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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显然一个人还在子宫里的时候，不是独立的，即便生理意义的独立也谈不上。当呱呱坠地，其在生理意义上取得了独立，而在心理意义上仍不是独立的。事实上新生儿最初的几周更接近胎儿的状态而非人的状态。一个新生儿必须完全依靠母亲。婴儿不会将母亲视作另一个“人”，彼时母婴以一种共生的形式存在。婴儿是不能区别“我”和“非我”这些意识的，婴儿的整个世界就是“我”。如果母亲期盼她刚满月的孩子对她表示爱意，那委实有点异想天开。事实上，母亲即使期盼周岁的幼儿对自己表示爱意，无疑也属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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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成为“我”的过程是人类发展的基本形式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单独的个人既学会与世界发生关系、对世界发生兴趣，又学会自我独立、对自我生存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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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严重的患者一辈子都未能脱离那种母婴共生的状态。有一类精神病患者无论情感上和实际生活中都希望待在母亲的子宫里，希望与母亲保持这种共生的联系，或者找一个替代母亲角色的人与其保持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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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病患达到的成长阶段不同：有的仍停留于吮吸母乳的状态；有的长大些，停留于坐在母亲膝头的状态；有的又长大些，只希望牵着父母的手。我们说只有当一个人完全成熟才称得上独立，也即是说因为其实际上与世界相属，才能站稳脚跟；因为这时的人不隶属于某一个人，而是与世界关联，这种关联是基于其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和爱。一个人只有在这种关联中才谈得上真正独立；但很多人都未能到达这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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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社交能力很强，经济能力也不差，但他们不见得就是独立的。这种缺乏独立性表面上难以看出，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掩盖了这一缺陷。有许多商人或专业人士都得依赖他们秘书的意见、妻子的意见或公众的意见，然而他们的意识中却认为自己是非常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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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着重说明老年与这种性格特征的关系，这和第一个提到的热衷活力还是热衷衰亡的老年问题是非常相似的：人们看到一个老年人显露许多依赖别人的迹象，往往就认定这是他的衰老使然。殊不知这并非衰老，而是这个人固有的依赖型性格使然，只是到了老年他可以更无忌惮地表示而已，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老人依赖他人是无可厚非的。这里你可以观察到某种类型的老年人感到无能，感到需要别人来保护他们的全部心理层面的问题。我们的文化使他们在老年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将依赖他人变成了一件堂而皇之的合理事，而全然不觉这种依赖倾向其实在他们三四十岁时就存在，只是那时掩藏在意识深处隐蔽得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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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再次说明我们不能屈从于问题的表面现象，而应该看看它的实质是什么。也即是说一个人的某种性格特征一直都存在，它应该得到矫正，甚至辅以治疗手段，而不是将它作为衰老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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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老年表露得愈发明显的性格特征差异远不止这两种。另一个例子是人们可能表现的嫉妒。一个人在奋发有为的年轻岁月，嫉妒总是控制住或者压抑住的，因为显露嫉妒会使别人对自己印象不佳。假如一个人现在是个初级经理，他若想晋职就必须掩盖嫉妒这种性格，而且他还得拼命表现得不羡慕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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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这个人步入老年，嫉妒心就会不加掩饰地随处流露——他似乎有了更多令他嫉妒的事物。他可以嫉妒年轻人，甚至嫉妒没有疾病缠身的老年人。这个问题再次说明我们不应被一种假象蒙蔽，认为人到了老年都会加重嫉妒心；其实这种性格特征之所以现在显现，是因为老年给了这种性格特征有意识显现和发泄的机会。他还是过去的他，不曾改变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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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问，倘若你的心理剖析有道理，人们对此能做什么？首先，我认为厘清行为表现的成因这一点，就有助于人们针对性格特征本身作出回应和改进——那些看似由于年老而产生的行为表现，它的成因不是年龄，而是出于其固有的、过去藏而未露的性格特征。其次，我想说的是，一个人即便年逾花甲，改变其性格特征仍然为时不晚。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性格或有多少改变性格的可能性，年龄本身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能否改变性格取决于其是否有生命力、下决心改变的愿望是否强烈、兴趣在什么地方，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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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即便不是故意显得先知先觉，仍会认为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性格形成后是难以改变的，因为其性格中缺乏某些成分，所以不管二十岁还是三十岁，都是一样的——要是无能，就一辈子都无能。但我见到过七十岁的老人脱胎换骨地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性格，只因他们到了古稀之年生命力依然旺盛；而且他们觉得到了古稀之年，才第一次有机会真正作出改变，重新思考他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不相信年老本身必然成为妨碍性格改良的拦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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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再次强调的是，一个人不应该被某些看似老年造成的表面现象所蒙蔽，将一些原本就属于此人性格的部分归罪于衰老的结果。而且，老年人不能改变性格的疑虑同样是没有根据的，不能改变性格不是因为年迈，而是因为缺乏意志、缺乏能量、缺乏活力、缺乏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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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们还要避免一种情况，如我前述，将老年人转化成一个完全的消费人；我们不应该在老年人本身等待迫近的死神时，教他如何体面地打发剩余的时日。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势嫌弃老年人，至少我们对待老年人的态度和对待青年人的态度应该一致。我认为对任何人的贬抑都是不合法理的。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遭遇挫败且到头来无法补救，你可能对其充满同情；但我们也可能对许多三四十岁的人就抱有同情，因为我们已经预知他们将来会遭遇挫败且同样无法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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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个老年的问题，这是人类生存之道的问题，关乎我们每一个人。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多思考如何帮助老年人，让他们焕发更多生机，对外部事物产生更大兴趣；社会常常将老年人定位为被动的消费人，我们应该帮他们摆脱这一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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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地说，这一领域尚有大量研究需要展开，如同在教育领域一样。其实老年领域和教育领域有很多共通之处。如果一个年轻的学生只将上课看作一件花钱购买的消费，你怎么样引导其转变这一思维，将学习变成一件主动感兴趣的事情？这种现象也存在于老年人。你怎么样帮助老年人变得比过去更具活力，而不是任由他感到活力衰退？我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定是大有裨益的。怎样唤起一种积极参与的兴趣？是否可以通过座谈、阅读、开始新学一门艺术？或甚至唤起老年人对参与政治的新兴趣？我这里指的政治，不是那种让你读报听新闻，然后人云亦云地附和的政治；而是自我警醒、自我判断，对事件作出自己的分析评判，面对现实，充满责任感的政治；也即是说，对周遭正在发生的事情作出回应，这种回应是人类成员的应尽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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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老年人和年轻人一样，都应该对周围的世界反应更加敏锐，反应敏锐意味着负责。“反应”和“负责”源自同一拉丁文respondere（回应）。老年人应该学会将消遣（recreation）变身为再创造（re-creation），这是一种使生活具有创意的新能力——他们并不需要成为画家或诗人，也不需要拥有任何职业，唯一需要的是使自己充盈着活力，对整个世界享有真实和普遍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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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服从 [1]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纳粹德国高官，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负责者。1961年2月于耶路撒冷受审，对其犯罪指控均回复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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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惜尝试将修正的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问题联系应用的作者太少，我将不得不主要引用自己从1930年以来所写的文章，重点参见：《基督教义分析》（The Dogma of Christ）（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63）；《精神分析性格学及其与社会心理学的相关性》（Psychoanalytic Characterology and Its Relevance for Social Psychology）选自《精神分析的危机》（The Crisis of Psychoanalysis）（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70）；《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41）；《健全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55）；《马克思论人》（Marx’s Concept of Man）（纽约：弗雷德里克·安格出版社，1961）；《在幻想锁链的彼岸》（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纽约：袖珍丛书出版社，教义系列，R.N.安申编辑，1962）；这些文字开宗明义讨论了马克思理论和弗洛伊德理论的关系。持精神分析加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其他作者还有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他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作者，虽然他的理论和我的理论鲜有相通之处。萨特也尝试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人本主义分析，但他进行得不顺畅，这是因为他缺乏临床经验；总体来看，尽管萨特运用了一些才华横溢的辞藻，他对心理学的研究仍失之表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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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弗洛姆的《人心：它的善恶天性》（The Heart of Man, Its Genius for Good and Evil）（纽约：哈珀和罗出版社：宗教观点系列，R.N.安申编辑，1964）中关于本观点的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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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资说明的例子是德国中下层阶级中潜伏的破坏力，只有在希特勒上台给了它机会时才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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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一方法首次应用于1931年我和E.夏切特尔博士，P.拉扎菲尔德博士，以及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院（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Frankfurt University）其他人一起合作的调查中，之后又与哥伦比亚大学的人员合作。调查的目的是探明在德国的工人和雇员中支持独裁主义者和反对独裁主义者的性格情况。调查显示的结果与之后的历史发展事实非常接近。同样的方法再次应用于墨西哥一个小村庄的社会心理研究项目，该研究由精神病学研究基金会（Foundations Fund for Research in Psychiatry）提供基金，在我的指导下进行，并得到西尔多博士、洛拉·施瓦兹博士和迈克尔·麦考比博士的协助。路易·麦奎蒂博士使用电子计算器的统计方法，对数十万个单项数据进行处理，使具有典型相关性特征组成的各种综合现象一目了然。参见E.弗洛姆《第三帝国前夕的德国工人和职员：一项社会心理调查》（Deutsche Arbeiterund Angestellteam Vorabenddes Dritten Reiches：Einesozialpsychologische Untersuchung），W.博恩斯编辑（斯图加特：德意志出版社，1980）；以及E.弗洛姆和M.麦考比合著的《一个墨西哥村庄的社会性格：一项社会精神分析研究》（Social Character in a Mexican Village：A Sociopsychoanalytic Study）（英格伍德·克里夫斯：普伦斯蒂·霍尔出版社，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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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German Ideology）中亦使用了“压抑”（Verdrängung）这个词。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在《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Leninism and Marxism”）一文中提到无意识（历史进程逻辑）的出现早于意识（人类主观逻辑），该文收录在最近以英语出版的《俄国革命和列宁主义或马克思主义？》（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Leninism or Marxism?）（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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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健全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55）第355页中本人关于一种“普遍物质保障”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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