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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提供了一个编码信息的手段，能用来扩张国家机构对人与物的管控范围。就算是最简单的符号标记形式，都能作为一种辅助记忆的装置来让事件和活动的规律有序得以可能，否则事件和活动是无法被组织起来的。信息的存储，既允许将一定范围内的事件加以标准化，同时也能让这些事件有效地协调起来。一份表格，便能够对物与人加以记录与相对排序。也许正是在这一个最基本的意义上，书写（就算是最简单的记号）强化了时空伸延，也就是说，让社会关系比在口头文化中跨越更广大的时空跨度。（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pp.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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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书写以固定下来的信息，也大大强化了“监视”的程度（“监视”这个概念，是吉登斯从福柯那里借来的），也因此让国家的建立得以可能。按照“知识即权力”的看法，信息储存与信息处理的技术的发展，在历史洪流中也总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如同吉登斯在讨论现代欧洲国家的发展时所指出的，印刷术就权力生产方面而言造就了大幅度的进步。统治者在他所建立且极权掌握的国家里，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可以收集信息，控制信息，甚至今天还可以对信息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加以集中管理，以此来统治他的臣民。在民族国家时代，这一切都可以基于根本上已广为人知的科技，不断变得更加精致缜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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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于此可以问，今天已相当普遍的计算机科技，对于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产生了什么后果。吉登斯自己没有系统性地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根据他的“统治的辩证法”命题，他想来不会说统治已单方面地强化了。因为，虽然在专制时代和民族国家时期，中央集权国家的权力的确提升了，但宗教团体和政治团体的能力也同时成长了（读者可以想想欧洲启蒙时代英国的异议分子或批判统治的知识分子）。他们同样掌握了印刷的权力，因此也可以生产出反抗的权力。人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观察到，国家监管基于计算机而来的权力，和以网络为根据、无法完全控制的社会团体的反对权力，彼此之间也有着“辩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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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认为，关于许许多多人的跨越时间和空间所进行的行动的联系，完全可以基于行动理论的思想来加以描述。人们不需要一个由功能论提供的没有行动者的秩序理论。的确，功能论的秩序理论在这里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已经认清了社会结构的流动性，也认清了统治与控制的辩证事实，亦即统治与控制不过就是不同行动者和行动团体之间不稳定的协商过程。这些事实和“结构和系统是固定的”这种想法是不兼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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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述关于行动可以跨越极广的时空距离而连接起来的说法，以及借助权力概念将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连接起来的观点，标示了一种很特殊的秩序理论。吉登斯就是通过这些观点，和帕森斯的想法保持了距离。因为利益冲突借由规范和价值缓和下来后并不会带来宏观社会秩序。对吉登斯来说，秩序问题处于一个更根本的层面上。吉登斯对此的想法，和加芬克尔及卢曼比较像。虽然吉登斯在谈到社会过程的时间面向时，读者们可能会感受到一件事，就是吉登斯把主观体验到的时间和客观过程（例如城市一天中不同时段的不同交通流量）的时间很不幸地混淆在一起了。但姑且不管这件事。重点是，吉登斯在此基础上，和迈克尔·曼非常像，都特别关注科技机制与科技资源，关注运输工具和传播工具，因为这些都让许许多多人拥有了联结彼此的可能性。规范不是不重要，但其重要性只是次要的。因为唯有在人们能够（依赖某些科技）彼此广泛地联结在一起的前提下，人们才有办法共享规范和价值。唯有在某些权力能力的基础上，价值、意识形态、文化模式等等才能传播开来，让不是只有一些人或团体、而是多数人都能接触到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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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吉登斯跟迈克尔·曼一样，也一贯地反对将社会概念视作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或基本概念。因为人们应该先从历史—经验的层面上去研究，稳定的人类网络是如何借助运输工具和传播工具得以建立起来，以及研究不同的网络是否可被搭接起来，让现实上具有鲜明的空间边界的社会结构得以形成。吉登斯和迈克尔·曼一样，都警告人们不能将前现代的政治结构与现代的民族国家当作同一件事，以为前现代的政治结构也是由相对同质的文化、受到监管的边界所标示出来的。以前的帝国和统治结构可能是完全另一种样子的。那时候不会谈到相对同质的文化，因为根本就没有传播工具，可以将那样一种文化传播给许许多多的人。那时候也没有清楚划分的疆界。前现代的帝国边界更多是“渐层的”，亦即权力网络在远离核心政体中心的外围是逐渐减弱的。当然在古代的城市国家管理中，也是有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结构的。但是，要从专制国家跨越到现代民族国家，还需要有权力能力的大幅提升，同时也还要有市场的发展、工业技术、越来越高的国家施政能力等等，也就是说要有对大量人民进行管理和监视的能力，以及所有这些要素能共同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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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作为民族国家，在许多方面都变成一种特别卓越的权力容器形式，变成一种有着领土疆界（虽然内部有着高度的区域划分）的行政整体。（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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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认为，当今天人们谈到“社会”，以及把社会隐含地等同于现代民族国家时，都会让我们忘了去问，民族国家到底有哪些特殊之处，以及与早期的“社会化形式”相比，有什么特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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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吉登斯于此还不只是想抛弃“社会”这个概念而已；他还想抛弃一种一统性的、渗透一切的、制约宏观结构过程的逻辑观念。就现代（西方）民族国家方面，吉登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把现代西方“社会”诠释为“资本主义社会”，完全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诠释，仿佛说社会生活的特征就只有一种权力资源（即经济），所有其他事物都是由这种权力资源决定似的。但吉登斯觉得这种说法在经验上是不成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运作不是只能用经济逻辑来理解而已，也不能将所有其他权力形式都简化成经济逻辑。吉登斯更多地认为，现代性和民族国家，从以前到现在，都是由不同的制度复合体所构成的充满张力的领域。吉登斯借着将基于不同资源和规则之上的若干权力形式区分开来，而将“资本主义、工业主义，以及国家系统”这几种复合体区分开来（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pp.287ff.）。资本主义动力在过去的确是现代性的形成的重要出发点，但是资本主义动力在过去和现在都与造成工业现代性的科技动力是不一样的。例如在苏联的权力领域，工业化也可以在非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发生。至于民族国家系统，不是由工业主义，也不是由资本主义所产生的，而是发展出一个自身的、根本上是双重的动力。一方面是最晚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在欧洲形成的各个民族国家（注意，是复数！）的合作中产生了庞大的军事动力，军事动力也深层地刻画了现代性。吉登斯在这里又和迈克尔·曼很像了，也很敏锐地意识到宏观社会暴力所扮演的角色。比如在哈贝马斯和卢曼的理论里，都没有这种宏观社会暴力的一席之地。德国社会学家都没有关注这一点，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因为对于“德国”社会的历史来说，国家暴力明明就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管控机构也运用了监视技术，发展出自身的动力。监视技术让20世纪的极权统治形式得以可能；同时管控机构所发展出的自身动力，既不能化约成工业过程，也不能化约成资本主义过程，更不能化约成军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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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认为，个体和团体一直都想防止市民社会被全能的国家控制。所以民主化运动之所以会发生，首先可以说是因为要抵抗现代民族国家的管控渗透进社会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可以批判地问，民主是否就仅是权力与反抗权力之间的辩证而已。由于吉登斯没有对行动进行分类，所以这让他的说法最后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忽略了平等、公平、政治意见表达、公正等等的观念也是有其文化根源的。虽然民主化运动也的确和权力形势有关，但单单就权力形势是不足以解释民主化运动的。吉登斯想将权力与文化加以综合起来，但他可能只完成了一半。因为他那非常精致复杂的行动理论的分析焦点，过于专注在行动的权力面向上，太少关注到行动也是镶嵌在文化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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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吉登斯在运用一个对他的宏观社会学来说非常重要的概念“监视”时，非常依赖福柯的说法，但同时吉登斯又不断反对福柯那缺乏行动者的理论概念。不过吉登斯的这种做法是可以原谅的。我们在第十四讲会提到，一方面，福柯的分析在讲到权力技术的使用或推动时从来不提行动者。在福柯那里，权力“如幽灵一般徘徊”在历史中，但无法捕捉、无法分配。这对于像吉登斯那样坚定的权力理论家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另一方面，福柯在分析权力的时候，总是过于夸大权力的作用。因为，至少在福柯的晚期著作中，他对行动者及其行动不是真的感兴趣。所以从福柯的观点来看，身体只是权力技术的施加对象，身体是一个被权力技术与规训技术形塑与雕琢的对象，完全没有自主性。吉登斯则相反。对于吉登斯来说，行动者一直都有行动能力，所以也一直——在“统治的辩证法”的意义上——都可以反抗、抗议、抗争（参阅：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p.289）。吉登斯常用一种说法来反驳福柯，即福柯的“身体”没有“脸”。意思是，福柯的身体概念没有回顾到任何事，也没有指出这个“客体”中无法化约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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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吉登斯和卢曼的差异也相当明显。也许读者已经注意到了，吉登斯在谈到制度复合体之间的张力时，和卢曼关于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的命题，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卢曼那里，个别的子系统只会依照自己的逻辑来运作。再也不存在什么共有的符码或共有的语言了，子系统只会被干扰或刺激而已。这两个理论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吉登斯认为卢曼那种极端地认为制度复合体或子系统复合体是不相干的看法，是没有说服力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吉登斯认为这些复合体的边界是行动者划分出来的。确定制度复合体的内在逻辑和边界的，是行动者——不论行动者是有意还是无意，是明智的还是被误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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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要进入到这一讲的尾声了，同时也要来介绍一下吉登斯关于社会变迁的看法。我们在讨论吉登斯的秩序理论时提到，他是极度反功能论的。正好——想来不是凑巧——功能论的思想，在变迁理论这方面的构想，非常受到演化理论的启发。但姑且不论后来这种构想是在哪个领域继续发展下去的，重点是演化理论也是有不同版本的。帕森斯的演化理论是由“分化”作为所谓的主要过程出发的（参阅本书第四讲），只是他还根据他的AGIL模型再提出了其他变迁面向，如“适应升级”“价值的一般化”“涵括”。我们可以不无道理地说，后来社会学的演化理论没有再对帕森斯的这套说法新加上什么重要的东西了。我们甚至还可以问，比如卢曼的演化理论命题，比起帕森斯的社会演化说法，是不是反而还退步了，因为卢曼非常，甚至仅仅坚持在功能分化命题上，使得帕森斯理论的其他面向都被他淡化处理了。再加上卢曼也完全没说清楚，除了什么“系统内的沟通的自我逻辑”这种奇怪模糊的东西之外，到底是谁或是什么推动了功能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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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完全不信功能论那一套，顶多只在经验的层面允许使用系统概念。而且他也总说，行动的副作用（不论这个副作用有没有被认识到，是有意还是无意地造成的）会破坏几乎每个系统的功能性。所以他也因此不太认为（社会）系统会有由内生机制所推动的“发展”。他认为，行动者是“有知识的行动者”，会以特殊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使用各种不同的权力资源来达成他们的目标。所以他不相信可以把历史塞进线性的（进化论的）描述方式。正因为行动者如此机智，以及他们那不能忽视不管的行动副作用，所以历史总是会发生重大事件、出现新的开端。也许在那之后，在每一段特定的时间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持续的发展。但因为我们也总有可能会看到极端的不连续性的出现，所以吉登斯主张，我们应用“情节片段”来理解历史与变迁。吉登斯认为，我们是可以颇为清楚且连贯地勾勒各个情节片段或时期，但我们不能用基于演化论的、总体的叙述方式，将人类历史描绘成一个整体。不论是某种“主轴过程”（例如分化）还是单一因果（如马克思主义说的阶级斗争），都无法充分地掌握复杂的人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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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钥匙可以解开人类社会发展之谜，将之简化成单一公式；也没有钥匙可以这样来解释不同社会类型之间的主要转变。（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p.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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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不是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就能描述的，更遑论用一个简单公式来解释。全球化过程也是一样的。吉登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公共领域和大众领域对此多有讨论。他从一贯的理论观点出发，认为全球化不能首先被视为一个经济过程，而是必须被视为一种多面向的过程，而且我们必须用时空范畴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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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概念最好被理解为一种对时空伸延基本面向的表述。全球化牵涉在场与缺席之间的交错，以及“远距离的”社会事件与社会关系和地方的脉络性之间的交织。我们应该根据时空伸延与漫长而易变的地方情境及地方活动之间持续的关系，来理解现代性在全球的蔓延。（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pp.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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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全球经济结构会与地方脉络碰在一起，因此改变了世界和人们知觉世界的方式；还有移民、难民、游客与媒体，也会将过去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分离开来的各种脉络带到一起。而这对人类的个人认同会造成难以预测的后果。这也让吉登斯进一步对时代诊断进行了思考。不过，因为这方面与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有关，无法三言两语交代，所以我们到第十八讲再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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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吉登斯的“情节片段”式的历史与变迁观，相比于演化理论以线性方式来进行建构的方式，的确有优点，这让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此外，迈克尔·曼和吉登斯不断强调大范围的宏观暴力的重要性，这也是在补充论证历史过程中的不连续时刻。但我们还是可以批判地追问，吉登斯对演化论的一般批评是不是太过了。人类总是会不断确认自己的历史，并且尝试为自己的历史生成赋予意义。人类会根据所设想的未来，为了诠释与控制当下，而诠释过去（Joas, “Eine soziologische Transformation der Praxisphilosophie”, p.219）。也就是说，历史的连续性并非由社会学家或理论家虚构出来的，而是许许多多的主体的确“做”出了这种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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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完全不去追求一种解释历史的公式，那么我们就会不得不把所有不同的过去都整合成单一种历史（参阅第十七讲关于利科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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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绍了哈贝马斯、卢曼和吉登斯的理论综合尝试之后，我们已经把20世纪70和80年代这一类的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都介绍完了。这段时期其他的理论尝试，以及之后的发展，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各位读者介绍。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在下一讲先来讨论一下新帕森斯主义。属于这个旗帜之下的学者，要么非常倚赖“旧的”帕森斯理论框架，也就是虽然帕森斯蒙受许多批判，但他们依然相信从帕森斯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原则上是“正确的”理论取向。要么他们专门讨论宏观社会学议题，并且虽然他们在讨论中对社会变迁理论有系统性的反思，并且顶多只能接受社会秩序理论，但是他们和帕森斯，后来的哈贝马斯、吉登斯、甚至卢曼不一样，不觉得因此要急切地去进行行动理论研究。不过，今天的理论综合工作已经不能绕过这三位理论家的成就了。读者必须将这件事谨记在心，并且当我们在接下来几讲为读者介绍后来的理论取向时，读者应该检视一下，是否这些理论取向能与上述学者的综合工作一较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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