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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最终失去了安全感，他们孤独、压抑，虽然吃穿不愁，却无快乐可言。生命对人并无意义；人朦胧地觉得生命的意义无法从那个唯一的“消费者”身份中去找寻。人很难忍受既不快乐又无意义的生活，但事实是这个体系给人提供了无数逃避的途径——从电视节目到镇定剂——让其忘却正在失去生命中越来越多最可贵的东西。尽管所有宣传口号都说得头头是道，事实是我们正在快速地进入一个由官僚体系管辖的社会，这个体系管辖着的是大众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人性消泯、精神颓废。我们制造出像人的机器，又制造出像机器的人。半个世纪前，社会主义制度遭到最严重的诟病，即它导向统一的形式，官僚化管理、中央集权、无灵魂生活的唯物主义——现在这一切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上演了。我们大谈自由和民主，然而越来越多的人不敢承担自由的责任，反倒更乐得处于一种像肚子填饱的机器人那样的奴役状态；他们对民主也没有信心，觉得还不如省点儿心让政治专家去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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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利用收音机、电视机和报纸创造了一种广布的传媒系统。然而民众被传媒系统误导或灌输，并不能如实了解政治和社会现状。我们的舆情具有相当程度的趋同性，若考虑到此一结果产生于恐惧和政治压力，这就很容易理解了。但其实我们的体制原本正是建立在人们拥有否决权，以及人们偏向多元表达意见的基础上的，现在却变得所有人都“自愿地”举双手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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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含混、内容空泛的表述成了自由企业制国家的通则，而它们的反对者也采取同样的策略。后者称为“人民民主”，前者称多数独裁者为“热爱自由的民众”——如果他们结成政治同盟的话。至于五千万美国人罹受核武器攻击的可能性，却被轻描淡写为“不惜一战”；而有人还用“一决胜负”来形容他们的胜利。其实任何头脑清楚的人都知道在核战的大屠杀中，谁都不会成为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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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论是初级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达到了一个峰值。但人们即便是受到了更多的教育，他们的理性、判断力和信念却反而不如从前。他们充其量提高了智力水平，但他们的理性，即他们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到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真正的支撑力所在——的能力却每况愈下。思考日益脱离感受；人们对待盘踞在头顶上核战争威胁阴云的容忍，说明已经到了必须质问现代人的精神是否仍然健全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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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应是自己所制造的机器的主人，现在却变成了机器的奴仆。但人生下来不是为了变成一件东西的；即便人享受着各种消费的满足，其生命力却不能长期处于一种闲置的状态。我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重新成为机器的主人，将生产作为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生产是为了人的发展，否则受到压制的生命能量就会变得混乱无序，以破坏的形式呈现出来。不愿死于无聊的人就会摧毁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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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否造就一种社会和经济组织模式，使之为人的这种处境负起责任？如上所述，我们的产业系统，它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它所培养的人的关系，正是人类目前处境的始作俑者。这并非说它有意要如此设计，亦并非个人的邪念为之，而是因为这个社会结构使得普通人在生活实践中已经被塑造了这种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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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采用的系统和十九世纪相比判若云泥——它们的差异如此之大，恐怕难以归为同一种名称。资金在巨型企业中的天量聚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进一步分离，强大工会的存在，国家对农业和部分工业的补贴，“福利国家”的因素，价格控制因素和一种受引导的市场因素，以及其他诸多特征，将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和以往的资本主义从根本上区分开来。但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词语，新老资本主义是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基本要素的。它们都相信给每个人带来最好的结果是个人主义和以自我为本位的行为，而不是团结友爱。它们认为社会生活应该由市场这种客观机制来调节，而非人的意志、眼光、筹划等。资本主义将物（资本）置于生命（劳动力）之上。财产，而非行动，构成权力的来源。当代资本主义为人的拓展设置了额外的障碍。它要求工人、职员、工程师、消费者组成一个天衣无缝的工作团队，因为官僚机构领导的大企业需要这样的组织和与之相适应的“组织人”。我们的系统必须培养那些能满足系统需要的人；这些人数量庞大，彼此顺利合作；这些人会消费得越来越多；这些人的品位有着统一的标准，并且很容易被预测到，也很容易跟着潮流走。这个系统需要的人，既要有自由感和独立感，不受权威或良心原则制约，又要自觉自愿地跟着命令做合乎期望的事，在社会机器中平滑运作。这些人不靠武力指挥，不靠领袖引导，不靠目标激励——除了那种促使其成功，促使其一刻不停运作的目标。指导生产依赖的是资本投入必须获得利润的原则，而不是依赖以人们的实际需要进行生产的原则。现在任何东西，广播、电视、书籍、医药，无一不服从利润原则；人们则被操控着进行某些常常是毒害精神的消费，有时这种毒害还殃及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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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社会不克履行以精神传统为本的人类抱负，其最直接的后果是难以面对我们时代的两个有燃眉之急的实际问题：一是和平问题，二是西方的富有和世界上三分之二人口的贫穷之间的平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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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之异化带来的诸多后果使其解决上述问题变得愈发艰难。因为人的拜物行为，因为人丧失了对自身的和对同类的生命的敬畏，人不但置道义于不顾，甚至在威胁到其生存时，竟还置理性于不顾。核军备很可能导致全球覆灭，这是最清楚不过的；即便核战未打起来，那种恐怖的、疑虑的、兵营化的核竞赛气氛，也都是自由和民主的生存大敌。同样最清楚不过的，是贫富国家之间的经济鸿沟将引发暴力冲突和独裁。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却只有些半心半意且毫无成效的试探。我们似乎真的可以这么认为，诸神要使这些人灭绝，因此蒙住了这些人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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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涉及的只是资本主义的记录，社会主义的记录又如何？社会主义的意图是什么，那些曾有机会欲臻此意图的国家究竟实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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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不论是马克思的形式还是诸多其他形式，均欲通过创造物质基础去实现人人同享尊严的生活。它要让工作指挥资本，而不是资本指挥工作。对于社会主义而言，工作和资本不仅是两个经济范畴，它们代表的是两种原则：资本代表物质财富积累原则，关乎“有”什么；而工作代表人的能力和生命力，关乎“是”什么、“成为”什么。社会主义者发现在资本主义中，物资指挥生命，“有”高于“是”，过去指挥现在，他们于是想要将这种关系扭转过来。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人的解放，让人重新凭着不被异化的、健全的人格，与同类和与自然都分别建立一种全新的、深厚的、非外力诱发的关系。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使人打破束缚的桎梏，摒弃幻想和不切实际之见，将自己转化成能够创造性地运用自身情感力和思想力的人。社会主义培养人的独立，使人有自己的主见；它相信人只有“对自己的生存状况负责，只有他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的每一项关系——无论这关系是看、听、嗅、尝味、触、思想、意愿、爱欲，简言之，只有他肯定和展示了个人特征的所有组成部分”（马克思语），才能真正站稳脚跟。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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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社会主义者颇不同意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经常重申的一套耳熟能详的说辞，即最大程度获取物质的愿望是人类最基本的驱动力。他们相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使人将物质利益作为最强动力，社会主义则应该允许那些非物质动力各显神通，将人从物质利益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曾有人一方面谴责社会主义所谓的“唯物主义”，一方面又以唯有“利益驱动”方可促人竭尽所能的论调来批评社会主义，这些言论不失为人类自相矛盾能力的一个悲哀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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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人的个体性，而非一致性；它让人摆脱经济制约，不再将物质利益作为生活的主要关注点；它提倡所有人精诚团结的体验，反对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操纵和控制。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将每个人本身作为生活的最终目的，人永远不应将自己变成另一个人的工具。社会主义创立的是这样一个社会，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位公民都积极负责地参与制定每一项决策；每个公民都能参与，因为其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件物品，因为人有自己的信念而不是合成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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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主义而言，不唯穷困是一件坏事，富裕也是。物质的贫乏使人无从过上人道丰足的生活。而物质财富，有如权力，又能对人造成腐蚀。财富会破坏人们原本生活中固有的分寸感和限度观念；它使人制造出一种虚幻和几近疯狂的感觉，认为人是众人中的“唯一”，不受其他人过的那种普通生活的制约。社会主义需要的物质舒适是为了生活的真正目的所用，它不主张个人财富的积聚，以免对社会和对个人造成危害。事实上，社会主义之于资本主义的对立正是这个原则的对立。资本主义的逻辑是物质财富多多益善，社会主义认为多多益善的应该是人的生产力和生命力以及人的幸福感；他们追求物质舒适是以帮助人实现前述目标为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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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希望最终废除国家机器，这样需要管理的只是物资而不是人民。它要实现的理想是无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重新获得自由和主动权。十九世纪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初在欧洲和美国存在的社会主义思潮，是这两地最有意义的人道主义的精神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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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社会主义的实践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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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想取而代之的资本主义精神面前，社会主义还是缴械投降了。它原本应该被理解为一个解放人的运动，但它的许多追随者，连同它的反对者，都仅仅将它看作一个提高工人阶级经济生活水平的运动。社会主义的各种以人为本的目标被置之脑后，或成了有名无实的应景之作；它和资本主义如出一辙，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经济增长的目标上。正如民主理想失去了它的精神支柱，社会主义理想也失去了它最厚重的根基——那种有如先知对救世主信仰般的对和平、正义和人类博爱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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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社会主义成了工人们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取得地位的一件工具，它未能超越资本主义结构。社会主义不但未能改变资本主义，反而被资本主义的精髓渗透。1914年，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们宣布放弃国际联合；与他们曾经作为纲领的国际主义及和平理念相对立，他们选择各自维护自己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利益；是时，社会主义已经遭遇了彻底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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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被误解为一个纯粹的经济运动，人们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目的是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这种误解同时发生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右翼和左翼人士身上。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改良派领袖认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提升工人的经济地位，他们认为最根本的措施是将一些大企业收归国有。直到最近，许多人才慢慢意识到将企业收归国有本身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工人们不论受私营企业任命的官僚机构管辖，还是受公营企业任命的官僚机构管辖，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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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领袖同样用纯粹的经济方式来解释社会主义。但生活在一个与西欧相比欠发达的国家，且缺乏民主的传统，苏联领导人采用的是集权的手法强制进行快速资本积累，以走完西欧十九世纪的发展历程。苏联发展出一种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事实证明这种模式在经济上是成功的，但在人道上起了破坏的作用。他们建立了由官僚主义制度管理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阶级之间的壁垒——不论在经济收入上还是在拥有权力强迫他人服从的意义上——与当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其深度和强度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自定义为社会主义制度，因为他们将全部经济都进行了国有化，但是在现实中，他们的制度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理念——肯定人的个性，使之充分发展——是一种否定。他们的民众为资本的快速积累不得不做出难以忍受的牺牲；为了赢得这些民众的支持，他们必须将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一系列思想体系，以这种方式维持与被统治民众之间的勉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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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而言，自由企业制度是优于其他制度的，因为它保存了政治自由，这是现代人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有了政治自由，人的尊严和个性得到尊重，才将我们和人道主义最基本的精神传统联系了起来。政治自由使得批评和建言成为可能，人们可以提出有助益的社会变革建议，这在苏联那样的国家是行不通的。但我们可以预料的是，一旦苏联的经济发展达到了西欧和美国目前的水平，亦是说，一旦他们能满足民众过上舒适生活的要求，他们就不再需要集权，而是转向使用和现在西方同样的操控手段：暗示和利诱。这一发展将带来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和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大汇合。这两个制度的基础都是工业化，都以不断增长的经济效益和经济财富为目的。两种社会都在管理阶层和职业政客的控制下运行。他们骨子里持的是唯物主义观点，尽管表面上西方社会将基督教思想挂在嘴上，东方社会则尊崇凡俗的救世主。他们以一种集权的系统，以巨型工厂、群众政治集会等方式将民众组织起来。两种制度中，如果他们各自沿着既往的路径往下走的话，社会上有创造活力的、会思考的、有感觉的人就会不知所踪，取而代之的是大众人、异化人，是一些衣食无忧、娱乐至死、跟着官僚指挥棒转的机器人，而官僚们也和大众人一样没有人生目标。物质排在万事之首，人则如行尸走肉；人只会空谈自由和个性，实际上什么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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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身处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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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以及某种庸俗化的、扭曲的社会主义使人濒临变身非人机器的危险。人站在全面的自我毁灭的边缘，眼看就要失却心智。人类只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意识到自己的患难，从而形成一种生活的新视野——实现人类的自由、尊严、创意、理性、公正、团结，才能将我们自己从几乎肯定的衰败、丧失自由或毁灭中拯救出来。我们并不是只能在自由企业管理系统和共产主义管理系统这两者之间作选择。我们还有第三种方案，这就是民主的、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humanistic socialism）；它秉承社会主义的原始理念，提供了一种新型的、真正的人类社会的卓识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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