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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这种统一性的“理性化”和“现代化”一直是一个荒谬的观念，那么这个观念为什么还会这么广为流传、吸引了这么多的支持者？对卡斯托里亚迪斯来说，这种主要在西方社会形成的观念，是一种想象的意义复合物，并且这种观念想通过把事情推诿给外在因素，以此让历史停下来。意思是，这种观念都在声称，历史可以说已经都是被决定好了的，就算是具有创造力的人类行动可能性，也改变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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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卡斯托里亚迪斯还认为，这种推诿给外在因素的现象，还会带来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极权主义（参阅：“Les destinées du totalitarisme”）。卡斯托里亚迪斯不断根据自己的生平经历，对苏维埃的统治系统进行深入分析，并且认为这个统治系统非常极端，极度想把历史给固定下来。意思是，苏维埃统治系统的基础在于一个想象出来的观念，即历史变迁已经完全被控制住了，资本主义之后必然会发展成社会主义。卡斯托里亚迪斯认为，这种观念几乎必然相反地造成一种对大众进行残忍迫害的趋势——一种从偏执地根除所有偏离到左派或右派的异党分子，到消灭所有非“预先计划好”的阶级的趋势。虽然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卡斯托里亚迪斯有过度诠释的嫌疑，而且他对于苏联的判断也不总是恰当的（例如他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的一些演讲宣称，苏联的军事力量比西方更优越），但这还是成功地让他深度地参与到7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社会科学界与哲学界关于极权主义的激烈讨论（参阅David Bosshart, Politische Intellektualität und totalitäre Erfahrung. Hauptströmungen der französischen Totalitarismuskritik）。不过这场争论在德国几乎完全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实在是德国的社会科学界的一大损失。就连德国具有领军地位的理论家，如哈贝马斯或卢曼，也都完全没有关注到这场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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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卡斯托里亚迪斯对他的“想象力的不可化约性”的命题，处理得最广泛、最仔细之处，并不是在社会的层面，而是在个体的层面。他写了无数的精神分析的论文。这里我们只能简短地指出，他这方面的立场，常常是在反对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者拉康（Jacques Lacan）。值得注意的是，卡斯托里亚迪斯在面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社会学的社会化理论时，他的立场是，他反对用过于理性主义的方式来理解主体的生成，并且他也声称，我们不可能完全看透个体，就像我们不可能完全看透社会一样。无意识是无法撇除的，也是无法看清的。所以卡斯托里亚迪斯认为，关于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本我曾所在之处，即自我应生成之处”（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应再补充第二点：“自我所在之处，即本我应出现之处”（Wo Ich bin, soll Es auftauchen）（Castoriadis, 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 p.104）。这两点的结合，也同时表现出卡斯托里亚迪斯对道德自主性的理解。因为若我们基于这两点来思考的话，那么道德自主性就不会如康德的道德哲学所声称的那样，当我们不顾自己的偏好而反思道德问题时就会拥有道德自主性，而是唯有我们认识并承认我们的驱力与欲望是我们自己的驱力与欲望时，我们才会拥有道德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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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驱力——不论是性爱欲望还是死亡欲望——这也是我。这些不只必须要被意识到，而且还要被表达出来、被实现出来。一个自主的主体要能理直气壮地自我宣称：的确没错，这的确是我的欲望。（ibid., 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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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立场，当然是以卡斯托里亚迪斯的一个核心命题为前提，这个命题与自我的想象力的原初性与不可还原性有关：正是想象力，让自我得以和现实与自身的驱力保持距离。在上一段引文当中，卡斯托里亚迪斯想表达的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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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学着把一段关于“真实”的宣称当作是真的而接受下来，就算这个宣称所说的事非我所愿。同时我也可以学着承认我的驱力是我的驱力，就算我其实并不想遵循着我的驱力。（Joas, Pragmatismus und Gesellschafstheorie, p.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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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也指出了，我们并不是直面着真实与驱力，而是通过想象力来触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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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有一个在卡斯托里亚迪斯整个作品里始终徘徊着的主题，我们要在下一位介绍的学者那里继续讨论，即个人与社会的创造潜力。大多社会理论（实用主义除外）就算没有忽视这个议题，也总是将它视作很冷门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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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图海纳（Alain Touraine），一位在20世纪70年代最能与布迪厄并驾齐驱的法国社会学家，我们不太能说他和卡斯托里亚迪斯一样都是学识广博、跨领域、在哲学方面野心勃勃的学者。图海纳的愿望与卡斯托里亚迪斯相比谦逊得多，他就仅仅在社会学领域深耕而已。但是图海纳有部分直接受到卡斯托里亚迪斯的影响，并和他有相似的哲学知识背景，所以图海纳在不同的创作阶段，也对社会学不断产生深具影响力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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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海纳出生于1925年，他的早期著作有着清楚的经验研究旨趣。他最先的研究领域是工业社会学，并且他很快就成为法国该领域最负盛名的代表学者。不过事实上，特别是因为他曾在哈佛大学跟着帕森斯学习过，所以他的工业社会学有很明确的理论推进方向，并且借此方向他很快就成为很重要的帕森斯批评者。图海纳通过对企业的研究指出，企业里的决策并不仅仅根据规范和价值而定，并非帕森斯式的规范主义范式所期待的那样。相反，企业雇员会在企业里的权力斗争中将现有的价值和文化模式当作资源来使用。不过与布迪厄不同，图海纳的这个观点并没有让他以一种几近功利主义的方式来诠释文化。他更多的是想解决一个在帕森斯的著作里从来没有说清楚的问题，即文化方针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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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海纳于1965年出版的第一本纯理论的大部头研究著作《行动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ction）中，他也从冲突论的角度来批判帕森斯，指责帕森斯太过强调社会秩序的共识面向。但与冲突论不同的是，图海纳在分析社会进程时，并不打算完全无视价值与规范。如他强调的，在人类行动中，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面向是直接彼此相联结的。冲突中的行动也是如此。就算是阶级冲突，也不是只关系到纯物质的事情，而是也在争取规范方面的要求。对争取规范方面的忽视，当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取向被人所批评的地方，也是法国共产党偏爱的政治分析（这种分析总是忽略了个体与集体的创造性的面向）为人诟病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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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创造性的面向，对图海纳来说恰恰就是最关键的。他的这种看法也受到萨特的影响。萨特的自由哲学为图海纳建立了一个出发点，让他可以避免马克思主义的片面之处，也能避免帕森斯的那种文化主义决定论的缺失。图海纳认为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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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该是一种自由社会学，这种社会学致力于追求变动。变动同时既建构，也反对社会生活形式；既组织，又抵制社会生活形式。（Sociologie de l’action, 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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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源自萨特的基本立场，当然也遇到一个问题：萨特的那种高度个人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很难用来探讨社会性。这使得图海纳必须将萨特和帕森斯的思想综合起来。他必须在强调人类行动的自由与创造性的同时，承认规范与价值的存在，因为唯有如此，他才能解释社会关系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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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综合工作最重要（虽然也不是完全没问题）的一步，就是图海纳将造就价值的、具有创造性的行动，先不关联到个体那里去。他为了一开始就避免萨特哲学的那种无政府主义倾向，因此他将行动与从总体社会的面向来理解的劳动概念相提并论：行动即是“社会”的劳动。不过，虽然提出了这种集体主义的行动概念，但图海纳当然并没有把“社会”假设为一个同质的整体或一个单一整体的行动者。他只是想指出在历史上新出现的一件事，即现代社会的形成同时也释放出了巨大的控制能力。这种巨大的控制能力，让社会可以把自己理解为一种被生产出来的东西，并将自己的产物与生产关系重新认识为一种由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产品。这让社会在历史上首次可以不将规范和价值当作是被给定好的，而是当作在冲突过程当中所造就出来并制度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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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行动是通过人类劳动而造就出文化作品宇宙的创作。这种创作只能是集体性的。（ibid., 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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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引文也表达出了“社会的自我生产”这个观念；这也是图海纳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代表作的标题（Production de la société, 1973）。图海纳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命题，这是他于20世纪60年代末就已经在不同书里呈现过并不断处理过的（例如La société post-industrielle， 1969）。这个命题就是：一个“后工业”社会如果越重视知识与科学，这个社会就会有越大的自我影响能力。这里值得注意的地方，不在于图海纳强调了知识对社会变迁的重要性，以及教育水平对新形成的社会形式的结构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知名的美国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 1919—2011）在他于1973年出版的知名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中，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所提出的这个时代诊断，在20世纪70年代可以说比图海纳的影响力还要大。图海纳的这个命题真正重要的地方在于，他至少还认真探究了规范议题。就这一点来看，图海纳和卡斯托里亚迪立场的相似性，是无法被忽视的。因为图海纳从社会学的角度为卡斯托里亚迪斯所谓的社会自我设置，以及社会自主性指标提供了进一步的论据。自主的可能性虽然（用卡斯托里亚迪斯的话来说）有赖于某些文化前提。但自主的可能性若要实现，社会必须也可以通过科学而获得自我影响的能力，或是获得图海纳所谓的（后工业）社会的“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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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图海纳希望能通过知识和科学来使社会的改变得以可能，但他并没有因此从实证主义的立场相信科学—技术的进步。图海纳不是那种想用社会科学来控管社会进程的社会工程师，而且他也压根不认为价值是能用科学来加以证明的。与卡斯托里亚迪斯再次很相似的是，图海纳致力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决裂。他梦想能找到新的社会模式与文化模式，以告别旧的、仅讲究生产进步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他想找出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轴线与矛盾，为集体行动者提供一个出发点，让集体行动者可以创造并实现新的社会模式与文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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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集体行动者，首先让人们想到的当然就是传统的劳工运动。但正好就是劳工运动，让图海纳很快就放弃了所有希望。因为，不论是法国的社会主义政党或共产主义政党为人们带来的经验，还是各种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领域，都没有为社会带来真正自主的未来。所以图海纳开始致力于研究所谓的“新社会运动”。因为20世纪60和70年代，正好是各种社会起义的年代。在学生运动、女性运动、环境运动中，都似乎有种新的集体行动者登上了社会和政治舞台，这种集体行动者似乎更像是图海纳所梦想的那样。不过，这些社会运动真的抛弃了旧的劳工运动的目标，宣扬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一种民主的生产控制模式、知识模式、有意识地控制社会变迁的模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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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海纳当时随即就对这些新出现的社会运动进行了不同的经验研究。他对学生运动、生态运动、反核运动，以及法国的区域主义运动、波兰的团结工联运动和其他拉丁美洲的社会运动，都进行了大量的分析，这些研究也让他成为社会运动社会学领域的领军学者。他在1978年出版的《声音与目光》（La voix et la regard）即是与此相关的代表作。他的这些研究指出，“制度化”很少是没有冲突、顺利完成的过程（但帕森斯却是如此预设的）。不同社会行动者总是在争夺制度中的价值定义与价值实施。不过，图海纳的研究也因为他的研究方法而充满争议。他并不是保持距离对现有的运动现象进行观察，而是通过所谓“社会学干预”主动参与进社会事件中，其目的是推动“研究对象”去阐述现有的冲突，甚至是推动他们再激化现有的冲突。这个方法最受到批评的地方在于，这会让研究者很有可能不恰当地将由理论所界定、本来与研究对象无关的冲突强加在研究对象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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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图海纳在社会运动领域的研究结果如何，结果都是令他失望的。20世纪60年代，图海纳致力于找出后工业社会的冲突主轴，以及能实现新的社会文化模式，并作为行动者取代旧的劳工运动的社会运动。但他当然找不到这样一种具有一致性的运动。图海纳必须承认（虽然他很晚才承认），后工业社会没有核心冲突，而是人们只能观察到在后工业社会里有零碎分裂的各种冲突场域。这些不同的“新社会运动”并没有联合成一个一般形式。这与这些社会运动的很成问题的构成基础有关。因为20世纪70、8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实质上的社会文化后备军，是由自由业和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所构成的团体，而这些团体都比图海纳原先希望的还要歧异、“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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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图海纳的学习能力很强。他随后逐渐离开社会运动社会学，并且从1990年开始越来越集中地从历史的角度对现代社会进行诊断。不过此时又再度反映出萨特和卡斯托里亚迪斯的反结构主义倾向对他的影响，因为他把被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弃如敝屣的“主体”置于他的研究核心。而且很有趣的地方还在于，在政治竞争场域，他也同样表现出和结构主义的理论分歧。图海纳和深受结构主义影响的布迪厄（见上一讲），并列80年代到21世纪最初10年中法国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他跟布迪厄的政治立场大相径庭。这在20世纪90年代表现得最为明显。那时，布迪厄的标志是全球化批评者，且因此立场而支持1995年在法国的一些大型抗议活动，特别是公务员为维护自身权益而发起的抗议活动。但图海纳不同。在这方面，他很同意克罗齐尔（Michel Crozier, 1922—2013）的“受阻的社会”的说法。他也部分认可曾于1997—2001年担任法国总理的法国社会党领袖乔斯班（Lionel Jospin）的政治意见。图海纳在80年代末采取了某种自由主义的立场，但这正是布迪厄（卡斯托里亚迪斯也是）不断强烈反对的。连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意见二人也不同。与布迪厄相反，图海纳明确支持199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科索沃的介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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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图海纳基于历史层面与反结构主义的时代诊断吧。1992年，他出版了《现代性的批判》（Critique de la Modernité）。书中，他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研究现代社会的形成的各种思想史著作，例如加拿大哲学家、政治学家泰勒（Charles Taylor）的《自我的根源》（Sources of the Self, 1989）。泰勒在书中精彩地概览了西方思想，尝试挖掘出现代认同的根源以及我们当代道德判断能力的基础。而图海纳的著作也有类似的宏大计划的野心，但他的提问与泰勒明显不同。图海纳倾向找寻现代的摩擦，亦即政治争议问题和这段时期的各种冲突，以及造成这些争论的各种社会哲学与社会思想。他对此提出了一个命题，在这个命题中，他的主体理论立场也愈发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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