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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烤炉里一只肥美的鸭子又在嗞嗞作响。大卫无意间道出了一个想法，一种探寻语言起源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巧妙地捕捉到其中之精华，这样，就可以通过数学的“显微镜”来对语言进行详细研究。简而言之，就是用矩阵来代表沟通。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不同数据之间的关系。回忆一下列出车票价格和目的地的表格，显示出火车到达不同地点时间的列车时刻表，表现投资期限与利率的表格，以及不同重量的鸭子所需要的烘焙时间等。在大卫设计的矩阵中，一边列出了“信号”，另一边则列出了“目标”。这个简单的想法仿佛在我们心中种下了一颗求知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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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此痴迷不已，希望能围绕这一思想规划出一场语言游戏，并通过游戏为语言起源的研究工作提供更多的线索。此时我的直觉，与当年在维也纳森林漫步中卡尔提到间接互惠时的感觉一样强烈。我感觉，从这一思想起步，一定能成就一些伟大的新事物。我感觉，这一切都是不可逆转、无可避免的必然。但就在我奋而起步之前，我的学术生涯却遇到了一次不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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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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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想过要离开牛津。我深爱着这座拥有梦幻之塔的城市，查威尔河上的八人单桨比赛、长礼服等秉承至今的传统、优雅闲适的郊外，还有愉快诙谐的学术气氛……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很喜欢和遗传学家理查德·默克森（Richard Moxon）、因发现双螺旋而知名的吉姆·沃森（Jim Watson）、牛津主教理查德·哈里斯（Richard Harries）等人在大学公园的草地球场打网球。我的球友名单中，当然还包括鲍勃·梅，他在我们当初第一次交手时就想尽办法赢得了比赛。此时，鲍勃已是英国首相的首席科学顾问，坐上了英国科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一把交椅。虽然他公务繁忙，但却依然保持着难以抑制的好奇心。每天，只要他从白厅[1]下班回来，都会跑到我的办公室问上一句：“怎么样？有什么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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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天，卡尔打来电话告诉我，我的研究成果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掀起了一点小波澜。我觉得挺有意思，但并没有深究其中的细节。多年以前，我曾读过《谁得到了爱因斯坦的办公室》（Who Got Einstein’s Office）这本书。在书中，埃德·里吉斯（Ed Regis）做了绘声绘色、生机盎然的讲述，其内容完全超越了普通人的理解范围。高等研究院是一处非凡的所在，拥有“飘在天空中的骄傲”氛围，多年以来，网罗了科学界和数学界最具地位的“神职”人员，包括爱因斯坦、科特·戈贝尔（Kurt Göbel）和约翰·冯·诺依曼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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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之后，我收到了来自研究院的邀请。当时的主任菲利普·格里菲思（Phillip Griffiths）邀请我担任研究院首个理论生物学项目的领导。这一计划将会得到纽约慈善家利昂·利维（Leon Levy）的支持。不可否认，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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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事们对此给出了不同的评价。鲍勃仔细研究了这份邀请的内容，认为这是再慷慨不过的工作机会。他很为我高兴，说我应该离开，说如果换成他，也会这样做。约翰·梅纳德·史密斯则让我不要走。他曾经造访过这处“思想的修道院”，觉得在知识上无法与那里的学究们产生共鸣。“在那里，没人能跟你聊天。”约翰说。理查德·索斯伍德爵士在我刚到牛津时曾任动物学院的院长，后来升任牛津大学的副校长，他也建议我不要离开。此时我在牛津的事业发展顺风顺水，他说，天知道我去了普林斯顿之后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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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然骑在墙头上，而两条腿已经悬在了普林斯顿一边。还有最后一道障碍需要跨越。我要与牛津的新院长罗伊·安德森（Roy Anderson）见面商谈此事。罗伊这个人浑身都散发着魅力，有很强的说服力。我担心罗伊会劝说我留下来。但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却握了握我的手，祝福我一些顺利。就这么简单。那一刻，既令人欣喜，又带有些许的伤感。罗伊一直以来都给了我许多支持。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鲍勃恳求他，让他不要劝我放弃普林斯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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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挥别牛津之前，最后一次见到鲍勃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对往事的美好记忆。他递给我一本应用数学著作《现代分析教程》（A Course of Modern Analysis，1902），作者是埃德蒙·惠特克（Edmund Whittaker）和乔治·内维尔·沃森（George Neville Watson）。他从他的顾问、在飞机事故中遇难的罗伯特·沙弗罗斯（Robert Schafroth）那里得到了这本经典的大部头。他对我说，“这本书里面包含了许多我工作时使用的工具。”鲍勃以前在扉页上题过词：“罗伯特·沙弗罗斯致罗伯特·梅”。在“沙弗罗斯”旁边，鲍勃写下了“观察到带电玻色子超导性的第一人”。然后，在这句话的下面，他写道，“罗伯特·梅致马丁·诺瓦克”。看到这句话的一瞬，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而鲍勃也流下了不舍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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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由进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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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牛津来到普林斯顿之后，一场令人激动而兴奋的探险之旅便开始了。我对生物学第二场大爆炸的研究工作现在可以正式启动了。曾有学者认为，语言的出现是体积更大的大脑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我对此不敢苟同。语言是某种极为特殊而明确的事物。大脑的体积更大一些，并不能给人以发明语言的能力。实际上，我认为，大脑和语言的关系恰恰是反转过来的：进化在选择了那些能用优化的语言进行交流的个体的同时，也选择了更大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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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研究院附近森林边缘的一处粉刷一新的小房子里工作。和我共事的有拉米·阿诺特（Ramy Arnaout）、大卫·克拉考、阿伦·劳埃德（Alun Lloyd）、凯伦·佩吉（Karen Page）、约书亚·普洛特金（Joshua Plotkin）、林迪·沃尔（Lindi Wahl）以及多米尼克·沃达兹（Dominik Wodarz），所有这些人都是我牛津时代的朋友。但这里的生活还是与牛津迥然不同。在牛津，自行车是我们往返于各处的理想交通工具。阿伦一直拒绝接受汽车的便利，坚持步行，无论是去往8公里开外的超市，还是回家。这样的行为让当地人吃惊不已。每当警察当街拦住他，质疑他“心怀不轨地四处游荡”时，他都觉得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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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家在研究院中被视为局外人，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就是我们的小木屋设在了校园的边缘地带。我们的办公室对面是一处托儿所。这是一座单层砖结构建筑，约翰·冯·诺依曼的电子计算机项目曾在这里开展。冯·诺依曼去世之后，研究院（对任何稍有实用价值的事物都持怀疑态度）将计算机捐给了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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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儿子们被送进了这个托儿所，和许多美国孩子以及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跟着老师学习语言。就在他们进行着阅读与写作的实验时，我就坐在几米开外的另一处房子里，沉浸于语言获得理论的汪洋大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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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每一面墙壁，都见证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我的办公室曾经为朱利安·毕格罗（Julian Bigelow）所有，他就是打造出冯·诺依曼的机器的电子工程师。库尔特·哥德尔就住在附近的一处小房子里。在我工作的过程中，以及跟他在路上偶遇之人所道出的种种奇闻轶事中，处处都能感受到他非凡而偏执的存在。英国理论物理学家兼梦想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告诉我，有一次，神经质的哥德尔给他办公室打电话，说收到了一份又大又轻的包裹。哥德尔害怕包裹里面装有毒气，于是恳求戴森，“你能发发好心，帮我把它打开吗？”戴森面对这个如此不合逻辑的要求，却爽快地答应了。哥德尔满心感激，但执意要求戴森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单独打开包裹。包裹里面，装着一个漂亮的纸质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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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中的许多工作都是抽象而理想化的，关注臻于完美而永恒不朽的柏拉图式数学。我也是一位柏拉图主义者。但从我周围的“僧侣”同伴的角度来看，我的研究工作多少带有一些“异教”色彩。我利用数学作为一把解剖刀，用来解析某些被认为处于不断变化的不稳定状态之中、却又非常切实有形的东西。我想要探索语言及其进化过程中的柏拉图式真理与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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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进化的证据不胜枚举。然而，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从不断进化的基因扩展到不断进化的语言，研究学者多少会感觉有些不适应。就在达尔文的思想发表后不久，巴黎语言学公会（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于1866年公开禁止了所有关于语言进化的研究工作。数学家都向往挑战，而对于我来说，如此有趣的典故，更为语言进化的研究工作注入了令人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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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许多语言学家、生物学家和哲学家依然很难想象，语言是在进化力量的带动下出现的。没错，语言能够出现，是因为它帮助我们的祖先分享了一些事关生存的重要信息。但正如哈佛大学的史蒂芬·平克所指出的，这样的解释多少有些油腔滑调之嫌。“拙劣的解释方法总是试图通过诉诸另一些同样神秘的事物（譬如欢笑让你感觉更好），来解释我们心理活动中的某些事物（譬如幽默）。”毫无疑问，语言的确在人类的生存过程中起到了帮助作用——“小心那根长矛！”但如果真的如此简单，那么大猩猩现在也会就语言的起源展开面红耳赤的争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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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自己在合作领域的研究成果为理解语言的进化提供了一些实用工具。可没想到，就连伟大的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都表现出怀疑态度，不认为自然选择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语言的起源。学界普遍认为，乔姆斯基是语言学领域的爱因斯坦。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就以外科手术般的精准度，带头引领了对语言复杂性的研究工作。半个世纪以前，他就建立起一套研究议程，将未来几十年的语言学、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进程囊括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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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中最扣人心弦的组成部分，就是语法。而乔姆斯基则提出了理解语法的关键。我们可以将语法视为一种方法，用于组织语言形式和词汇，使其具有某种特定意义。可以说，语法的存在，使得词汇之间能达成合作关系，形成新的意义。有了语法，就有了语言永无止境的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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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本身是任意符号的编码和解码链条。通过以这种基础方法进行语言规划，他可以对一个核心问题作出解答：能力有限的人类思想，如何能不受限制地对符号加以利用，并以如此具体而有序的方法进行沟通？他发现，某种简洁的数学基础结构能够产生代码，用以对无限的意义进行表达和理解。所有的语言都拥有共同的结构基础，也就是一套被他称为“通用文法”的规则。这种规则适用于我们所知的每一种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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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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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精确地获知，第一种语言究竟是何时出现的。其出现时间，应该是在700万年之前我们从黑猩猩变为人类，到15万年前解剖学意义的现代人类真正出现之间的任何时段。但是，语言是在何种环境下产生的？我们的祖先在采集狩猎的过程中，用到了什么形式的沟通方式？大卫·克拉考尔和我的第一个研究对象，就是遍布于动物王国中的语言“原生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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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在身边找到各种元素：细胞之间忽闪忽现的化学信号，蜜蜂的摇摆舞，各种动物标识领地时所发出的咆哮，还有鸟类那丰富多彩的鸣唱。鲸鱼的歌声中充满各种复杂的模式，将呻吟、呼叫、啁啾组合在一起。环尾狐猴通过摆动尾巴的方式来传递多种气味，由此表达一种复杂的“语言”，来沟通“侵略”、“接受交配”等意义。我们也不要忘了水下世界中丰富多彩的智能生物。“喷气式”头足类动物不断变化的肤色和图案，是求爱仪式的基本要领。当然，还有我们的近亲——黑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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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动物王国中其他成员所使用的语言，都无法与我们人类的语言能力相媲美。绝大多数动物使用非句法的沟通方式，简单的“哼”一声、一个词汇，就可以表达一个场景，譬如“小心——附近潜伏着一只狮子”。西非的白鼻长尾猴利用两种主要的声音“嘌”和“哈”，来互相提醒捕食者的到来。当然，语言甚至根本不需要建立在声音的基础之上。蜂巢中的“侦察兵”在巢穴之中用舞蹈的方式告诉同伴，在哪里能找到甜美的花蜜。在这段嗡嗡作响的阶段性芭蕾舞中，蕴藏着远处花蜜的位置信息。通过舞蹈的方向和时长，就能显示出食物来源的指向与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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