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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士研究生求学期间，我和卡尔一起设计出了一种方法，将困惑、疏忽和失误考虑在内。用术语来说就是，我们利用概率性策略替代了传统的确定性策略，从而使得博弈的结果更加模糊和随机。我们决定对存在噪声的合作进化进行研究，并在阿克塞尔罗德开创性成就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场计算机概率性竞赛。我们的想法，是对因突变和自然选择而随机出现的各种策略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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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策略都可能受到偶然性的影响。这些策略会在对方采取合作之后，以某一概率进行合作；而在对方背叛之后，也会以某一概率进行合作。可以这样认为：我们将不同程度的“宽恕”加入到了策略组合的研究之中。有的策略是会在两次背叛行为中宽恕一次；有的策略是会在5次背叛行为中宽恕一次，以此类推；而有些策略则是毫不通融的——这些“旧约全书”式的策略会采取永不宽恕的态度，就像“冷漠策略”一样，在对方背叛一次之后永远不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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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合作的演进，我们将各种各样的策略与自然选择的过程调配在一起，如此一来，获胜的策略就能成倍增加，而失败的竞争对手则会被淘汰。得分最高的策略将获得子孙后代作为奖励——出现更多和它们一样的策略版本，而这些版本也要参加接下来的博弈。同样，那些表现欠佳的策略就会被消灭。为了进一步体现真实性，我们进行了编排，让繁殖的过程带有一些不完美的因素。有时，突变也可能产生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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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和我坐下来，观察着我们创造出的这些策略在一代又一代的繁衍过程中不断兴衰、变化。我们热切盼望能看到一个策略最终成为胜利者。虽然没有一条进化轨迹会出现重复，但我们却观察到了总体上的规律性和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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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总是从一种“原始的混沌状态”开始的。也就是说，初始之时仅有随机策略的存在。在这种混乱状态下，“永远背叛”策略总是会在早期占据领先位置：就像许多好莱坞电影中的情节一样，坏蛋一开始总是一幅自鸣得意的样子。到了100代左右的时候，“永远背叛”策略在我们的竞赛中占据了支配地位。生命的剧情似乎有着令人沮丧的序幕，而大自然则冷眼旁观，不予合作。但这一切之中，却存在着一线希望。面对这个冷酷的敌人，一小群被围困的“以牙还牙”策略玩家死死坚守在灭绝的边缘。还是像好莱坞式的英雄一样，属于他们的胜利终将会到来——当盘剥者将所有人盘剥一空之后，当全部的弱者都被清扫干净之时，博弈的进展方向突然出现了转折。卡尔和我满心欢喜地看着“永远背叛”策略的玩家逐渐被削弱并最终消失，为合作的成功兴起扫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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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遭遇死硬派背叛者的抵抗之时，孤立的“以牙还牙”策略玩家的表现会比永远背叛的无赖要差一些，因为“以牙还牙”总是要在输掉第一轮之后才能尝到血的教训，转换到复仇状态。但当与其他“以牙还牙”策略玩家对战时，则会比“永远背叛”策略玩家和其他强硬派的表现好出很多。在由“永远背叛”和“以牙还牙”策略玩家组成的混合群体中，虽然后者占少数，但“友善”的态度会开始繁殖，并很快在博弈中居于支配地位。通常情况下，背叛者的表现十分糟糕，并最终销声匿迹，留下一群全部秉承“以牙还牙”策略的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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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卡尔和我却满心期待着惊喜的出现。在我们的计算机竞赛中，“以牙还牙”策略玩家最终并没有获得胜利，而是输给了它们更加友善的表兄弟。这位表兄弟利用了“以牙还牙”的致命缺陷——对偶尔出现的失误不够宽容。在几代之后，进化过程就会垂青另一个策略，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宽宏以牙还牙”。此时，自然选择过程转向了最优的宽容程度：永远以合作的态度来回报对方的合作，而当遇到背叛时，在每三次背叛中采取一次合作（具体细节取决于所运用的回报价值）。你不能让对方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表现出友善的态度，如果让对方知道了，就是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约翰·史密斯的“一牙还二牙”策略就会轻而易举地被交替性合作与背叛者所利用）。因此，为了不让对方知道，宽容与坚守行为是呈概率性的。这样一来，在对方作出背叛举动之后，我方是否采用既往不咎的态度，就要看运气，而并非必然。可以这样理解“宽宏以牙还牙”：永远不会忘记对方的好意，但会偶尔谅解对方的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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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宏以牙还牙”可以很轻松地取代“以牙还牙”，保护自身不受背叛者的盘剥，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支配地位。但由于竞赛的随机性，这一策略无法永远处于不可动摇的位置。我们观察到，一批“宽宏以牙还牙”策略玩家开始以几乎无法觉察的缓慢速度出现变化，并朝向更加仁慈的策略转移。最终，全体玩家表现出了一致的友善：全部采取合作态度。原因就在于，当每一个人都试图表现出友善的时候，宽容与谅解就会得到优厚的回报。玩家之间永远存在更快采取宽容态度的动机，因为最高的奖励来自于许多富有成效的（也就是合作性的）互动。现在，在适当的突变帮助下，背叛者们仍有再次崛起的可能。由永远合作的友善玩家组成的统一群体，在任何残留或新近出现的背叛者燃起的入侵火焰面前，就像枯草一般不堪一击。新的轮回便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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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概率性博弈虽然在细节上多少有些差异，但总体上却遵循着同样的规律。卡尔和我发现，一些策略会逐渐壮大声势，而另一些则慢慢销声匿迹。总体来讲，这些周期与轮回的进化过程是可以预测的：从一成不变的“永远背叛”到“以牙还牙”，再到“宽宏以牙还牙”，之后会演变成为全部合作。最终，在一次毁灭性事件的作用之下，群体成员又再一次回到受卑鄙背叛者所支配的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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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庆幸的是，在整场竞赛中，相对较为友善的策略占据主导的情况更多一些。当我们观察整场游戏的进展，并计算所有策略的平均出现时长时发现，最为常见的一种策略就是“宽宏以牙还牙”。而令人惋惜的是，在现实世界中，这种轮回可能会长达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无数事实告诉我们，人类历史也不乏这样的轮回：朝代不断更替；帝国兴衰更迭；公司崛起、占领市场之后，又在强大而富有创新精神的竞争对手面前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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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些策略中任何一个都不会在竞赛中取得完胜一样，人类社会也将永远是合作者（守法公民）和背叛者（犯罪分子）的混合体。信仰也是同样的道理，某一种信仰的崛起必然伴随着另一种信仰的衰退。而正是这样的现实，激发了奥古斯汀（Augustine）的灵感，在罗马于公元410年被西哥特人洗劫之后，创作出了《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这部神学巨著。奥古斯汀希望能推翻罗马是因为接纳基督教而被削弱的说法，正如我们的计算机竞赛所证实的一样，伟大的帝国终将衰落。这就是那句名言“我虽跌倒，仍要再起”所要告诉我们的，“盛极而衰”也是同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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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生活中同样存在着周期循环。虽然政府加强了监管，但人们还是能够随着时间的发展，想出妙计来加以规避。一段充满艰苦和辛劳的岁月过后，总会迎来舒适懒散的生活，人们便会在这时开始懈怠、偷懒，占尽体制的便宜。合作与背叛的轮回，是人生的主旋律。而我们的计算机模拟，是否能在无意之间发现对这一切的数学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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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奔牛津大学的鲍勃·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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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多的协作并发表了4篇论文之后，卡尔告诉我，我已经完成了所需要的研究，可以开始着手整理关于合作进化的博士论文了。于是，我立即开始整理工作成果。几天之后，我将论文递到他手里。他举起论文，从侧面仔细端详着这摞文件，摇摇头说：“博士论文必须要再厚一些。”第二天，我将同样一份论文交给了他，只不过将字号调大了一些，改成了双倍行间距。卡尔一眼便看穿了我的伎俩，但他毕竟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他看了看我的论文，说道：“就这么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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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卡尔建议我向领域内的领军人物——牛津大学的鲍勃·梅[3]申请一个职位。当时，鲍勃十分出名，因为他将数学的严谨注入到了生物学研究领域，以此来揭示生物世界中的深层秩序。针对稳定性是否是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原因，以及反过来的多样性是否是稳定性的原因这两个课题，鲍勃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在生态系统中注入各种不同类型的生命体，并不能自动带来稳定性）。他还对昆虫及其寄生虫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制图分析。利用数学模型，他揭示出了物种之间的联系如何引发个体数量的波动。通过这种方式，鲍勃将混沌概念引入生物学，并揭示出，看似随机而复杂的行为，其背后的规则其实很简单。我在家里写作这一段内容的时候，正坐在鲍勃提出这一发现时所用过的办公桌旁。这是他在帮我置办第一处房子家具时送来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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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认为，我得到牛津大学工作机会的胜算并不大，因此我又申请了伯克利和哥廷根。我未来的人生、事业和一切，似乎都仰仗于这几封不太可靠的航空邮件。就在这些邮件飞向世界各地之时，我自身也陷入了浪漫而伤感的境地。当时，我即将与厄休拉完婚，我们在维也纳的时光就要告一段落。即将离家的忧愁与就要展开新旅程的兴奋混杂在一起，百感交集。我们两个人谁也不知道，哪里会是我们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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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最初的判断显然是英明的。鲍勃拒绝了我，说他并没有打算建立一个团队，而且也很少与博士后学生合作。我再次给他写信，告诉他我可以自己带资金过来，是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研究基金。那时，卡尔也在跟鲍勃为我争取机会。最终，我万分欣喜地接到了他的允诺。从某种程度上讲，我职业生涯的下一步规划终于明朗了，但我却完全不知道将会在牛津大学遇到些什么人、经历些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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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休拉和我在动身前往牛津之前的一个月于维也纳完婚。我们在婚礼结束后向众亲友道了别，之后便回到各自父母家中，直到我们踏上火车，离开家乡。没有想到，我们1989年这一走，便是长达9年的时光。离家时，我们俩拖着7个行李箱和两辆自行车。那一天刮着凛冽的冷风，天空是阴郁的灰色，一场汹涌的暴风雨即将来临。当晚，家人一直送我们到维也纳西站，依依不舍地道别。一位朋友还特意郑重地站在我面前，握着我的手。“别给我们丢脸。”他挤出一个笑容。火车徐徐开动，淹没在夜色之中，我的新娘也流下了忍耐已久的伤感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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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渡轮将我们载到了海峡的另一端，那是我第一次将英国的景象收入眼底。这里并不像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笔下描写的绿色田园一样景色宜人，而是泥土龟裂，干燥荒凉。地上的草和树上的叶子都已枯黄，整个英国当时正处于严重的旱灾之中。水库已经干涸，政府颁布了浇水管禁令，如果发现有人洗车，还会处以罚款。在普利茅斯，人们甚至在用处理过的污水浇灌花坛。在一处动物园中，人们用企鹅池中的脏水喷洒高尔夫球场焦干的草地。在我们的火车停车等候时，正有一群消防队员在前方的铁轨上扑救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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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最终走进新的办公地址——位于南公园路的牛津大学动物学系，看着这座毫无可爱之处的水泥建筑时，发觉现实再一次给我心中的期望以严重的打击。走廊上贴有鸟类和其他动物的海报，却四处也看不见等式或图表。不会找错地方了吧？我心中暗自疑虑。没有错，而且后来我还发现，自己能够来到这里是十分幸运的。在这里做学问，既不需要严格的礼节，也不用十分拘谨。这里和等级分明的奥地利学术体系完全不同。在奥地利，年轻的学子根本无法接近工作繁忙的教授先生们；而在这里，我可以边喝咖啡或下午茶，边与许多富有影响力的学术权威谈天说地，从开创了合作理论研究的伟大的比尔·汉密尔顿（Bill Hamilton），到理查德·索思伍德爵士（Sir Richard Southwood）、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保罗·哈维（Paul Harvey），还有约翰·克雷布斯（John Krebs）。这里有着美妙而浓厚的学术气氛。我逐渐对这里产生了深深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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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梅有时会跟大家一起踢足球——所有的学生和教授都像我一样对“游戏”十分痴迷。但这一点也有些令人担忧，因为他十分争强好胜。在英国的传统理念中，游戏的输赢并不重要，若是把足球的输赢看得太重，就会遭到人们的指摘。但这位肌肉紧实、动作灵敏的澳大利亚人可不管这一套。而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幸运的是，他的球技十分一般。只有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幸运女神才会偶尔对他笑一笑。记得我们初识没多久的时候，有一次踢球，比分7比7平，我是鲍勃对手一方的守门员。鲍勃在比赛最后一分钟凌空一脚，将球抽射入我的大门。他兴高采烈地喊道：“马丁，这对你的事业发展很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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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和我性格迥异，我们是一对颇为古怪的组合。他身材健壮，头发卷曲，俏皮话连篇，对宗教不屑一顾。我比他高出很多，是个秃头的天主教徒，有着施瓦辛格般的英国口音，而这样的天赋在录制电话留言时颇为有用——“我现在不在，但我会回来的！”。鲍勃个性鲜明，他对精确性情有独钟，总是满口脏话，揶揄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同行——“生物学家，就是想做科学家，又做不了物理学家的一群人”。从数学游戏到体育竞技，我们俩人都非常热爱博弈，也都非常好胜。记得有一次我对他说，我脑子里的德语词汇中，压根儿就没有“不可战胜”这个词，他听后着实困惑了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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