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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对于布迪厄的理论的介绍也差不多要进入尾声了。我们为读者推荐一本入门著作：《布迪厄导论》（Markus Schwingel, Pierre Bourdieu zur Einführung）。不过我们在最后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去看看布迪厄的理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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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布迪厄的著作都已被奉为经典，在社会学内部有很大的影响力。像是政治社会学和社会不平等社会学，都很深受布迪厄思想的启发。例如在法国，布迪厄身边围绕着一群伙伴，延续发展布迪厄的研究方向，或是将他的研究方向运用在其他新的主题范畴。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特定阶层和职业团体所进行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出版于1982年的《干部：一个社会阶级的形成》（Les cadres. La formation d’un group social），即是当中颇具代表性的一本著作。在德国，不平等研究特别会和布迪厄的理论相关联，并且特别专注在生活风格概念上［可以参阅埃德（Klaus Eder）自1989年以来编纂的一系列的著作：Klassenlage, Lebensstil und kulturelle Praixis；另外也可参阅：Hans-Peter Müller, 1992, Sozialstruktur und Lebensstile］。不过，布迪厄的理论在德国有时候会被滥用，例如德国在使用生活风格概念时，越来越脱离了阶级理论（但德国的生活风格概念也不总是基于布迪厄的思想）。生活风格好像是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似的，使得有人因此认为，德国社会再也无法辨识出“真正的”阶级（可以参阅像是Gerhard Schulze, 1992, Die Erlebnisgesellschaft. Kultursoziologie der Gegenwart）。这并不是布迪厄的思维方式会有的论证形式。至于北美，加拿大法语区的女性学者拉蒙（Michèle Lamont）在1992年出版的著作《金钱、道德与礼仪》（Money, Morals, and Manners: The Culture of the French and the American Upper-Middle Class）特别引起轰动。该书发挥布迪厄的精神进行了社会结构比较研究，但某种程度上又超越了布迪厄，因为拉蒙检视了布迪厄所忽略的阶级的道德话语，没有急于把阶级的道德话语化约成其他要素。出生于1957年的拉蒙令人印象深刻地探讨了美国和法国的各个上层中产阶级，对于彼此关于道德层面的美好生活与美好行为的想象与观念，被多么明确地划分开来，以及道德态度又是多么适合清楚划分出阶级之间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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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的影响，对于历史科学来说，也同样相当大，因为像是“资本”“场域”或“惯习”概念，很显然可以克服历史科学既存的一些理论不足。最值得一提的例子，是一本深受布迪厄理论影响，但其主题也是布迪厄自己也不断在讨论，但我们在这一讲不会再进一步深入讨论的著作，即夏勒（Christophe Charle）的《知识分子的诞生：1880—1900》（Naissance des “intellectuels”: 1880—1900）。这本平易近人的书，生动探讨了1880—1900年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是如何构成的，知识分子运用了哪些不同的策略来和“竞争对手”保持距离，以及如何从国家和教堂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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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只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或“生成结构主义”（布迪厄）这几种取向而已。在法国，还有一些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自称为反结构主义者，并且也因此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力。在下一讲，我们就来介绍这些学者和他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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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二十讲 第十六讲 法国反结构主义者（卡斯托里亚迪斯、图海纳、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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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十四讲已经提到，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结构主义便支配了法国的知识圈。虽然20世纪70年代末，“古典的”结构主义失去了重要性，但结构主义对法国知识圈的支配性依然没有太多改变。因为有些声名鹊起的所谓后结构主义或新结构主义的学者，依然支撑起了至少部分的结构主义遗产。这让非结构主义的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在法国很难得到人们的青睐。再加上这些非结构主义的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的立场，经常被批判，或甚至被指责为“主观主义”。这些在结构主义霸权时代下过得不太顺遂的学者，就是我们这一讲要来介绍的。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曾提到，结构主义简直是一种“语言学的流行病”。它的“肤浅的伪语言模式”，把明明很清楚的思想搞得很难懂（Castoriadis, Crossroads in the Labyrinth, p.120）。结构主义者的这种“统治”，让一些非结构主义的法国思想家长时间在国外比在法国本土还要有影响力，因为他们的著作受到（结构主义）的严重排挤。这种情况一直到近年来才出现改变，到近年来法国的知识公共领域才开始认真评估那些反结构主义思想家的重要性（亦可参阅本书第二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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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国重要的反结构主义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我们先从一位学者开始。这位学者很难说属于哪个学科领域，而且也不是在法国出生的，但是他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辩论非常重要，也和马克思主义有过非常重要的对话，因此在法国知识生活领域当中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影响力相当广泛。这个人就是卡斯托里亚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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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托里亚迪斯1922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但因为他的家庭被土耳其驱逐出境，所以他是在雅典长大的。不过当时雅典的政局也非常不稳定（以下关于卡斯托里亚迪斯的介绍，可参阅：Marcel van der Linden, “Socialisme ou Barbarie”）。在迈塔克萨斯（Ioannis Metaxas）的独裁笼罩下，卡斯托里亚迪斯加入了希腊共产党青年组织。但他加入不久后，当希腊共产党为了抵抗1941年4月纳粹德国对希腊的侵略，而与其他主流政党合作时，卡斯托里亚迪斯便退出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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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托里亚迪斯在雅典攻读了法学、经济学和哲学。1945年，希腊内战（1944—1949）期间，负笈巴黎攻读哲学。当时，巴黎已经处于我们在第十四讲提到的知识氛围了，亦即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激烈争辩氛围。在这段时期，他的政治立场也出现改变。但他并没有跟左派革命计划分道扬镳，而是在1949年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政治团体，并创办了一个对今天来说堪为传奇的期刊，《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这份期刊的成员，包括了我们前文已提到过或稍后会介绍的知名知识分子，像是勒夫特（Claude Lefort）、利奥塔、莫兰（Edgar Morin， 1921— ）。这份期刊旨在讨论一个问题：革命团体如何组织起来，并同时避免在历史上总不断上演的官僚化及其可怕的后果，如在俄国革命那里所发生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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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托里亚迪斯当时的正式身份是经济学家，但他也在那份期刊上用了各种笔名（因为他是外国人，不被允许参加政治活动），发表了无数的文章，讨论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苏联统治系统。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对于马克思的批判越来越尖锐。最晚从1963年开始，他就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思想彻底决裂了。也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所造成的立场冲突，《社会主义或野蛮》在1965年停刊。不过这份期刊在后来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在1968年巴黎的五月风暴中不少重要的参与者［例如孔-本迪（Daniel Cohn-Bendit）］深受这份期刊的革命风格的影响（参阅：van der Linden, “Socialisme ou Babarie”, p.1；亦可参阅：Gilcher-Holthey, “Die Phantasie an die Macht”: Mai 68 in Frankreich, pp.4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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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或野蛮》停刊之后，卡斯托里亚迪斯开始接受精神分析培训，成为精神分析师。虽然他很认真看待精神分析师工作，也发表了很多关于精神分析主题的作品，但这不意味着他没有想成为社会理论家的野心。相反，大概正是因为他对多种学科的涉猎，所以他能够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故纸堆中发展出新东西。例如他在1975年出版的主要著作《想象的社会制度》（L’Institution imaginaire de la société），便让人印象深刻。之后他也出版了许多著作［例如我们前面引用过的《迷宫中的十字路口》，就有英译本（Crossroads in the Labyrinth）］，展现了卡斯托里亚迪斯源源不绝的生产力。当他在1997年过世的时候，还留下了许许多多未发表的手稿，直到今天，乃至未来都有待整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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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去看卡斯托里亚迪斯的作品时，会发现他的这些作品很难被归类到我们至此所讨论的各种理论取向。他的理论立场太独特了，我们只能用最简单的排除法来标示他的理论立场，亦即去看看他抨击了哪些理论。我们来以三个关键词作为重点来谈：卡斯托里亚迪斯的反结构主义，反功能论，反马克思主义。他正是在对这三个理论方向的批判当中，发展出他高度原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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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毫不令人意外的，卡斯托里亚迪斯和结构主义有特别激烈的争论。因为在法国，面对之前我们提到过的结构主义的霸权，与之的争论实际上是无可避免的，卡斯托里亚迪斯深受梅洛-庞蒂思想的影响。梅洛-庞蒂是一位现象学家，对人类的身体性和自我的互为主体性特别感兴趣。在根本上，梅洛-庞蒂在其晚期著作中，比萨特还要强烈地与结构主义的观点，尤其是与语言现象有关的部分，进行辩论。卡斯托里亚迪斯也在梅洛-庞蒂的影响下对结构主义的命题进行了批判。虽然他同意结构主义关于符号任意性的命题，但他没有在这个命题上止步不前。相反，他在此提出了与结构主义基本思想在根本上相违背的符号理论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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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托里亚迪斯认为，符号系统（如语言）组织起了世界，并与世界相关联。语言当然不是世界的摹本；它并非仅对世界进行了再现而已，也不像我们在前几讲提到的那样，认为不同的语言会造就不同的世界观。但这当然也不是说语言就完全与现实无关、完全是任意的。卡斯托里亚迪斯援用了梅洛-庞蒂，指出语言“是被世界的‘如此存在’（Sosein/being-such）从内在来进行加工的”（Castoriadis, Crossroads in the Labyrinth, p.125）。结构主义有个很典型的双面的符号概念，亦即符号的意义，唯有根据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才能辨识出来，或换句话说，所指完全要视能指之间的关系而定。但卡斯托里亚迪斯抛弃了这个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提出了三面的符号概念，在原本的双面概念之外再注意到了“参照物”，亦即符号所关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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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在文化和语言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相对性是无可置疑的。但如果不直接借助事物本身那无可名状的非相对性，我们也无法指称出其相对性。如果语言，以及思想，是存在的，那么这要归功于无数重要的事实，像是：有树存在着，有地球，有群星；有许多日子，有光。树生长于地球上，群星在夜里闪耀。在此意义上，这些事物是通过语言而被说出来的。（ibid., 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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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联参照物的符号理论，必然会让卡斯托里亚迪斯偏离结构主义。因为，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符号首先并不是世界中的客体，而是一种“符号客体”，亦即它关联着现实中的某个东西。不过，如果符号并不是简单反映现实而已，那么这就只能意味一件事，即符号是被“创造的”、被发明的、被“设置的”。“符号之为符号，不过就是一种被制度化的图形、形式和规范，一种社会想象力的创造。”（Castoriadis, 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 p.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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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任意性，是社会的创造性的结果，一种社会创造性的表现，所以在一个社会中这个（而不是别的）符号被确定来指称这个对象或事物。但与此同时，卡斯托里亚迪斯在他的符号理论中，也将主体概念置于核心地位了，这是一种集体主体的概念，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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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符号系统（如语言）是社会创造性的表现，且语言同时也结构化了世界，那么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会通过语言而组织起不同的世界。如卡斯托里亚迪斯所说的，每一种语言、每一种文化都会以创造的方式构筑出某种意义核心、中心意涵。言说、思想、行动，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而组织起来的。这种中心意涵是每个文化世界的一部分，并且会变成其自身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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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关于一些想象［像玛纳、禁忌、正义（dikè）、命运（chréon）、神圣，或是神］，关于一些概念（像城邦、共和、国民、政党、存有、理性、历史），还是关于高雅、可爱、舒适等，这一切都是基于某种实体、有赖于这些实体的，即便人们无法用相机照下这些实体、无法逻辑地定义这些实体。这种实体会形成一种整体，构成一种形态，造就出每种文化的总体性……、非实在和极为实在的参照物。（Castoriadis, Crossroads in the Labyrinth, pp.130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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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系统是被社会加以制度化的。借助这个命题，卡斯托里亚迪斯“在结构主义背后再次揭示出主体性在意义支撑方面的成就”（Joas, Pragmatismus und Gesellschaftstheorie, p.156）。但卡斯托里亚迪斯关于“社会的制度化”的说法，不是说他完全只去看集体主体性的过程。完全相反。他认为，语言也同样需要个体的创造性。语言不会约束言说主体，也不会被强加上一种强制系统。典型的结构主义的说法“主体是被说出来的”在这里也因此是被驳斥的。语言更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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