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72650 这个转变，始自青年世代极端地摒弃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并转向了法国的[如利科（Paul Ricœur）]、德国的和英国的行动理论。科学史学家多斯（François Dosse）把这个转变称为“社会科学的人文化”过程。青年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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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52 似乎终于发现了一种表达形式与精神工具，在不需要有目的论的假设情况下追寻意义，不需要偏好历史主义就能发挥他们对于历史性的敏锐度，不需要行动主义就可以表现出他们的行动需求。（Dosse, L’empire du sens: L’homanisation des sciences humaines,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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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54 由于这个转变正好在我们的时代能让一些重要的工作更加丰富，所以我们在介绍法国较新的社会理论时，不能不对此作一个相对仔细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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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56 多斯在介绍这个转变时用的概念听起来有点抽象。但只要我们看一下这些青年世代在反对谁或是什么，就会比较好懂了。关于这点，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 1940—　。顺带一提，他是布迪厄的学生）和夏佩洛（Eve Chiapello， 1965—　）的说法最为清楚。这两位学者强调，法国社会学在60和70年代（这时候正是结构主义和布迪厄的天下）卷入了一个论证结构，而且这个论证结构有很值得注意的矛盾之处。一方面，社会现实在这里被描述成由一种不变的法则所控制着，另一方面，宣称有一种不变法则的社会科学家却又积极支持左派运动，积极介入各种事件、想改变世界。此外，还有一个更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人们抱怨纯粹科学性的立场，总是在将道德价值与个体理念揭露成一种意识形态；但另外一方面，当这些人作为科学家时，自己却也带着批判的理想，因为唯有如此，他们的揭露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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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58 这个张力在布迪厄的统治社会学里最为明显。布迪厄的统治社会学的目的是发现“机制”，正是这种机制让统治以每时每刻运行，让统治表现成颠扑不破的法则。同时布迪厄又要求我们，要以将个体从权力和外在干涉当中解放出来的方式来解放个体。但是如果真如这样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样，一切都关系利益冲突，一切都只关系权力关系，并且这牵涉固有的社会秩序法则，那么一位昆虫学家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激愤的批判态度，而不是冷静的态度来研究蚂蚁社会？但这样做的用处在哪？（Boltanski and Chiapello, “Die Rolle der Kritik in der Dynamik des Kapitalismus und der normative Wandel”, p.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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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60 这种反结构主义，而且也与布迪厄针锋相对的论证方式，也为我们说明了多斯在标示青年世代的理论计划时所提到的一些“抽象”概念。像博尔坦斯基和夏佩洛这样批评结构主义者和布迪厄的人，自己不会以“目的论”的方式来进行论证，亦即不会假设有一个历史终点；也不会从“历史主义”的角度进行假设，亦即不会认为社会过程有一个必然的、符合法则的过程。也因为这些批评者意识到历史的偶然性，所以行动都非常谨慎，不会扮演如先知一般的“行动主义者”，（错误地）认为历史时刻已经来临了。这里有个概念出现了，即“偶然性”。这个概念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例如常人方法论和象征互动论这两个在法国知识图景中长期以来被完全忽视的理论，会在法国青年世代中被广泛接受。因为，正是这些从所谓诠释的范式（参阅本书第六、第七讲）中得出的洞见，清楚显示了行动者必须在非常特殊的情境和偶然的状态当中做决定。互动论和常人方法论的命题认为，行动不再是可以被简单预见或推导出来的，而且行动者的行为也不再是简单和规范与规则相一致的，而是这些规范和规则都是在非常复杂的诠释过程中持续协商与修改的。借着这种命题，以前也许只是稍微感觉到的对结构主义思想体系的不安感，现在显然毫无疑问可以在理论上更明确地表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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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62 这样一种看待行动的理论视角，也让人们重新评估了价值与规范的角色。深受结构主义影响的社会学大多没有认真看待价值与规范，只是将之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的面具，或是错误意识的表现。但青年世代不同，他们重新靠向了古典社会理论的一个问题，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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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64 去追问社会秩序以及社会秩序是如何“呈现出来”的……，而不是将之先验地化约成单纯的力量的相互作用，而且还认为行动者对其毫无影响。（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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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66 这也暗指，人们要认真看待行动者的价值与规范、价值与规范的批判形式和证成，但不用立刻就将价值与规范视作意识形态而加以指责。博尔坦斯基和夏佩洛把他们这个看法总结成一个好记的说法：所谓的批判的（亦即结构主义—决定论式的）社会学，最终必须替换成一种批判社会学（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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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68 事实上，后来博尔坦斯基跟不同的学者合作，在发表的不同作品中都提出了这样的计划。其中，他与经济学家泰弗诺（Laurent Thévenot）合写并于1991年出版的《论正当化》（De la justification. Les économies de la grandeur），也许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如这两位作者在他们的研究开头所解释的，他们的任务是对话语中的行动者的不同正当化逻辑进行分类，并且从经验层面指出，人们是如何提出正当理由与形成共识的。他们反驳了传统的共识与冲突的二分法（De la justification, p.39）。在纵览了政治哲学史后，他们首先处理了六种“正当化体制”或“提出理由的形式”。人们会在不同的情境运用这些正当化体制，通过一种普遍的类型与方式来将某些决策加以正当化或加以批判。他们用非常原创的用语，将之称为六种“城邦”，因为在政治哲学史中有不同的特定城邦类型，为个体实现宏大（grandeur）抱负提供不同背景，而个体必须在公共话语中提出相应的各种论点作为依据。例如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us Hipponensis, 354—430）的“天主之城”所要求的理由依据，就跟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商人之城”所要求的不一样。具体来说，博尔坦斯基和泰弗诺区分出：神启之城（cité inspirée），其伟大来自神圣性，意思是，其中提出正当理由的策略在于指出事物或人的神圣性；家所之城（cité domestique），其伟大属于头生子、最年长的人等等；意见之城（cité de l’opinion），其伟大取决于许许多多的他人的意见；公民之城（cité civique），其伟大属于政治上的民意代表；商人之城（cité marchande），其伟大的人，是懂得把握市场机会的人；产业之城（cité industrielle），其伟大在于在既定方法中发挥效率（ibid., pp.10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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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70 借着这个看来似乎很引人注意的话语分析的这些“打包起来”的研究结果，博尔坦斯基和泰弗诺进一步研究了经济企业里的决策过程与讨论过程。尤其是在博尔坦斯基的推动下，这个研究计划至少得出了三个理论洞见。第一，最明显地，在经济领域里，这六种提出理由的形式都会用上（当然程度不一）。也就是说，在经济领域里没有一种正当化策略占据支配地位。这同时也意味着，每次的决策情境都有其模糊性，因为协商过程是不同的行动者在不同的论证运用中进行的（这里也可参阅：Wagner, “Die Soziologie der Genese sozialer Institutionen”, p.472）。适用于这个经济决策过程研究的途径，就是我们在诠释范式那里也可以看到的纯粹的行动理论。但这个研究计划当然还有更进一步之处，因为博尔坦斯基——这也是其理论方面的第二个重点——也总是致力于在宏观层面进行讨论。他和夏佩洛后来共同撰写著作指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历史上出现了一种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种新的“城邦”，“项目之城”（cité par projets），同时一些概念，如创造性、灵活性、创新性，在20世纪中也取代了资本主义的效率话语（Boltanski and Chiapello, “Die Rolle der Kritik”, pp.463ff.; 亦见：Boltanski and Chiapello, 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 1999）。为了探讨这件事，这两位作者必须发展出资本主义不同历史阶段的类型学，亦即必须采取宏观分析，而这是诠释范式的代表人物大部分都退避三舍的事。博尔坦斯基和夏佩洛清楚指出，他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精神”不是暗指一种观念论的途径，不是认为我们只研究话语、不需要看“现实”的经济结构。他们更多的是说，正当化的话语会反过来对“真正的现实”起作用，如此才能将某些资本主义积累形式加以正当化，并以此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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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72 把阻碍积累的力量给调动起来。如果人们认真看待我们所介绍的正当化策略，那么就会知道，不是所有的利润都是正当的，不是生财都会被认为有道的，不是任何一种积累（不管这种积累快不快、重不重要）都是被允许的。（Boltanski and Chiapello, “Die Rolle der Kritik”, p.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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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74 最后一点同时也是在针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以及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的立场，因为这些立场都只谈到“一种”资本主义，以及这种资本主义不具规范的“逻辑”，亦即认为市场参与者只有利益计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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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76 最后，第三，博尔坦斯基的计划也明显力求对社会变迁的社会学作出贡献，因为他也问，新的正当化体制，新的“城邦”，是如何进入生活的，如何得以执行，其中精英扮演哪些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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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78 正当化体制的变迁，与一个尝试避免自身利益与范围扩大受到阻碍的团体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这些团体试图发现新的成功之路与承认之路，可以让他们不需要为他们在某个时间点具有正当性的选择标准进行说明。（ibid., p.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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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80 虽然博尔坦斯基和夏佩洛没有明说，但他们的“规范变迁的动态模式”，与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的那种文化理论论点，有很好的衔接能力，同时他们也暗暗地批判了缺乏行动者的分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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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82 虽然法国社会学界有一批和博尔坦斯基走得很近的学者，他们并没有特别优秀突出，但在80和90年代，还有另外一群很活跃的学者，他们遵循的理论策略关怀和博尔坦斯基很像，而他们中有部分学者的研究主题领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这里无法深入探讨所有重要的研究，但希望至少能介绍一些极富盛名的学者，来为各位读者提供当下法国讨论脉络的一些明确方向。社会学家盖雷（Louis Quéré，1947—　）最初是在图海纳的圈子里发展的，同样进行社会运动研究，但后来他越来越转向了常人方法论的研究。历史学家兼哲学家格歇[Marcel Gauchet，1946—，与历史学家诺拉（Pierre Nora）同为期刊《争鸣》（Le Débat）的创办人]，是参与了70年代勒夫特（Claude Lefort）与卡斯托里亚迪斯圈子中关于极权主义与民主的热烈的哲学争辩的学者之一[参阅：Ulrich Rödel（ed.）, Autonome Gesellschaft und libertäre Demokratie]。在80年代，格歇以宗教经验为例，提出了历史的连续性与不连续性的问题，并追问：当宗教在18世纪被排除在官方国家制度系统外之后，扮演了哪些角色？什么取代了原本宗教的位置？这些问题不止关于民主理论面向，也碰触到了个体认同的面向（参阅：Gauchet, Le Désenchantement du mond, 1985）。最后，社会学家卡耶（Alain Caillé，1944—　），是勒夫特的弟子，也是一位非常有趣的学者。他是一个小型团体的主角，这个团体的任务是去抑制社会科学的实用主义的影响，并且为了这个目的，在1980年代创办了一份期刊《莫斯期刊》[La Revue du MAUSS，“莫斯”其实是“反社会科学功利主义运动”（Mouvement Anti-Utilitariste dans les Sciences Sociales）的缩写]。虽然这份期刊的发行量从来没有好过，但还是很重要，因为这份期刊为多斯所谓的反结构主义的“新世代”提供了一个发表平台。当然，这份期刊不意外地令人联想到一位伟大的法国社会学家莫斯（Marcel Mauss），涂尔干的侄子、知名著作《礼物》的作者（可参阅本书第十四讲）。卡耶在很多研究中都不断提及《礼物》，并尝试指出，赠礼不只是原始社会才有的特色，这种隐含在赠礼当中的相互原则同样是现代社会行动者的行动的核心决定要素（Jacques Godbout and Alain Caillé, L’Esprit du don）。赫纳夫（Marcel Hénaff, 1943—2018）把这个想法运用得更为广泛（Le Prix de la verité: Le Don, l’argent, la philosop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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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84 国际上最知名的，当属科学社会学家拉图尔（Bruno Latour，1947—　）。拉图尔是一个相对大型的、致力于科学人类学的国际研究网络的成员。不过拉图尔并不是只停留在名为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上而已，他还得出了一系列不论对于社会理论，还是对于政治哲学来说，都相当有趣的结论。在1991年出版的《我们从未现代过》（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英译：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中，拉图尔指出，我们必须考虑到，科学家都在建构他们的客体，而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结合正是从科学家的建构工作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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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86 臭氧层破洞太社会、太具叙事性了，以致它很难是真正的自然现象；工业厂房和国家领袖的策略，又太过充满化学反应，以致很难被化约成权力和利益；生态领域的话语也太过真实和太过社会，以致很难被归结为意义效果。（Latou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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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88 科学造就了许多的混杂体、“准客体”，这些既不是单纯的自然物，也不是人类或主体。如果人们想认真探究这些东西，那么马上会遇到一个政治问题：我们要如何面对已成为社会构成部分的准客体？我们要如何再现它？拉图尔的答案是我们需要有一种“物的议会”（ibid., p.189ff.），一种自我反思的民主，人民代表必须意识到他们常常都会谈到准客体，谈到社会—自然的物，要意识到他们必须确实地再现这些物。这样的民主不只关系到利益代表，而且也关系到一件事，即在议会和公共领域里，一直都存在着一种反思过程，反思社会与自然之间无可避免的结合。我们必须正视这种结合，也必须与这种结合的后果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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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90 尽管拉图尔的政治观点很不具体，但他还是从他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出发清楚指出一件事，即现代——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现代与科学总是密不可分的——始终包含着两类群体的实践：一方面是科学家不断建构出社会与自然的混杂体，另一方面，人们却一直拼命反对这种混合性，拼命把我们的这一个自然和这一个社会严格区分开来（ibid., p.19）。拉图尔指出，现代科学史和现代社会史一开始就存在这种矛盾，所以他才会得出他的书名所标示的见解：我们从未现代过。现代从来不是单面向的，而是一直存在着拉图尔所描述的那种矛盾。不论是古典现代理论家还是后现代理论家，都错误地从片面（不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现代图像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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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92 我们从未陷入一个同质的、全球的、要么来自未来要么来自时间深处的流动。现代化从未发生过。没有什么是长期潮起，而今天潮落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潮起潮落。我们可以往另一件事走去——回到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发生的多元实体那里去。（ibid.,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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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94 拉图尔认为，我们今天应该承认这种矛盾，而且要接受一个事实，即自然与社会的结合无可避免的是以混杂客体的形式发生的。如此一来，我们不只可以抛弃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令人不悦的争论，而且同时还可以获得新的、更适当的看法来看待世界的急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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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96 对法国知识图景较新的发展的概览，就到这里。对我们来说，这个图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很值得一提地为未来开启了本讲所讨论的行动理论的取向。因为，唯有反抗结构主义以及基于结构主义的社会理论取向，法国思想传统当中的潜能才能有真正的发挥——有助于其朝向国际“科学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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