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72038 巴特勒的这种说法其实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很有可能就算是同性恋，也会在其欲望中区分成两种性别。但最后，巴特勒没有要为同性恋的身份进行正名或赋予其特权，而是要消解僵固的（个人）身份的概念与事实。这也让巴特勒在下一点也与常人方法论的女性主义分道扬镳，即：第二，身份概念是有误导性的，主体概念，以及所有基于这种主体概念的哲学，也是站不住脚的。巴特勒认为，根本没有固定的主体，因为主体并非自身即如其所“是”，而是通过语言和语言游戏建构起来的。如同巴特勒在后来的著作当中详细呈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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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40 我的假设是，言说总是以某些方式脱离我们的控制。……将言说行动与自主的主体脱钩开来，可以建立一种不一样的能动性概念，最终可以建立一种不一样的责任性概念，是即我们必须更加承认，主体是在语言中构成的，并且承认主体所创造的东西如何源自其他地方的。……一个（不同于自主的主体的）行动者，显然是在他或她被构成行动者的程度上在行动的，并且因此是在一个使外在限制得以可能的语言场域中运作的。（Butler, Excitable Speech: A Politics of the Performative, pp.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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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42 巴特勒认为，在语言背后没有主体。我们在根本上都是被说出来的。借由这个命题（虽然她后来也部分收回了这个命题，见：Butler, 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Theories in Subjection, 特别是pp.1—31），巴特勒再次将常人方法论的立场推向极端。常人方法论的立场指出，变性者为了不断宣称自己的性别身份必须作出什么样的努力，“性别身份”是一种多么困难的“成就”，以及“性别”这个范畴在日常互动当中是多么重要。但对于巴特勒来说，性别身份问题似乎会消解在一场相对混乱的身份游戏当中（而且身份最终是由语言所构成的）（关于这方面的批判，可参阅：Schröter, FeMale, p.42）。例如女性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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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44 本身……是一种过程性的概念，一种生成，一种建构，人们无法正确地说它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作为一种持续的话语实践，它在面对干涉与意义重构时都是开放的。（Butler, Gender Trouble,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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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46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巴特勒的女性主义的政治计划。虽然不存在前话语的自我或主体，但巴特勒并不是说因此就不存在行动可能性。相反，正是因为语言意涵的过剩阻碍了身份的最终固定，所以新的意涵总是可以不断被生产出来，语言符号的重新诠释也不断得以可能。巴特勒认为身份是一种可变的实践，一种“标示性的实践”（ibid., 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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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48 矛盾的是，身份的重新概念化是一种效果，也即是被生产出来或产生出来，这种效果开启了“能动”的可能性。如果将身份范畴当作是基本且固定的，这种能动性反而会被隐密地排除掉。因为，身份作为效果，就意味着身份既不是被致命地决定好的，也不完全是人为和任意的。（ibid., 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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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50 虽然在这里没有讲清楚的是，这种标示性的实践可以由谁或什么来加以改变（“实践”这个概念总是需要有个主体，或至少要有个主动的作为），但巴特勒在这里相对坦率地表现出了一个女性主义的政治目标：女性主义的任务，必须通过讽刺的策略破坏在我们社会里被固定建立起来的性别二元性，“扰乱性别二元性”。女性主义及其理论家的任务不需要大家联合起来进行，因为有将“女性”的本质给固定下来的危险，也有否认所希望的身份多样性、破坏性、流动性的危险（ibid., pp.14f.）。女性主义者的目标，也不需要把国家的审判拉进自己的阵营来执行，如禁止情色等禁令。巴特勒在这里是极为不信任国家的。对她来说，唯一的可能策略是用讽刺和滑稽的语言与非语言实践，来侵蚀现有的两性制度。至于情色禁令，许多女性主义者认为是需要的，但巴特勒却反对这件事。她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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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52 在国家支持的审查下，会产生语言的社会斗争与文化斗争。在这种斗争中，能动性来自伤害，但也正是因此而有伤害。（Butler, Excitable Speech,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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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54 就如同种族歧视的话语可以通过讽刺来加以破坏一样，以类似的方式来破坏性别歧视的做法也是可以想见的。因为，不论是种族主义的意涵还是性别主义的意涵，都不是永远固定的。对巴特勒来说，语言斗争正是这样一种手段，可以让女性主义的计划带来成功的完结，将性别二元性完全消解掉，并且——巴特勒希望——从此不再有阶层化。因为，如果没有固定的身份，阶层也就几乎无法续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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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56 巴特勒的女性主义计划有极为广泛的影响力，加上巴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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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58 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社会性别蓝图，很接近我们那渴望消除边界的梦想和心中暗藏的希望。这个文本浮现出一个不同次元的宇宙，宣誓了一个我们没有想过的自由观念，展现出加诸我们自身存有上的限制是可以被克服的。（Schröter, FeMale,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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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60 但是巴特勒的立场也遭遇到尖锐的批判，尤其是以下三点。第一，巴特勒计划的出发点的适切性，是特别受到质疑的。她极为依赖福柯的理论，福柯的著作对于巴特勒的整个论证风格来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福柯对权力的作用方式的洞见，是少有人可比拟的，所以女性主义者以福柯为基础的做法乍看之下是很明智的。但是，因为福柯认为权力无处不在、不坐落于任何地方，所以人们也无法得知该如何对权力关系进行具体的分析，以及对具体的团体的“解放斗争”来说究竟具有什么价值。“他的看法只能为抽象的个体，而不是为女人、男人或工人，提供空间”（Hartsock, “Foucault on Power: A Theory for Women?”, p.169）。这当然也跟福柯关于主体性的看法不无关联。福柯对（有行动能力的）主体之死，曾有过相当著名的解释（见本书第十四讲）。所以某些女性主义理论家，尤其是巴特勒，会遭遇到一个批判性的提问：福柯的权力普遍主义，明明把权力、暴力、正当统治、极权都混为一谈，因而放弃了对现存社会关系提出有理据的规范批判（Fraser, Unruly Practices: Power, Discourse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pp.27f.），而且还质疑主体的行动能力（这可是所有社会运动，当然也包括女性运动的重要前提）；既然如此，还把这样一种思想家解释成运动的“守护信徒”（Knapp, “Macht und Geschlecht”, p.288），有意义吗？本哈比因此就不认为激进的福柯式的取向或后现代的取向在事实上能符合女性主义的要求，因为后现代理论家把女性主义的规范要求都破坏掉了。如果没有规范批判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具备行动能力的主体，那么女性主义的理论计划本身都会被摧毁掉（Benhabib, Situating the Self, pp.213ff.）。对巴特勒以福柯、尼采和后现代作为前提的做法的批评者，所针对的也是同样的事：就是因为巴特勒依赖这样的理论传统，放弃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主体，使得她陷入了理论问题困境，连带也让她的政治计划——把希望寄托于以嘲弄与讽刺为手段的语言斗争——很成问题。因为，如同前文简短提到的，她很难回答一个问题：是谁有嘲弄与讽刺的能力？而且因为她拒绝谈论有行动能力的主体，所以其实她也根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虽然巴特勒在她近来的著作中，也试着通过对主体概念的深入检视，来反驳对她的这些批评，也就是说她还是在讨论主体（见：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Theories in Subjection）；但是，巴特勒对主体理论的探讨，显然只源自福柯的晚期著作（见第十四讲），所以相比于心理学和社会学关于身份建立的扎实文献，她的探讨苍白无力，她的理论取向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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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62 是什么让自我能够“转变”性别符码、反抗霸权话语？我们该将什么样心理的、知识的或其他种的创造资源与反抗资源归于主体，好让这种转变得以可能？（Benhabib, Situating the Self, p.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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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64 这里也就涉及对巴特勒的政治计划的模糊性的第二点批判。批评者认为，巴特勒显然都一直致力于研究话语，但却没有把话语镶嵌进客观化的与制度性的权力关系中（Knapp, “Macht und Geschlechts”, p.305）。正是因为忽视了制度化的权力结构，所以巴特勒才会如此直截了当地寄望于以嘲弄与讽刺为手段的语言斗争。但于此就会有个问题：语言真的就是全部了吗？巴特勒的最尖锐的批评者，纳斯鲍姆，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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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66 在巴特勒那里，反抗总是被想象成是个人的，多少是私下的，不涉及以正经的、组织性的公共行动来进行合法的或制度的改变。但这不就很像和一个奴隶说，奴隶制度永远不会改变，不过你可以找到嘲笑它和暗中捣乱的方法，在谨慎有限的违抗中找到自己的个人自由吗？然而，事实上，奴隶制度是可以改变的，而且也已经改变了——但改变的人并没有采取巴特勒的那种可能性的观点。之所以改变，是因为人们并不满足于嘲弄讽刺。他们要求社会改变，而且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此外，还有一项事实，即形成女性生活的制度结构，也已经改变了。（Nussbaum, “The Professor of Parody: The Hip Defeatism of Judith Butler”,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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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68 这项批判是说，巴特勒的整个理论体系不只对女性运动的政治行动可能性视而不见，而且也无法解释女性主义在过去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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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70 最后，第三点，且和前两点批判密切相关的是，语言学的观念论或语言的观念论，也对巴特勒提出了批评（参阅：Becker-Schmidt and Knapp, Feministische Theorien zur Einführung, p.89）。这项批评指出，巴特勒极端的建构主义排除了一件事，即并不是语言之外就别无他物了。和基于常人方法论来进行论证的学者一样，巴特勒也宣称，“性”是一种“性别范畴”，所以男女之间的生物学区分并没有坚实的基础。这个二分法不过是异性恋欲望的产物而已，原则上是可以改变的。性别与性别身份所拥有的不过是一种语言建构的特质，所以也可以通过语言，通过嘲弄与讽刺，来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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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72 但，不只是针对巴特勒，而是也可以针对柯斯勒与麦肯娜，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批判性的问题：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所有现象都是语言建构与社会建构，或是可被语言和社会建构的吗？朗特薇尔（Hilge Landweer， 1956—　）便对这种极端的建构主义提出批判。她的论点和纳斯鲍姆的看法有些共通之处，虽然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朗特薇尔的说法是，任何文化，都会有与性别有关的范畴化。这一点她跟常人方法论的女性主义和巴特勒是一致的。但是，朗特薇尔与这些立场分道扬镳之处在于，她认为，性别特质的建立与生殖的二元性有密切的关联。对每个文化来说，生殖都非常重要，也是界定“作为女人”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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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74 虽然这不是性别特质的自然决定要素，但对于随文化而异的性别概念的构成来说，与生殖二元性的联结还是不可避免的。（Landweer, “Generativität und Geschlecht”, p.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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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76 朗特薇尔的命题是，并非所有事都是可以任意建构的。在社会中会有某些生或死的经历，这些经历会成为某些社会建构的“挂钩”。这些经历是无法绕过或无法消除的。朗特薇尔认为，巴特勒关于“只有话语才会造就性别差异”的假设，和本质论的观点，即认为有所谓的“可明确指认的自然性别区分”，一样都是天真且错误的（ibid., p.156）。在朗特薇尔看来，巴特勒以一种站不住脚的方式，把语言的符号（如同我们从索绪尔那里知道的，语言符号是任意随俗的），和身体的符号或特质相提并论了。但性别符号不完全是任意的，因为在性别符号那里，身体—情感相关的面向（例如生育能力）也是很重要的，文化想象和语言表达必须“考虑”到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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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78 行动者并不是以无性别的状态进入到一个情境里，然后语言游戏才根据相同性别与相异性别来安置这个行动者。……身体的情感性也是被呈现、再现、表现出来的，所以也是一种符号。感觉与表述的形成当然也是可以回溯到社会情境那里去的。但身体—情感相关的面向是一种自成一类的现象，是通过符号已进入社会性的“形成”的过程的前提。（ibid., p.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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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80 这项批评认为巴特勒始终忽视这个观点。她的结论来自一项假设，即任何关于“自然”“物质”或“身体”的说法都是一种语言过程，都是由符号所再现出来的概念，在语言系统之外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但，如果人们要谈及世界的语言建构或话语建构，那么至少得假设语言之外是有真实的（ibid., p.164）。对女性主义的计划和女性主义理论来说，尤其是对于认为女性身体一直以来都极为重要的理论来说，这个看法非常重要。纳斯鲍姆反对巴特勒，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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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82 而且，说身体完全就是权力，也太简化了点。我们也许过去拥有鸟、恐龙或狮子的身体，但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事实形成了我们的选择。文化可以形成或再形成我们身体存在的某些面向，但不能形成所有面向。就如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很久以前就说过的，“人会有饥渴的困扰，不可能通过辩论就可以让人不会饿不会渴”。对女性来说，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事实，因为女性的自然需求（还有她们在怀孕或哺育时的特殊需求）是很重要的女性主义议题。即便是在性别差异无关紧要之处，把所有事情都写成文化也是太过简化的。（Nussbaum, “The Professor of Parody: The Hip Defeatism of Judith Butler”, 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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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84 这里提出的批判性的问题是，女性主义是否真的会喜欢巴特勒所推荐的那种极端的后现代主义与语言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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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86 （3）提出这项批判的，是我们这里最后要来介绍的女性主义理论方向。这个方向的学者并不打算以后现代的风格来驳斥启蒙的遗产，也看到常人方法论和巴特勒的研究在宏观社会学方面的欠缺，鄙视这类取向在政治方面的天真态度。像是蓓克-施米特（Regina Becker-Schmidt， 1937—　）和克娜普（Gudrun-Axeli Knapp， 1944—　）便指出（Feministische Theorien zur Einführung, pp.147f.），国际上女性主义的讨论，热衷于“性/性别”的基础理论讨论，结果都几乎不再认真尝试将哲学与微观社会学研究，同中观与宏观结构分析结合起来，使得女性主义理论的解释潜力极为薄弱。我们可以很合理地批评常人方法论导向的女性主义和巴特勒，指责她们没有说清楚，“表现性别”或“不表现性别”会如何受到更高一层的制度脉络的影响，以及语言与这个脉络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于是，不令人惊讶的是，有些女性主义者开始依赖“传统的”社会学理论框架，同时又用女性主义的计划来改写。像是哈贝马斯的研究于此就受到关注了。因为她们相信可以对这种理论框架的某些批判环节加以去芜存菁，这些环节恰好是后现代理论家和常人方法论学者完全欠缺的。除此之外，哈贝马斯理论的某些概念，例如公共领域，也很适合用来分析总体社会脉络的政治行动。这里，有两位女性理论家特别值得一提。一位是本哈比，1950年生于伊斯坦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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