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76215
1702376217
论不服从 [1]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纳粹德国高官，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负责者。1961年2月于耶路撒冷受审，对其犯罪指控均回复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译者
1702376218
1702376219
[2]可惜尝试将修正的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问题联系应用的作者太少，我将不得不主要引用自己从1930年以来所写的文章，重点参见：《基督教义分析》（The Dogma of Christ）（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63）；《精神分析性格学及其与社会心理学的相关性》（Psychoanalytic Characterology and Its Relevance for Social Psychology）选自《精神分析的危机》（The Crisis of Psychoanalysis）（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70）；《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41）；《健全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55）；《马克思论人》（Marx’s Concept of Man）（纽约：弗雷德里克·安格出版社，1961）；《在幻想锁链的彼岸》（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纽约：袖珍丛书出版社，教义系列，R.N.安申编辑，1962）；这些文字开宗明义讨论了马克思理论和弗洛伊德理论的关系。持精神分析加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其他作者还有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他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作者，虽然他的理论和我的理论鲜有相通之处。萨特也尝试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人本主义分析，但他进行得不顺畅，这是因为他缺乏临床经验；总体来看，尽管萨特运用了一些才华横溢的辞藻，他对心理学的研究仍失之表浅。
1702376220
1702376221
[3]参见弗洛姆的《人心：它的善恶天性》（The Heart of Man, Its Genius for Good and Evil）（纽约：哈珀和罗出版社：宗教观点系列，R.N.安申编辑，1964）中关于本观点的详细讨论。
1702376222
1702376223
[4]以资说明的例子是德国中下层阶级中潜伏的破坏力，只有在希特勒上台给了它机会时才全面爆发。
1702376224
1702376225
[5]这一方法首次应用于1931年我和E.夏切特尔博士，P.拉扎菲尔德博士，以及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院（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Frankfurt University）其他人一起合作的调查中，之后又与哥伦比亚大学的人员合作。调查的目的是探明在德国的工人和雇员中支持独裁主义者和反对独裁主义者的性格情况。调查显示的结果与之后的历史发展事实非常接近。同样的方法再次应用于墨西哥一个小村庄的社会心理研究项目，该研究由精神病学研究基金会（Foundations Fund for Research in Psychiatry）提供基金，在我的指导下进行，并得到西尔多博士、洛拉·施瓦兹博士和迈克尔·麦考比博士的协助。路易·麦奎蒂博士使用电子计算器的统计方法，对数十万个单项数据进行处理，使具有典型相关性特征组成的各种综合现象一目了然。参见E.弗洛姆《第三帝国前夕的德国工人和职员：一项社会心理调查》（Deutsche Arbeiterund Angestellteam Vorabenddes Dritten Reiches：Einesozialpsychologische Untersuchung），W.博恩斯编辑（斯图加特：德意志出版社，1980）；以及E.弗洛姆和M.麦考比合著的《一个墨西哥村庄的社会性格：一项社会精神分析研究》（Social Character in a Mexican Village：A Sociopsychoanalytic Study）（英格伍德·克里夫斯：普伦斯蒂·霍尔出版社，1970）。
1702376226
1702376227
[6]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German Ideology）中亦使用了“压抑”（Verdrängung）这个词。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在《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Leninism and Marxism”）一文中提到无意识（历史进程逻辑）的出现早于意识（人类主观逻辑），该文收录在最近以英语出版的《俄国革命和列宁主义或马克思主义？》（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Leninism or Marxism?）（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1）。
1702376228
1702376229
[7]参见《健全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55）第355页中本人关于一种“普遍物质保障”的论述。
1702376230
1702376231
[8]参见乔治·埃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工业化文明的人类问题》（The Human Problem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第二版（纽约：麦克米兰出版社，1946）。
1702376232
1702376233
[9]这个问题变得愈加复杂的另一个原因是至少20%的美国人还生活在贫困线附近；欧洲的相当部分，特别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亦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生活水平；而世界其他大部分生活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人甚至未能达到免于饥饿的水平。任何支持减少消费的论点都会遭到反驳，因为就世界大部分地区而言，消费是呈增加需求态势的。这个反驳完全是事实，但危险在于现在的贫穷国家如果受到最大化消费观的引导，形成了这种风气，就会在将来达到最佳（不是最大）消费程度时还不知适可而止。
1702376234
1702376235
[10]我认为，这里的限制广告的要求，甚至进一步的将生产模式转向公共服务设施生产的要求，如果没有国家的大幅度干预，是难以想象的。
1702376236
1702376237
[11]这里，苏联阵营的国家中极权主义官僚体制下的消费亦形成消费管理的恶例。
1702376238
1702376239
[12]参见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同前引述。
1702376240
1702376241
[13]查尔斯·E.奥斯古德，“真正赢得对共产主义战争的一些建议”（“Suggestions for Winning the Real War with Communism”），载《冲突解决》（Confict Resolution），1959年12月第4期第III卷，第131页，以及“渐次单边裁军案例”（A Case for Gradual Unilateral Disarmament），载《原子物理学家公报》（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第XVI卷，第4期，第127页起。
1702376242
1702376243
[14]我认为此项条件只能是一种最理想的愿望，因为削弱任何一方潜在的进攻能力都意味着在战略上提升了对方潜在的进攻能力。
1702376244
1702376245
[15]查尔斯·E.奥斯古德，“真正赢得对共产主义战争的一些建议”，第316页。
1702376246
1702376247
[16]伯特兰·罗素，《常识与核战》（Common Sense and Nuclear Warfare）（伦敦：G.艾伦和安文出版社，1959）；史蒂芬·金—豪，《核年代的防御》（Defense in the Nuclear Age）（纽约州奈阿克：友谊出版社，1959）；杰罗姆·戴维斯，H.B.海斯特，（Jerome Davis and H.B.Hester）《在边缘上》（On the Brink）（纽约：赖尔·斯图亚特出版社，1959）；刘易斯·芒福德，“人类的出路”（The Human Way Out）（《彭代尔山活页文选》第97期，1958）；C.W.米尔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The Cause of World War Three）（纽约：西可和沃伯格出版社，1959）；乔治·F.凯南，（George F.Kennan）“外交政策和基督教良心”（Foreign Policy and Christian Conscience）（《大西洋月刊》，1959年第5期）；理查德·B.格雷格，（Richard B.Gregg）《非暴力的能量》（The Power of Nonviolence）（纽约州奈阿克：友谊出版社，1959）；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向强权说出真理：教友会探索制衡的另一种选择》（Speak Truth to Power, Quaker Search for an Alternative to Balance）（1955）。
1702376248
1702376249
[17]乔治·F.凯南，同前，第44页起。
1702376250
1702376251
[18]美国国家计划协会（Nat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America）的报告亦持这一观点，见《无军备控制的1970年：现代武器技术的含意》（1970 Without Arms Control：Implications of Modern Weapons Technology）（国家计划协会特别项目委员会“论以军备控制获得安全”；计划活页文选第104期，1958年5月，华盛顿特区）。该文指出：“不仅战争危险依然存在，而且这种可能性随着时间推移会趋于增加，如果过多时间流逝而一直找不到解决方案，难免会上演为真实。”另，斯坦福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院长E.芬利·卡特（E.Finley Carter）指出，“在应用毁灭性武器技术来谋求安全问题上，苏联阵营和西方同盟制造出了一个共同的死敌，这就是意外引发的核战争的威胁。”（见《斯坦福研究院学报》，斯坦福研究院出版，1959年第4季度，第3卷，第198页）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也有这样的结论：“如果军备竞赛持续几十年而不得到控制，这个世界还能够相安无事，是很不可思议的事。”（同上，第139页）卡恩强调如果仅仅因为战争的毁灭酷烈性质就相信它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不是现实主义的态度。在1959年12月27日的民主顾问委员会（Democratic Advisory Council）上，该组织的科学与技术顾问宣布：“只要我们仍固守目前的军事政策，不去争取签订意在减缓不稳定局势的更大范围的国际间协议，全面的核战争似乎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性还相当大。由错误、过失、计算问题等触发核战争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危险。”还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危险不但存在于技术的失误，也同样存在于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决策性判断失误。如果人们还记得1914年至1939年间许多政治和军事领袖人物在指导战争中铸成的大错，就不难看到在如今的武器装备条件下，同样类型的领导人会将世界炸得面目全非，不论他们的出发点有多么正确。
1702376252
1702376253
[19]对于现代社会的详尽分析，参见本人的《健全的社会》（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55）。
1702376254
1702376255
[20]斯坦福研究院学报，1959年第3卷，第140页。
1702376256
1702376257
[21]缘于同样的理由，对废止战争的前景而言，的确存在一种真正的前所未有的机会。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人们都处于物资匮乏的生存环境，不但需要征用大量人力（奴隶），亦需要占领额外的土地来从事畜牧业或农业，或获取新的原材料资源。目前和未来的各种技术足以保证通过提高工业生产力和间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便能使物资财富不断增长，而不必奴役或掠夺其他人。在当今时代和在将来，战争的“合理性”只能解释人类对权力和征服的非理性欲望。
1702376258
1702376259
[22]政治领袖人物是否心智正常不是一个历史偶然事件。一旦政府将目标定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却硬要达到平等公正——就会产生狂热和非理性的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就是这样的例子，斯大林亦同。或者如纳粹政府之所为，试图将一个落后的社会阶层（中低阶层）和经济进步的阶层（工人和商人）双方的利益调和在一起，这也导致其领袖的狂热和非理性。当今的苏联则走上了解决其经济问题的成功之路，所以将他们的领导人定位为有常识的现实主义者不足为怪。
1702376260
1702376261
[23]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向强权说出真理：教友会探索制衡的另一种选择》（1955），第52页和65页。
1702376262
1702376263
[24]彼得·B.扬（Peter B.Young），《放弃主义者》（The Renunciationists），载《空中力量》（Airpower），空军历史基金会，卷VII，第1期，第33页。
1702376264
[
上一页 ]
[ :1.70237621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