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70957
2. 我们这里先说，吉登斯的权力概念和行动概念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把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做法。但这符合吉登斯一贯的行动理论论证轴线。因为，如果人们从单一行动者及其行动出发，然后慢慢“上升到”越来越复杂的整体，那么人们几乎会不由自主地注意到权力现象。因为许许多多的行动者，就是借由权力而联结或被捆绑在一起的。这乍听起来很抽象，所以我们现在来一步一步讲解，让读者更了解吉登斯的想法。
1702370958
1702370959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吉登斯认为韦伯的权力概念是不充分的。韦伯对权力的定义是：“权力意指自我意志在社会关系中即便遇到阻力也还是能够得到贯彻执行的机会，不论这个机会的基础是什么。”（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p.28）用博弈论的概念来说，这意味着权力是一种零和游戏。权力的总和是不变的，某人获得权力，其他人就会失去权力，反之亦然。当社会科学家以此权力概念来进行研究时，几乎无可避免地会特别关注、有时候几乎是仅仅关注权力分配问题。但在社会学史中，这个定义也饱受批评，因为这个权力概念是不充分的。帕森斯就明确提出过他对此定义的不满。如读者在第四讲已经看到的，帕森斯将权力视为一种媒介。不论这种论点好不好，帕森斯的说法的确有一定道理，就是权力也是可以累积的，或是可以在权力关系参与者不必一定得失去权力的情况下生产出权力。权力像资本一样，是可以增加的。人们在一个团体里通过合作而得到的权力，可以比每个人单枪匹马时能拥有的还要多。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可以在没有“输家”的情况下被生产出来、积累起来。
1702370960
1702370961
吉登斯采纳了帕森斯的这个看法。在政治哲学——如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1970年出版的著作《论暴力》（On Violence）——中，人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看法。吉登斯也因此对权力的生产特别感兴趣。吉登斯很认真地再迈出了一步，强调每个行动都是跟权力联结在一起的。在某些语言里，“权力”和“做”有着相同的词源。法文的“pouvoir”就同时有“权力”和“能（做）”的意思；英文的“power”也同时有“权力”和“力量”“能力”的意思。所以吉登斯认为，“行动”和“权力”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指“能涉入世界”。
1702370962
1702370963
行动取决于个体对事件过程或对事情的先前状态“造成差异”的能力。一位行动者，一旦失去了“造成差异”的能力，亦即一旦失去了运作某种权力的能力，他就不再是行动者了。…… 换句话讲，从“造成转变的能力”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行动在逻辑上是包含了权力的。就“权力”的这个最广泛的意涵来看，权力在逻辑上先于主体性，先于行为的反思监督的构成。（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pp.14—15）
1702370964
1702370965
在这种把行动与权力等同起来的观点中，很难想象会有完全不存在权力的情况。吉登斯认为，许多关于权力和统治的社会学分析都忽略了，被统治者和臣服于权力的人，也完全可以有很大的行动空间，并且统治者如果要实现目标，也必须依赖于被统治者的合作。以此而言，被统治者也是有权力的。被统治者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造成差异”，亦即可以至少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来逼迫某种程度上需要依赖被统治者的统治者。而统治者也不拥有绝对的控制可能性。吉登斯颇有道理地将之称为“控制的辩证法”或“统治的辩证法”，并以此来描述一个情况，即，“在一个已确立起来的权力关系中，较少权力的人，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控制较多权力的人，以此来使用资源”（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p.374）。
1702370966
1702370967
这种看法在文学和哲学中也扮演着一个很特殊的角色。例如启蒙时代的作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的小说《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Jacques the Fatalist and His Master），或是黑格尔的著作《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中提到的主奴辩证法，都可以看到这种思想。但我们当然不能过于夸大被统治者的权力。因为，例如在监狱或甚至是集中营这种全控机构中，这种关于被统治者（即被囚禁者）的权力的思想，可能会让我们随即错误地用在规范方面很成问题的方式来进行情境描述。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从戈夫曼的分析和象征互动论那里已经知道了，在各种机构（连全控机构也是）中的生活，的确多少还是会有可协商的部分（即“协商秩序”。读者们可以再回去看一下第六讲）。也就是说，具体的机构形成与运作过程，总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共同参与的，被统治者总还是会有有限的行动空间和“权力”。
1702370968
1702370969
这也难怪，在冲突论传统下，吉登斯和迈克尔·曼的观点很类似，都不认为权力的基础只有经济而已。吉登斯所运用的权力概念更多是多维度的。并且他承认，权力地位的基础可以是不同的资源（他区分了“分配性资源”和“专断性资源”两种理念型）。当然有经济资源，但也有政治资源、军事资源，而且不要忘了还有知识资源。关于知识资源这一点，显然要归功于法国理论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著作（参阅第十四讲）。吉登斯非常强调知识资源，因为他和福柯一样，都不认为知识和知识库、言谈与言说形式等等是中立或“无辜”的，而是这些都有可能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加以结构化，并且是不平等地结构化。
1702370970
1702370971
至此，我们谈的是吉登斯关于“权力”的看法里一条非常抽象的轴线。但是我们已强调过，吉登斯之所以会这样定义权力概念，并将之等同于行动，是因为他想尝试从一贯的行动理论观点来发展出一套秩序理论框架。这是什么意思呢？
1702370972
1702370973
吉登斯探讨这些问题的方式，在某些方面不是我们一般习惯的做法。因为他虽然从我们在前几讲已学到的一些理论出发，但他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却又把其意涵改得和我们之前学到的不一样了。有一组对吉登斯的秩序理论来说特别重要的概念尤其如此，即哈贝马斯和洛克伍德提到的“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哈贝马斯和洛克伍德对于这组概念的定义虽然有差异，但至少两人还有个共通点，就是这两个面向必须用不同的理论工具来掌握。社会整合问题要用行动理论的工具来讨论，系统整合问题要用功能论的工具来谈。但吉登斯想违背这种理论的二元论。他认为，在建立一套秩序理论框架时，没有必要借助功能论的分析工具。只要人们正确地运用将行动与权力并置起来的观点，那么人们可以一以贯之地用行动理论来进行论证。
1702370974
1702370975
吉登斯与其他行动理论家（特别是与哈贝马斯）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非常强调人类的身体面向，并且采纳了戈夫曼的观点，格外关注表达行为、表情与自我呈现。所以他认为直接的“面对面”互动特别重要，因为这时候身体是有直接影响的。吉登斯将“社会整合”理解为在场且相互观察的行动者的行动的交织，也就是在共同在场的情况下的行动交织。在此议题脉络下，吉登斯进一步将秩序理论的观念与常人方法论和象征互动论相联结。帕森斯提到了规范，或是哈贝马斯提到了各种有效性要求的平衡，以此来解释共同在场时稳定的相互关联；但吉登斯认为，我们不需要像帕森斯和哈贝马斯那样做，也可以解释这种相互关联。因为那样一种秩序理论，要么太表面了（帕森斯就是这样），要么太过理性主义了（哈贝马斯就是这样）。相反，他强调，秩序是基于一个更深的层次之上建立起来的，这个层次一方面是象征表达（不论是语言表达还是身体表达）的可理解性，另一方面是对日常世界的理性的信任（读者们可以再去参阅我们在第七讲关于常人方法论对秩序理论的论点的详细介绍）。
1702370976
1702370977
但有趣且新奇的是，行动的联结现在已经摆脱了时空距离。行动者在行动时不一定得共同在场了。这里就出现了吉登斯所谓的“系统整合”问题。这里他没有要回溯秩序理论原本的观念，因为一方面，主要进行微观社会学探讨的常人方法论和互动论，在这方面没有提供什么有说服力的解释；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和“正牌的”系统理论者使用的功能论工具，又很成问题，所以吉登斯也不觉得是可取的。那他想怎么办？
1702370978
1702370979
空间和时间对于吉登斯的“社会整合/系统整合”这组区分来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就算行动者因为共同在场与没有共同在场的行动交织方式（必须）不一样，也不意味着行动理论在这里就没有用了。完全相反，吉登斯在这里依循迈克尔·曼的看法：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人类或团体的行动能力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我们发明了哪些科技来让人类可以摆脱时空距离而交织起来，还有不同的文化因此发展出哪些权力能力（这里，权力生产或权力积累的观念便登场了）。这种和行动挂钩起来的权力概念，完全足以为宏观社会学给予启蒙。所以吉登斯认为，我们完全不需要功能论的论证模式。
1702370980
1702370981
这些研究问题，吉登斯特别直接地在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著作《民族国家与暴力》中进行探讨。这本著作是在《社会的构成》隔年出版的。在这本相当历史取向的研究中，吉登斯分析了比如技术和科技，对于如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早期国家来说，充当了什么样的前提条件。他特别强调图记和书写的重要性，因为图记和书写具有让统治得以延续下去的可能性。他认为，书写的发明是让大量人群能基于权力而联结起来的基本前提，因为只有通过信息的存储，国家管理才能运作。
1702370982
1702370983
书写提供了一个编码信息的手段，能用来扩张国家机构对人与物的管控范围。就算是最简单的符号标记形式，都能作为一种辅助记忆的装置来让事件和活动的规律有序得以可能，否则事件和活动是无法被组织起来的。信息的存储，既允许将一定范围内的事件加以标准化，同时也能让这些事件有效地协调起来。一份表格，便能够对物与人加以记录与相对排序。也许正是在这一个最基本的意义上，书写（就算是最简单的记号）强化了时空伸延，也就是说，让社会关系比在口头文化中跨越更广大的时空跨度。（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pp.44—45）
1702370984
1702370985
通过书写以固定下来的信息，也大大强化了“监视”的程度（“监视”这个概念，是吉登斯从福柯那里借来的），也因此让国家的建立得以可能。按照“知识即权力”的看法，信息储存与信息处理的技术的发展，在历史洪流中也总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如同吉登斯在讨论现代欧洲国家的发展时所指出的，印刷术就权力生产方面而言造就了大幅度的进步。统治者在他所建立且极权掌握的国家里，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可以收集信息，控制信息，甚至今天还可以对信息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加以集中管理，以此来统治他的臣民。在民族国家时代，这一切都可以基于根本上已广为人知的科技，不断变得更加精致缜密。
1702370986
1702370987
当然，我们于此可以问，今天已相当普遍的计算机科技，对于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产生了什么后果。吉登斯自己没有系统性地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根据他的“统治的辩证法”命题，他想来不会说统治已单方面地强化了。因为，虽然在专制时代和民族国家时期，中央集权国家的权力的确提升了，但宗教团体和政治团体的能力也同时成长了（读者可以想想欧洲启蒙时代英国的异议分子或批判统治的知识分子）。他们同样掌握了印刷的权力，因此也可以生产出反抗的权力。人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观察到，国家监管基于计算机而来的权力，和以网络为根据、无法完全控制的社会团体的反对权力，彼此之间也有着“辩证”的关系。
1702370988
1702370989
吉登斯认为，关于许许多多人的跨越时间和空间所进行的行动的联系，完全可以基于行动理论的思想来加以描述。人们不需要一个由功能论提供的没有行动者的秩序理论。的确，功能论的秩序理论在这里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已经认清了社会结构的流动性，也认清了统治与控制的辩证事实，亦即统治与控制不过就是不同行动者和行动团体之间不稳定的协商过程。这些事实和“结构和系统是固定的”这种想法是不兼容的。
1702370990
1702370991
3. 上述关于行动可以跨越极广的时空距离而连接起来的说法，以及借助权力概念将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连接起来的观点，标示了一种很特殊的秩序理论。吉登斯就是通过这些观点，和帕森斯的想法保持了距离。因为利益冲突借由规范和价值缓和下来后并不会带来宏观社会秩序。对吉登斯来说，秩序问题处于一个更根本的层面上。吉登斯对此的想法，和加芬克尔及卢曼比较像。虽然吉登斯在谈到社会过程的时间面向时，读者们可能会感受到一件事，就是吉登斯把主观体验到的时间和客观过程（例如城市一天中不同时段的不同交通流量）的时间很不幸地混淆在一起了。但姑且不管这件事。重点是，吉登斯在此基础上，和迈克尔·曼非常像，都特别关注科技机制与科技资源，关注运输工具和传播工具，因为这些都让许许多多人拥有了联结彼此的可能性。规范不是不重要，但其重要性只是次要的。因为唯有在人们能够（依赖某些科技）彼此广泛地联结在一起的前提下，人们才有办法共享规范和价值。唯有在某些权力能力的基础上，价值、意识形态、文化模式等等才能传播开来，让不是只有一些人或团体、而是多数人都能接触到这一切。
1702370992
1702370993
所以，吉登斯跟迈克尔·曼一样，也一贯地反对将社会概念视作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或基本概念。因为人们应该先从历史—经验的层面上去研究，稳定的人类网络是如何借助运输工具和传播工具得以建立起来，以及研究不同的网络是否可被搭接起来，让现实上具有鲜明的空间边界的社会结构得以形成。吉登斯和迈克尔·曼一样，都警告人们不能将前现代的政治结构与现代的民族国家当作同一件事，以为前现代的政治结构也是由相对同质的文化、受到监管的边界所标示出来的。以前的帝国和统治结构可能是完全另一种样子的。那时候不会谈到相对同质的文化，因为根本就没有传播工具，可以将那样一种文化传播给许许多多的人。那时候也没有清楚划分的疆界。前现代的帝国边界更多是“渐层的”，亦即权力网络在远离核心政体中心的外围是逐渐减弱的。当然在古代的城市国家管理中，也是有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结构的。但是，要从专制国家跨越到现代民族国家，还需要有权力能力的大幅提升，同时也还要有市场的发展、工业技术、越来越高的国家施政能力等等，也就是说要有对大量人民进行管理和监视的能力，以及所有这些要素能共同发挥作用。
1702370994
1702370995
……现代国家作为民族国家，在许多方面都变成一种特别卓越的权力容器形式，变成一种有着领土疆界（虽然内部有着高度的区域划分）的行政整体。（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p.13）
1702370996
1702370997
吉登斯认为，当今天人们谈到“社会”，以及把社会隐含地等同于现代民族国家时，都会让我们忘了去问，民族国家到底有哪些特殊之处，以及与早期的“社会化形式”相比，有什么特殊之处。
1702370998
1702370999
但是吉登斯于此还不只是想抛弃“社会”这个概念而已；他还想抛弃一种一统性的、渗透一切的、制约宏观结构过程的逻辑观念。就现代（西方）民族国家方面，吉登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把现代西方“社会”诠释为“资本主义社会”，完全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诠释，仿佛说社会生活的特征就只有一种权力资源（即经济），所有其他事物都是由这种权力资源决定似的。但吉登斯觉得这种说法在经验上是不成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运作不是只能用经济逻辑来理解而已，也不能将所有其他权力形式都简化成经济逻辑。吉登斯更多地认为，现代性和民族国家，从以前到现在，都是由不同的制度复合体所构成的充满张力的领域。吉登斯借着将基于不同资源和规则之上的若干权力形式区分开来，而将“资本主义、工业主义，以及国家系统”这几种复合体区分开来（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pp.287ff.）。资本主义动力在过去的确是现代性的形成的重要出发点，但是资本主义动力在过去和现在都与造成工业现代性的科技动力是不一样的。例如在苏联的权力领域，工业化也可以在非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发生。至于民族国家系统，不是由工业主义，也不是由资本主义所产生的，而是发展出一个自身的、根本上是双重的动力。一方面是最晚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在欧洲形成的各个民族国家（注意，是复数！）的合作中产生了庞大的军事动力，军事动力也深层地刻画了现代性。吉登斯在这里又和迈克尔·曼很像了，也很敏锐地意识到宏观社会暴力所扮演的角色。比如在哈贝马斯和卢曼的理论里，都没有这种宏观社会暴力的一席之地。德国社会学家都没有关注这一点，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因为对于“德国”社会的历史来说，国家暴力明明就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管控机构也运用了监视技术，发展出自身的动力。监视技术让20世纪的极权统治形式得以可能；同时管控机构所发展出的自身动力，既不能化约成工业过程，也不能化约成资本主义过程，更不能化约成军事过程。
1702371000
1702371001
吉登斯认为，个体和团体一直都想防止市民社会被全能的国家控制。所以民主化运动之所以会发生，首先可以说是因为要抵抗现代民族国家的管控渗透进社会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可以批判地问，民主是否就仅是权力与反抗权力之间的辩证而已。由于吉登斯没有对行动进行分类，所以这让他的说法最后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忽略了平等、公平、政治意见表达、公正等等的观念也是有其文化根源的。虽然民主化运动也的确和权力形势有关，但单单就权力形势是不足以解释民主化运动的。吉登斯想将权力与文化加以综合起来，但他可能只完成了一半。因为他那非常精致复杂的行动理论的分析焦点，过于专注在行动的权力面向上，太少关注到行动也是镶嵌在文化里的。
1702371002
1702371003
另外，吉登斯在运用一个对他的宏观社会学来说非常重要的概念“监视”时，非常依赖福柯的说法，但同时吉登斯又不断反对福柯那缺乏行动者的理论概念。不过吉登斯的这种做法是可以原谅的。我们在第十四讲会提到，一方面，福柯的分析在讲到权力技术的使用或推动时从来不提行动者。在福柯那里，权力“如幽灵一般徘徊”在历史中，但无法捕捉、无法分配。这对于像吉登斯那样坚定的权力理论家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另一方面，福柯在分析权力的时候，总是过于夸大权力的作用。因为，至少在福柯的晚期著作中，他对行动者及其行动不是真的感兴趣。所以从福柯的观点来看，身体只是权力技术的施加对象，身体是一个被权力技术与规训技术形塑与雕琢的对象，完全没有自主性。吉登斯则相反。对于吉登斯来说，行动者一直都有行动能力，所以也一直——在“统治的辩证法”的意义上——都可以反抗、抗议、抗争（参阅：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p.289）。吉登斯常用一种说法来反驳福柯，即福柯的“身体”没有“脸”。意思是，福柯的身体概念没有回顾到任何事，也没有指出这个“客体”中无法化约的“主体性”。
1702371004
1702371005
在这里，吉登斯和卢曼的差异也相当明显。也许读者已经注意到了，吉登斯在谈到制度复合体之间的张力时，和卢曼关于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的命题，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卢曼那里，个别的子系统只会依照自己的逻辑来运作。再也不存在什么共有的符码或共有的语言了，子系统只会被干扰或刺激而已。这两个理论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吉登斯认为卢曼那种极端地认为制度复合体或子系统复合体是不相干的看法，是没有说服力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吉登斯认为这些复合体的边界是行动者划分出来的。确定制度复合体的内在逻辑和边界的，是行动者——不论行动者是有意还是无意，是明智的还是被误导的。
1702371006
[
上一页 ]
[ :1.70237095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