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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地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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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著名的公共品博弈，称为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这一悲剧是由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在他1968年发表于《科学》杂志的文章中提出的。文章一出，哈丁便一举成名。这篇文章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而且今天拿出来看，似乎比当年更具实用意义，因此近期又被重印了许多次。哈丁在讲述“悲剧”的过程中，使用了“向所有人开放的牧场”这个例子。此后，众多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博弈理论家都埋头钻研这个例子，这也成了专家们最钟爱的比喻，用于描述一个积习难改的问题——所有人都能免费使用的资源，必定无法长久维持。免费使用，最后便成为免费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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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丁在文章中讲述道，家畜养殖户虽然知道在公有土地上过度放牧会对所有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其中也包括他们自己，但依然会放任这种行为。他们将牲畜驱赶到公有土地上放牧，心里在担心，如果自己采取节制措施，就会眼睁睁地看着其他人占尽免费资源的便宜，结果公共资源惨遭践踏，而自己却一无所得。当每一位养殖户都开始增加放牧于公有土地上的牲畜数量，不顾及过度放牧对整个牧区造成的成本时，“悲剧”就发生了。我们不难猜到养殖户一连串的思考和推理过程。“我是否应该在公有土地上多放一只牛？这样做能给我带来什么利益？这样做会给所有人带来什么损害？就算我在公有土地上多放几只牛，也不会造成什么改变。更何况，别人放在公有牧场上的牲畜数量比我可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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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每个人在此事上的思维过程都是一样的。养殖户找不到保持谨慎的动机。那些在公有土地上放牧更多牲畜的人，与秉承克制态度、为草场命运担忧的人相比，能获得更多的净利益。牲畜数量逐渐增长到一定程度，如果再继续增加，牲畜就会越来越瘦，因为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青草来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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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会以各种各样的姿态出现在我们身边。哈丁在文章中讲到，问题的根源在于过度利用。青草再次生长起来是需要时间的，如果太多的牲畜在土地上进行过度放牧，那么草场就会被毁。这一关于过度利用的思想同样适用于其他有限资源，从石油到动物毛皮，当然也包括鱼类。当年哈丁曾针对海洋问题给出警告，如今回想起来，犹感意味深长：“沿海国家依然对‘海洋自由’的口号念念不忘。他们声称，相信‘海洋的资源无穷无尽’，而一种接一种的海洋鱼类和鲸类却相继濒临灭绝。”请记住，他先知般的警示早在1968年就已发表。三十多年之后，调查显示，90%的大型鱼类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消失，而大金枪鱼、鲨鱼、箭鱼，甚至还有鳕鱼，都可能在不久的未来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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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丁对自己这篇重要的文章做了简明扼要的总结：“在拥挤的世界中，未经管理的公有财产不可能有效发挥作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定条件：如果世界并不拥挤，那么公有财产也许是最佳的分配方式。举例来说，他解释道，当人们刚刚来到美国大陆时，最有效率的办法就是对所有大型野生动物一视同仁——全部是未经管理的公共财产（“可以开枪射杀”）。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人类不可能在那里造成真正的破坏。“一位平原居民可以杀死一头北美野牛，只把舌头砍下来做晚餐，然后将余下的动物尸体弃置荒野。”哈丁认为，从“任何一个角度讲”，这都不算是在浪费。而美国大陆的拓荒者当年无论怎么随地乱扔垃圾，也不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如今，现存的美洲野牛只有几千头了。如果现在听说有人对野牛采取了上述野蛮行为，就会令人惊骇不已。美国的人口越来越密集，土地的化学与生物学自然循环过程负载了太多的东西。因此，无论是野牛、石油还是水，对这些资源进行严格的管理都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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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中的过度开采，还会引发另一种同样具有破坏力的行为：向环境中投放有害物质。这样，悲剧就披上了“污染”的外衣，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这里的问题不是索取公有财产，而是向公有财产中增加某些东西——污水、化学废料、放射性物质，将废弃的热水排入河流，将有毒的危险气体排入空中，在人们视线范围内投放令人分神而无法产生愉悦情绪的广告牌等。”哈丁讲道。同样的思路也可以解释对公有资源的投资不足，诸如为花园除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甚至在家中铺设公用地毯等小事。地毯的问题，既可以看作是满鞋泥巴的人对地毯的“过度使用”，也可以看作是对鞋底清洁或吸尘器的投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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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行业，我们也能找到数不胜数的实例。许多人通过购买基金来进行股票投资。在面对不同的基金时，有一些最基本的选择。主动型基金的基金经理会根据公司的业绩、成长潜力等因素来挑选股票。主动型基金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因此运作成本比另一种基金——被动型基金的成本更高。被动型基金对大型公司组合进行投资，跟踪股票市场的平均表现。因为被动型基金可以给出与市场平均值相差不大的业绩，所以半数的主动型基金业绩会逊色于被动型基金；而另一半主动型基金则会表现更好。但是，由于有数千款主动型基金产品供人选择，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最简单、最理性的方法，就是选择一支被动型基金。对于经验不足的投资者来说，被动型基金更加安全，也不用支付额外的人工成本。但如果每一个人都作出这样的选择，就不会再有多少人愿意去潜心研究各家公司的成长潜力。一个缺乏信息交流的市场，终将走向衰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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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构成的这片数字牧场中也能找到许多例子。从GNU等免费软件，再到eBay和Craigslist等，都属于公有资源。许多人都能从这些资源中获益，但同时，背叛者和欺骗者也伺机潜入，对资源进行盘剥。我们知道，Google的搜索排名、eBay买家和卖家的声誉，以及Amazon.com上的读者评价系统，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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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减少过剩物种的数量，是残忍，不是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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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丁指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随着地球人口越来越多，这些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紧迫。但他承认，自己的这些观点并不算什么新思想，只不过等待这颗“集体力量的铜板”坠落地面的时间太长，从而让哈丁有些恼怒。他指出，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可以控制人口”理论的反驳观点，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1833年，一位名叫威廉·福斯特·劳埃德（William Forster Lloyd）的数学爱好者曾在一份“不太为人所知的小册子”中提到了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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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丁担心，“只有明确地将亚当·斯密的精神彻底驱逐”，才有可能在解决人口问题的过程中取得进展。这里，哈丁指的是斯密的巨著《国富论》。这部影响力巨大的著作诞生于时值工业革命黎明时期的1776年。书中，这位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并对这样的思想进行了普及与通俗化处理：仅关注自身收益的个人，会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促进公共利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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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丁只看到了这一思想的破坏性力量。斯密称，以实现自我利益为目的行事的个人，会通过自身的行动增加公有财富。哈丁反而认为，自利会对集体财富造成破坏，并引述了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在1788年说过的话：“如果人们都是天使，那就不需要政府存在了。”哈丁解释道，如果所有人都是天使，那么斯密的观点就是正确的。我的研究工作一次又一次地显示，只要能找到天使的地方，附近一定潜伏着背叛的魔鬼。“在所有资源均为有限的世界中，只要公共环境中存在一位非天使，那么整个环境就会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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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丁于1915年生于得克萨斯州达拉斯。他早年的经历为日后极具影响力的观点埋下了种子，其中也包括被他称为“救生艇伦理学”的思想——“我们的世界是有限的，所以需要找到如何分配好东西的方法。”四岁那年，哈丁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从此有了瘫痪的毛病。在病床上躺了几周之后，他还是无法像正常孩子那样步行。就这样，他拖着病体上了一年级。孩子有的时候是很残忍的。在学校里，哈丁被他周围的小同学贴上了瘸子的标签。而这些嘲讽，也许正是将他推向学术成功的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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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小时候经常搬家。但密苏里州巴特勒之外几公里处的一个农场，却成了他儿时记忆中最为固定的家园。从10岁一直到自由逍遥的青春时期，每年夏天他都在农场度过。在11岁的时候，他就要负责喂数百只鸡，还要每天杀一只鸡做午餐。他后来曾说过，屠宰动物是每个人受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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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的嘲讽，令他更愿意在农场中度日。而这样的田园生活不仅与他后来的生存思想密切相关，而且也对他在环境方面的见解有一定影响。因为城里人不断将遗弃的家猫送到乡下，当地的野猫数量越来越多。城里人以为，将猫咪放生总比杀了它们要强。可以想见，农场的狗绝不会轻易放过这些可怜的猫。要么，这些猫咪就在狗的围追堵截之下惨死；要么，就会在猫群数量达到足够大的规模时，猫瘟横行，伤亡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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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场中，哈丁亲身感受到，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伴随着自身的成长，他培养出了对群体数量问题的直觉式观点。在接下来的人生中，他一直坚定地认为，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我认识到，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留给所有能够繁衍出来的生命体，而拒绝削减任何生命的过剩群体数量，并不是一心向善的表现，而是残忍的行为。这样做就是在增加这个世界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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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哈丁来说，这并不是仅限于象牙塔之中学术论战的话题。他用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他与妻子简都是支持安乐死的“长青社”（Hemlock Society）成员。2003年9月14日，哈丁与妻子长眠于加州圣塔芭芭拉的家中。哈丁享年88岁，妻子81岁。两人的健康状况都不好。他们在结婚62周年的庆祝仪式结束后没过多久，便选择双双自杀，实践了“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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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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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哈丁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有一个人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人就是W.C.阿利（W. C.Allee），最早的一批生态学家之一。虽然那个年代的人口出生率还很低，但他已经开始发出人口过剩的危险警告。据哈丁说，他的教授总会自言自语地咕哝，“注定会发生的，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只要生活条件有所提高，人口出生率便会迅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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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这个世界的承载能力仅是如今人口的一半（而在这一说法中假设了普通节俭的生活方式，因此在世界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上，已经作出了较为慷慨的估算）。而哈丁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则带有先知般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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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为，每个人生来就拥有对公有物品的平等权利，这种思想跟自由生育观念相结合，必然将世界推向悲剧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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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自由，只能给所有人带来伤害。当下，由于作出限制生育决策的难度太大，我们往往倾向于大力宣扬道德，鼓励人们进行负责任的生育活动。我们必须要从这样的倾向中走出来，不再逃避问题的本质。因为从长远来看，呼吁人们独立地遵从道德，早晚会导致所有人道德的消失，而且在短期内还会增加人们的焦虑。只有尽快放弃生育自由，我们才能保留并培育其他更为重要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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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丁后来成为了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生物学教授。他意识到，在那个年代的思维方式中存在一个基础性的缺陷。“绝大多数因人口问题而感到烦恼的人，都希望能找到办法来避免人口过剩带来的恶果，但却不愿放弃他们现在享有的任何特权。”当时和现在一样，许多人都希望能用高科技手段加以解决，这样，他们就不用对自身采取任何措施。哈丁说道：“他们认为，利用科技进行海水养殖或开发出新品种的小麦就能解决问题。”举例来说，如今人们经常会谈到解决全球能源问题的技术手段——商用核聚变电能。但哈丁在1968年发表的文章中则指出：“我想要在此说明，他们寻找的解决方案，是根本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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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公地悲剧”的关键，与技术毫无关系，而是需要所谓的“道德的基本延伸”。哈丁的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我们以美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例。这一数值是英国的两倍，法国和瑞典的3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差距，绝不是因为美国缺乏必要的技术、资金或手段去寻找解决办法。毕竟，美国在研究创新领域有着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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