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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吉登斯的“情节片段”式的历史与变迁观，相比于演化理论以线性方式来进行建构的方式，的确有优点，这让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此外，迈克尔·曼和吉登斯不断强调大范围的宏观暴力的重要性，这也是在补充论证历史过程中的不连续时刻。但我们还是可以批判地追问，吉登斯对演化论的一般批评是不是太过了。人类总是会不断确认自己的历史，并且尝试为自己的历史生成赋予意义。人类会根据所设想的未来，为了诠释与控制当下，而诠释过去（Joas, “Eine soziologische Transformation der Praxisphilosophie”, p.219）。也就是说，历史的连续性并非由社会学家或理论家虚构出来的，而是许许多多的主体的确“做”出了这种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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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完全不去追求一种解释历史的公式，那么我们就会不得不把所有不同的过去都整合成单一种历史（参阅第十七讲关于利科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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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绍了哈贝马斯、卢曼和吉登斯的理论综合尝试之后，我们已经把20世纪70和80年代这一类的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都介绍完了。这段时期其他的理论尝试，以及之后的发展，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各位读者介绍。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在下一讲先来讨论一下新帕森斯主义。属于这个旗帜之下的学者，要么非常倚赖“旧的”帕森斯理论框架，也就是虽然帕森斯蒙受许多批判，但他们依然相信从帕森斯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原则上是“正确的”理论取向。要么他们专门讨论宏观社会学议题，并且虽然他们在讨论中对社会变迁理论有系统性的反思，并且顶多只能接受社会秩序理论，但是他们和帕森斯，后来的哈贝马斯、吉登斯、甚至卢曼不一样，不觉得因此要急切地去进行行动理论研究。不过，今天的理论综合工作已经不能绕过这三位理论家的成就了。读者必须将这件事谨记在心，并且当我们在接下来几讲为读者介绍后来的理论取向时，读者应该检视一下，是否这些理论取向能与上述学者的综合工作一较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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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二十讲 第十三讲 “帕森斯主义”与“现代化理论”的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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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四讲已向读者介绍了最重要的几个理论综合尝试。这些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尝试进行理论综合工作的学者，都在将不同的理论传统相互联结起来，并且用帕森斯的那套方式建构出新的宏大理论。但我们说20世纪70年代后理论创作的重镇转移到欧洲，读者千万不要误以为美国的社会学在理论方面从此就完全不重要了。虽然大家可以看到，帕森斯被新功利主义、象征互动论、常人方法论和冲突理论批评得体无完肤，但这不是说帕森斯的思想体系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就完全失去吸引力了。帕森斯那无所不包且具有多重层次（即便并不总是那么缜密）的作品，给人们很大的诠释空间。这也就是说，帕森斯的弟子多少可以独立于他们“师父”的思想，开创出自己的道路。尤其是帕森斯的社会变迁理论，人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方面对之进行修正。帕森斯自己虽然也在不断发展他的变迁理论想法（见本书第四讲），但因为他总是在用比较抽象的方式来论证他的演化论想法，所以他的想法能被推进的程度是有限的。至少对于更偏好严肃的经验研究的社会学家来说，帕森斯那一套在历史方面讲得不清不楚的说法，大部分都让人很难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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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不能不提到现代化理论。虽然如果没有帕森斯的作品，我们是无法理解现代化理论的；但另一方面，现代化理论的一些作品，却和帕森斯理论在一些核心要点上背道而驰。到底什么是现代化理论？简单来说（以下可以参阅：Knöbl, Spielräume der Modernisierung, pp.32f.），现代化理论是一种社会变迁理论，这种理论试着通过历史比较法，来掌握社会的发展历史。现代化理论有几点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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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化是一种全球性的过程，始于18世纪中期（或甚至更早）的工业革命。一开始在欧洲，但渐渐也涉及所有的社会，而且总体而言是不可逆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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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史发展，或是所谓的现代化过程，是从所谓的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同时现代与传统于是也成为一组对立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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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传统社会或第三世界国家，以人情态度、价值、角色结构为主。用帕森斯的模式变项来说（参阅本书第四讲），可以用“继承”“特殊主义”“功能宽泛”等概念来说明，并且可以将之诠释成阻碍了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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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传统社会相反，欧洲和北美文化圈的现代社会，则是以成就相关的价值与普遍主义的价值，以及以功能特定的角色模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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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同国家的社会变迁，都会以相对一致的形式，线性地朝向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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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简单一点来说，现代化理论的目标，就是从历史的层面来解释西欧与北美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形成，并且同时去弄懂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经济成长与民主化的条件。这整个理论设计，是为了想提出一个可以和马克思主义一争高下的宏观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那僵化的上下层建筑概念截然不同，现代化理论采用了“模式变项”，是一个本质上较为弹性的理论工具。它是多维度的，所以可以避免用简化的方式掌握极为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共同作用。和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不同，在现代化理论这里，经济、政治或文化，没有一个在理论基本概念上会被认为占有因果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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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理论，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早期，出于很多原因，相当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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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来说，这样的现代化理论，与帕森斯那非常抽象的文风不同，是很具体的，所以也足够用来进行真正的经验研究。而且在50年代的时候，帕森斯关于社会变迁的想法还没有真正发酵。他的演化理论是到了60年代才发展出来的。现代化理论的魅力首先在于，人们首次有了一个普适，却同时又好上手的变迁理论，而且可以声称至少比马克思主义有说服力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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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种现代化理论的吸引力还在于，现代化理论家可以借用帕森斯的模式变项，声称继承了古典社会学家的遗产。因为，如果读者还记得的话，帕森斯之所以提出“模式变项”，是因为想将在社会学之父们那里常可以看到的二分概念（如“共同体”对“社会”，“机械团结”对“有机团结”等等）进行更确实的分类，并且把其中一些有矛盾的地方理得更顺。当现代化理论家回溯到帕森斯的这种模式变项时，他们表面上可以正当地说，他们无疑将古典社会学者一些历久弥新的知识继承进“新的”理论了。当然这种说法忽略了，帕森斯之所以提出模式变项，是因为最终想扬弃掉这些二分概念。因为他相信，虽然古典社会学家这些二分是有道理的，但是社会现实太过复杂了，不是单用几个简单的二分概念就可以掌握的。当现代化理论家说，历史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程，是一种从继承、特殊主义、功能宽泛的人情与角色结构，转变到成就相关、普遍主义、功能特定的社会时，这些现代化理论家反而陷入了帕森斯正想避免的二分法。但是这些现代化理论家与帕森斯的差异原则上可以忽视不管。现代化理论表面上就是因此相当有吸引力、相当精彩，瑕不掩瑜。这些现代化理论家大多自认完全坚守着帕森斯式的传统，而且其他人也没提出什么异议，因为帕森斯自己也没有明确要跟现代化理论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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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了狭义的社会学之外，整个社会科学也对现代化理论颇感兴趣，因为现代化理论是跨学科的。事实上，“模式变项”这种特殊的掌握方式，对于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以及社会学家来说，都很有用、很有启发。现代化理论许诺了一个真正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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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之所以许诺了实践，也是因为人们相信，这套理论亦能用来引导非西方世界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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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现代化理论就是产生于某种“实践性质的”脉络的。当时美国杜鲁门政府试图回击苏联对后来所谓“第三世界”的国家的影响，而现代化理论即源自这个背景。1949年，美国政府为了想稳定第三世界国家，提出了一个很庞大的计划，即经济援助那些没有（或还没有）被共产主义影响的国家。一种全球马歇尔计划应运而生。非欧洲的贫穷国家，应在美国的经济与知识的援助下，在经济方面自力更生。但后来大家很快就发现，援助者和发展专家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工作，完全和一开始想象的不一样。很多原本善意的协助，除了因为语言障碍，还因为文化或社会方面的障碍而失败了。大家觉得无论如何都得克服这些障碍，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克服。这时候，社会科学专家便被招募进来参与这项计划了。这些专家对发展阻碍进行了辩论，最后很快就得出了某种基于帕森斯理论体系的理论论证模式，觉得这种模式特别有说服力。这种理论模式基于“模式变项”的动态发展观。大家都觉得这是最适合用来描述，甚至是解释发展过程的理论模式。所以大家马上就用这种理论诠释开始进行大范围的跨领域研究。这些研究的目光超出了西方世界，开始关注一些以前从未想过会如此系统性地加以研究的地方。虽然韦伯和涂尔干也处理过欧洲外的主题，像是探讨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或是澳洲与北美原住民的世界观；但他们的研究所依赖的，都是非社会学家的经验研究。而现代化理论改变了这一切。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不论是在文化方面还是地理方面，都开启了一片新天地，并且允诺能为实践提供贡献。因为，如果“贫穷”国家的发展阻碍，可以用经验的社会研究方法来加以分析的话，那么这些分析同时也应该可以为克服障碍给出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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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了一系列相当重要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属于现代化理论和战后社会学的主要著作：贝拉出版于1957年的《德川宗教》（Robert Bellah, 1957, Tokugawa Religion），勒纳出版于1958年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Daniel Lerner, 1958,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李普塞特（1922—2006）出版于1959年的《政治人》（Seymour Martin Lipset, 1959, Political Man），斯梅尔瑟出版于1959年的《工业革命中的社会变迁》（Neil J. Smelser, 1959, Social Chang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罗斯托（1916—2003）出版于1960年的《经济成长阶段》（Walt Rosto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麦克里兰（1917—1998）出版于1961年的《成就社会》（David McClelland, 1961, The Achieving Society），阿尔蒙德（1911—2003）和维巴（1932—2019）出版于1963年的《公民文化》（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这些社会学和政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著作，虽然它们的理论在细节上都是不同的，但大致都从上述五点假设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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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读者更好地想象上文这些很抽象的讨论，我们这里来为读者简短介绍勒纳的著作。一方面，他这本书的书名就使用了“现代化”这个概念，而且这个概念也因为他这本书而更广为人知。另一方面，他的理论模式相对简单，或是甚至可以说，过于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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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纳认为，现代社会生活依赖很多先决条件。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如果没有高度的心理流动性的话，是不会主动参与社会事件的（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p.202）。心理流动性意指一种被勒纳称为“同理心”的特殊感觉状态。他将同理心理解为一种能根据抽象的准则来思考与行动的能力，并且人们能以此超越狭隘的人情范畴与家庭领域（这两者是传统社会的典型领域）。现代社会会根据某些原则来运作，而这也打破了人们在传统社会中似乎都会有的听天由命态度，让人们不再受到特殊的家庭结构和亲属结构的严格束缚。勒纳认为，唯有“同理心”，才能让人们摆脱传统社会的压迫，并将自己视为现代社会的主动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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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是非参与性的。它就是按照亲属关系，把人安排进各种彼此不相干，也与中心不相干的共同体里去。它没有大都市的那种劳动分工，也没有发展出什么经济互赖需求。由于缺乏这种相互依赖的纽带，所以人们的眼界就仅局限在地方上，他们的决定只与他们所认识的人、认识的情境有关。因此传统社会不需要遵循次级象征所表述出来的超个人的、共享的教条——即国家“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可以让人们在不认识彼此的情况下，参与政治辩论，或比较彼此的观点以达到“共识”。（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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