推进一种具有内在一贯性的理论框架。在20世纪50年代时，洛克伍德的立场认为，我们不能将功能论和冲突理论当作互斥的。规范—共识—秩序，与权力—异化—冲突，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这两组现象在社会世界中虽然各有特殊之处，但又总是会随着不同的社会而以不同的方式联结、交织在一起。达伦多夫的理论（还有雷克斯的部分理论），都只片面地关注权力、冲突和异化，而这样的理论会忽略社会现实的核心面向，因为冲突几乎无法脱离价值系统的形式与发展而被适当地讨论。“因为，现有的权力结构，价值系统的本质，对于潜在冲突的形成、强度与方向都有极大的重要性。”（“Social integration and system integration”, p.248）这样一种观点特别关注权力与文化的关系、目的理性工具取向与其他理性形式之间的关系（稍后的哈贝马斯即是这么做的）。这也率先设置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目标，大部分之后的理论综合就是朝此目标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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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伍德认为太过极端的冲突理论是有问题的。之所以有问题，不只是因为这种理论忽略了文化与权力的关系，还因为它对于社会变迁的阐述不够系统，也没有注意到社会变迁虽然常常与冲突相伴，但也不是所有冲突——即便是极为严重的冲突——都必然会导致社会变迁。“冲突在社会系统里可以既难以摆脱、又相当强烈，但却不会造成任何基本的结构改变。”（ibid., p.249）也有一些冲突，在社会制度结构的改变方面造成了社会变迁，但在其他方面却没有造成改变。显然人们必须将两类问题区分开来。一类问题是，一个社会里的行动者或团体、阶级，是否彼此在相搏与斗争；另一类问题是，社会结构是否事实上因此产生了改变。这样的思路，让洛克伍德提出了读者已经很熟悉的一组概念，即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这组概念后来被哈贝马斯援用了，虽然其意涵也被哈贝马斯改变了。洛克伍德认为，一个系统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社会整合）和系统的部分之间的关系（系统整合）必须区分开来。完全可以有一种情况是，在一个社会中有很多的矛盾，即很多系统问题，但在行动层次上却不必反映或表现出这种矛盾，亦即不必有可见的抗争、公开的冲突、阶级斗争等等。反过来说，也可能社会有抗争或冲突，但却不影响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洛克伍德这种对于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区分，显然反映了西欧左派的政治经验，也就是经济危机不必然会导致阶级斗争，反而在经济繁荣的时代却有可能产生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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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伍德认为，极端的冲突理论最终缺乏这种洞察力，因为冲突理论感兴趣的只有显性的冲突，而非系统整合现象。冲突理论只讨论表面上的冲突，而没有去追问，冲突是否，以及如何导致了真正的系统变迁，也没有追问社会系统的部分是否，以及如何被冲突撼动或是受到牵连。对洛克伍德来说，运用系统概念与采纳功能论的思想，对于分析现代社会来说不只是可行的，且根本就是必须的。只有同时处理社会整合问题以及系统整合问题，我们才可以建构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社会理论。洛克伍德也是从这一点出发，来批评帕森斯的（规范主义的）功能论。他认为帕森斯的功能论完全只以规范的（社会）整合为优先，认为所有的机构和子系统只是体现了整个社会所共享的价值，没有认识到系统部分的张力。而且帕森斯的功能论也几乎没有想到——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物质基础”与制度秩序之间的矛盾。洛克伍德指责帕森斯，因为其无处不在的规范整合的观念，所以遮蔽了社会的系统整合的可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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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简短介绍的洛克伍德的理论，非常知名，而且也呈现出了朝向理论综合的征兆。但洛克伍德自己还没有完成真正的突破。这可能与他太过倚重马克思的思想有关（虽然他对马克思也有批判）。洛克伍德不断强调，马克思理论建立了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但洛克伍德自己缺乏足够的理论工具和哲学工具，无法像哈贝马斯那样，在维护他的这个观点的同时摆脱马克思理论的核心面向，尤其是摆脱马克思作品中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思维模式。这使得他几乎没有办法综合性地掌握权力和文化的关系。不过，洛克伍德的思想还是可以继续发展下去的。在英国，将之发展下去的就是吉登斯。只是吉登斯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了“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所以在吉登斯的理论中，几乎看不到洛克伍德原初的意涵成分，也看不到后来哈贝马斯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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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吉登斯著作的发展背景，除了包含洛克伍德那未完成，但极能激发灵感的理论综合尝试之外，还有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相当盛行的、在历史层面进行辩论的权力社会学，一个——如第八讲最后已提到的——“移居”到历史社会学的冲突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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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取向的权力社会学或冲突社会学在当时的英国开始爆红（在美国情况也类似，但在当时的联邦德国则迥然有异）。之所以如此，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英国有一些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与知识分子，如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 1924—1993），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1917—2012），或是安德森（Perry Anderson, 1938— ）。他们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他们的著作部分有强烈的社会学性质的反思。而且他们那史料丰富的历史学研究，也将社会学和他们最新的分析在历史层面关联在一起，因为他们觉得社会学很有启发性。正好社会学中已有的韦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雷克斯和洛克伍德即属于其中的代表人物）也开启了规模极大的历史学议题。第二，英国比德国还要早受到埃里亚斯（Norbert Elias, 1897—1990）的影响。埃里亚斯在纳粹时期从德国出逃，他那出版于1939年的伟大的历史社会学著作《文明的进程》（Über den Prozeβ der Zivilisation），在德国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广为人知。他在漂泊过数个国家之后，最后1954年在英国莱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eicester）担任讲师。在那里，他由于优秀的教学能力而对英国社会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宏观历史社会学的核心命题，是国家的建立过程会产生规训作用。意思是，这种宏观过程，会将自我控制逐渐内化到人的内心当中，以此对一个人最私人的感知带来决定性的影响。这对于聚焦在权力和社会冲突的社会学来说，当然非常有吸引力。第三，20世纪50和60年代，对于（英国的）福利国家发展的社会学研究在英国相当盛行，这些社会学研究有着强烈的理论取向与历史取向。蒂特马斯（Richard M. Titmuss, 1907—1973）和马歇尔（Thomas H. Marshall, 1893—1982）即是代表人物。对于历史社会学感兴趣的社会学家，也会和这方面的社会研究有所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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