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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要承认，语言进化的巨大谜题绝不是什么易于解决的小事。这一学科的内涵非常丰富而深刻，我们每解决一个问题，就会同时冒出几十个新问题。新的探寻线索会扎根发芽，继而茁壮成长。这一全新挑战出现的时刻，也恰逢我人生中的剧变阶段。尽管如此，这依然是最令我感叹而难忘的一段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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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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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时，我还是牛津大学动物学院的一名数学生物学教授，也是牛津大学克伯学院（Keble College）的高级研究员。虽然有些人觉得克伯色彩丰富的砖砌建筑物是一种需要努力理解才能体会的品味，但我非常喜爱威廉·巴特菲尔德（William Butterfield）的哥特风格。巴特菲尔德曾说过， 他“为砖头赋予尊严，这是一种使命”。一次，一位十分有趣的人物前来与我共进晚餐，从此，我在合作进化领域的研究便掉转矛头，朝向全新的方向发展。他就是大卫·克拉考尔（David Krakauer），出生于夏威夷，成长于葡萄牙，现在来到英国，在动物学院工作。他热情四射，精力充沛，满怀永不知足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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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前来拜访。而且，几乎每隔一个晚上，我就盼望着他能烤一只鸭子（这是关于直接互惠的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案例）。大卫的烤鸭烹饪技法堪称完美，几乎无人能及。而我，则希望能通过心怀感恩和谢意地享用这顿美餐，来回报他辛苦的烹饪。他总是坚持购买最优质的原料。牛津的室内市场是个采购的好地方，能找到各种各样的选择——法国巴巴利鸭、艾斯博雷鸭、格莱辛汉姆鸭等。而且，只有找到质量最好的樱桃，作出味道酸甜适度的糖渍水果，才能配得上烤鸭那焦脆的鸭皮和肥软的肉质。我们乖乖地遵从着他的指导：“想做鸭子，就不能怕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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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烤炉里一只肥美的鸭子又在嗞嗞作响。大卫无意间道出了一个想法，一种探寻语言起源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巧妙地捕捉到其中之精华，这样，就可以通过数学的“显微镜”来对语言进行详细研究。简而言之，就是用矩阵来代表沟通。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不同数据之间的关系。回忆一下列出车票价格和目的地的表格，显示出火车到达不同地点时间的列车时刻表，表现投资期限与利率的表格，以及不同重量的鸭子所需要的烘焙时间等。在大卫设计的矩阵中，一边列出了“信号”，另一边则列出了“目标”。这个简单的想法仿佛在我们心中种下了一颗求知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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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此痴迷不已，希望能围绕这一思想规划出一场语言游戏，并通过游戏为语言起源的研究工作提供更多的线索。此时我的直觉，与当年在维也纳森林漫步中卡尔提到间接互惠时的感觉一样强烈。我感觉，从这一思想起步，一定能成就一些伟大的新事物。我感觉，这一切都是不可逆转、无可避免的必然。但就在我奋而起步之前，我的学术生涯却遇到了一次不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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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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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想过要离开牛津。我深爱着这座拥有梦幻之塔的城市，查威尔河上的八人单桨比赛、长礼服等秉承至今的传统、优雅闲适的郊外，还有愉快诙谐的学术气氛……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很喜欢和遗传学家理查德·默克森（Richard Moxon）、因发现双螺旋而知名的吉姆·沃森（Jim Watson）、牛津主教理查德·哈里斯（Richard Harries）等人在大学公园的草地球场打网球。我的球友名单中，当然还包括鲍勃·梅，他在我们当初第一次交手时就想尽办法赢得了比赛。此时，鲍勃已是英国首相的首席科学顾问，坐上了英国科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一把交椅。虽然他公务繁忙，但却依然保持着难以抑制的好奇心。每天，只要他从白厅[1]下班回来，都会跑到我的办公室问上一句：“怎么样？有什么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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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天，卡尔打来电话告诉我，我的研究成果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掀起了一点小波澜。我觉得挺有意思，但并没有深究其中的细节。多年以前，我曾读过《谁得到了爱因斯坦的办公室》（Who Got Einstein’s Office）这本书。在书中，埃德·里吉斯（Ed Regis）做了绘声绘色、生机盎然的讲述，其内容完全超越了普通人的理解范围。高等研究院是一处非凡的所在，拥有“飘在天空中的骄傲”氛围，多年以来，网罗了科学界和数学界最具地位的“神职”人员，包括爱因斯坦、科特·戈贝尔（Kurt Göbel）和约翰·冯·诺依曼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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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之后，我收到了来自研究院的邀请。当时的主任菲利普·格里菲思（Phillip Griffiths）邀请我担任研究院首个理论生物学项目的领导。这一计划将会得到纽约慈善家利昂·利维（Leon Levy）的支持。不可否认，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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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事们对此给出了不同的评价。鲍勃仔细研究了这份邀请的内容，认为这是再慷慨不过的工作机会。他很为我高兴，说我应该离开，说如果换成他，也会这样做。约翰·梅纳德·史密斯则让我不要走。他曾经造访过这处“思想的修道院”，觉得在知识上无法与那里的学究们产生共鸣。“在那里，没人能跟你聊天。”约翰说。理查德·索斯伍德爵士在我刚到牛津时曾任动物学院的院长，后来升任牛津大学的副校长，他也建议我不要离开。此时我在牛津的事业发展顺风顺水，他说，天知道我去了普林斯顿之后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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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然骑在墙头上，而两条腿已经悬在了普林斯顿一边。还有最后一道障碍需要跨越。我要与牛津的新院长罗伊·安德森（Roy Anderson）见面商谈此事。罗伊这个人浑身都散发着魅力，有很强的说服力。我担心罗伊会劝说我留下来。但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却握了握我的手，祝福我一些顺利。就这么简单。那一刻，既令人欣喜，又带有些许的伤感。罗伊一直以来都给了我许多支持。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鲍勃恳求他，让他不要劝我放弃普林斯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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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挥别牛津之前，最后一次见到鲍勃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对往事的美好记忆。他递给我一本应用数学著作《现代分析教程》（A Course of Modern Analysis，1902），作者是埃德蒙·惠特克（Edmund Whittaker）和乔治·内维尔·沃森（George Neville Watson）。他从他的顾问、在飞机事故中遇难的罗伯特·沙弗罗斯（Robert Schafroth）那里得到了这本经典的大部头。他对我说，“这本书里面包含了许多我工作时使用的工具。”鲍勃以前在扉页上题过词：“罗伯特·沙弗罗斯致罗伯特·梅”。在“沙弗罗斯”旁边，鲍勃写下了“观察到带电玻色子超导性的第一人”。然后，在这句话的下面，他写道，“罗伯特·梅致马丁·诺瓦克”。看到这句话的一瞬，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而鲍勃也流下了不舍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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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由进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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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牛津来到普林斯顿之后，一场令人激动而兴奋的探险之旅便开始了。我对生物学第二场大爆炸的研究工作现在可以正式启动了。曾有学者认为，语言的出现是体积更大的大脑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我对此不敢苟同。语言是某种极为特殊而明确的事物。大脑的体积更大一些，并不能给人以发明语言的能力。实际上，我认为，大脑和语言的关系恰恰是反转过来的：进化在选择了那些能用优化的语言进行交流的个体的同时，也选择了更大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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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研究院附近森林边缘的一处粉刷一新的小房子里工作。和我共事的有拉米·阿诺特（Ramy Arnaout）、大卫·克拉考、阿伦·劳埃德（Alun Lloyd）、凯伦·佩吉（Karen Page）、约书亚·普洛特金（Joshua Plotkin）、林迪·沃尔（Lindi Wahl）以及多米尼克·沃达兹（Dominik Wodarz），所有这些人都是我牛津时代的朋友。但这里的生活还是与牛津迥然不同。在牛津，自行车是我们往返于各处的理想交通工具。阿伦一直拒绝接受汽车的便利，坚持步行，无论是去往8公里开外的超市，还是回家。这样的行为让当地人吃惊不已。每当警察当街拦住他，质疑他“心怀不轨地四处游荡”时，他都觉得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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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家在研究院中被视为局外人，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就是我们的小木屋设在了校园的边缘地带。我们的办公室对面是一处托儿所。这是一座单层砖结构建筑，约翰·冯·诺依曼的电子计算机项目曾在这里开展。冯·诺依曼去世之后，研究院（对任何稍有实用价值的事物都持怀疑态度）将计算机捐给了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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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儿子们被送进了这个托儿所，和许多美国孩子以及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跟着老师学习语言。就在他们进行着阅读与写作的实验时，我就坐在几米开外的另一处房子里，沉浸于语言获得理论的汪洋大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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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每一面墙壁，都见证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我的办公室曾经为朱利安·毕格罗（Julian Bigelow）所有，他就是打造出冯·诺依曼的机器的电子工程师。库尔特·哥德尔就住在附近的一处小房子里。在我工作的过程中，以及跟他在路上偶遇之人所道出的种种奇闻轶事中，处处都能感受到他非凡而偏执的存在。英国理论物理学家兼梦想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告诉我，有一次，神经质的哥德尔给他办公室打电话，说收到了一份又大又轻的包裹。哥德尔害怕包裹里面装有毒气，于是恳求戴森，“你能发发好心，帮我把它打开吗？”戴森面对这个如此不合逻辑的要求，却爽快地答应了。哥德尔满心感激，但执意要求戴森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单独打开包裹。包裹里面，装着一个漂亮的纸质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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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中的许多工作都是抽象而理想化的，关注臻于完美而永恒不朽的柏拉图式数学。我也是一位柏拉图主义者。但从我周围的“僧侣”同伴的角度来看，我的研究工作多少带有一些“异教”色彩。我利用数学作为一把解剖刀，用来解析某些被认为处于不断变化的不稳定状态之中、却又非常切实有形的东西。我想要探索语言及其进化过程中的柏拉图式真理与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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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进化的证据不胜枚举。然而，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从不断进化的基因扩展到不断进化的语言，研究学者多少会感觉有些不适应。就在达尔文的思想发表后不久，巴黎语言学公会（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于1866年公开禁止了所有关于语言进化的研究工作。数学家都向往挑战，而对于我来说，如此有趣的典故，更为语言进化的研究工作注入了令人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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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许多语言学家、生物学家和哲学家依然很难想象，语言是在进化力量的带动下出现的。没错，语言能够出现，是因为它帮助我们的祖先分享了一些事关生存的重要信息。但正如哈佛大学的史蒂芬·平克所指出的，这样的解释多少有些油腔滑调之嫌。“拙劣的解释方法总是试图通过诉诸另一些同样神秘的事物（譬如欢笑让你感觉更好），来解释我们心理活动中的某些事物（譬如幽默）。”毫无疑问，语言的确在人类的生存过程中起到了帮助作用——“小心那根长矛！”但如果真的如此简单，那么大猩猩现在也会就语言的起源展开面红耳赤的争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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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自己在合作领域的研究成果为理解语言的进化提供了一些实用工具。可没想到，就连伟大的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都表现出怀疑态度，不认为自然选择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语言的起源。学界普遍认为，乔姆斯基是语言学领域的爱因斯坦。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就以外科手术般的精准度，带头引领了对语言复杂性的研究工作。半个世纪以前，他就建立起一套研究议程，将未来几十年的语言学、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进程囊括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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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中最扣人心弦的组成部分，就是语法。而乔姆斯基则提出了理解语法的关键。我们可以将语法视为一种方法，用于组织语言形式和词汇，使其具有某种特定意义。可以说，语法的存在，使得词汇之间能达成合作关系，形成新的意义。有了语法，就有了语言永无止境的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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