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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类仍然在自己亲手制造的灾难边缘不断徘徊。核冲突的风险非但没有消除，反倒已经被当成了既成事实。对这样巨大的生存威胁，人们都见怪不怪，不再议论了。冷战时储备的数量庞大的核弹头，仍有相当一部分被保留到了今天。我们仍然可能面临世界末日，一旦有人有意无意地引发核战，大量的粉尘、残骸和烟雾就会充斥到大气中，导致“核冬天”的到来。2005年6月，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参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提出一个问题：在下一个十年中发生核攻击的可能性有多大？他调查了76位核安全专家，得出核战的平均可能性为29%。其中有4位专家给出了概率为100%的估计，而只有一位专家认为核战不可能发生。随着核武器数量的持续增加，恐怖主义的组织程度不断提高，核战的威胁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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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阶段全球经济的衰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崩溃将造成的严重后果。目前的经济政策都基于这样的理论前提：世界是由一些简单而相互独立的市场拼凑而成的。货币如今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自由地流通，这大大刺激了全球贸易的繁荣，但同时也意味着，某一区域的经济紊乱会对其他区域的经济造成不可预知的影响。最近几十年发生的跨国投资快速增长，导致一个地区性的经济振荡（美国房地产在过度膨胀后的崩溃）在2008年传递到了全世界，因为那些高负债的投资公司在一个地方遭受损失之后，就会在其他地方撤回信贷。倘若真的发生金融浩劫，世界经济将滑入惩罚性的萧条之中，情况可能比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数百万人忍饥挨饿的大萧条还要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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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也看到，地球环境同样面临着灾难的深渊——终极公地悲剧。地球发烧了，而且这个烧还在持续升温。当前，气候危机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从北极冰层在夏季的急速消失，快速融化的冰川，到低海拔太平洋岛屿的淹没。世界上存在一系列相关联的问题，从北美、南美、亚洲和澳洲城市的缺水、疾病的蔓延、全球食物供应的短缺到地球物种灭绝的加速，我们赖以生存的生命之网正在一点点地被撕裂、磨损和切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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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贝尔和平奖授奖仪式的演讲中，艾伯特·戈尔（Albert Gore）引用了一句非洲谚语：“如果你想走得快，一个人走。如果你想走得远，就一起走。”关于合作，他对人们发出了响亮的号召。“我们必须抛弃自大的想法，不要认为个人的、独立的、私下的行为能最终解决问题。这些行为可能会收到效果，实际上也收到了效果，但不足以带我们走得足够远，除非我们集体行动。”换句话说，我们都是陷入同一个困境中的囚徒。要解决像气候变化这样棘手的问题，光靠技术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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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的危机是真实而严峻。智慧生命是十分脆弱的。我认为，在宇宙诞生以来的137亿年中，地球上会经常出现生命。然而，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智慧生命就只剩下我们自己了。智慧生命似乎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这值得我们停下来认真思考。现在，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比以往更加深化的合作。虽然我们正处在灾难的边缘，但我们同样也处于迈向新一级合作关系的边缘。我们需要一个比曼哈顿计划规模更大的气候项目，需要动员整个文明世界投入足够的资源和决心，就像之前准备世界大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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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章节里我曾讲到，合作新契机的出现往往也是催生创造力的最好时机。当在组织某个层面上相互竞争的单元开始合作时，组织中富有创造力的新层次就会发展起来，从分子之间、简单细胞之间、复杂细胞之间、多细胞生物（例如人）之间，直到社群之间。我相信，气候变化会迫使我们人类翻开合作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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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全世界的人们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和程度连结在一起。通过邮件、手机、计算机、互联网等现代通信技术，每天都有无数的连接在建立、更新和断开。与此同时，对于如何才能合作的问题，我们也比以往更加清晰、明白。我希望，我们能够充分利用对合作的全新理解，来积极应对这个日趋拥挤、核武器充斥、持续高烧的世界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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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是永恒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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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音乐中获得一种计算而不自知的体验，这便是音乐给人类心灵带来的愉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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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数学家 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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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的研究课题最为相配的，是马勒那华丽而宏大的《第三交响曲》，不过，在他的所有乐曲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大地之歌》。这一混合了歌唱和管弦乐的“歌曲—交响曲”，其灵感来自于汉斯·贝特格（Hans Bethge）所翻译的中国古诗集《中国笛》。马勒被诗中表现出来的美好、无常和死亡所深深打动，并受此启发完成了这一伟大的管弦乐作品。之后他还写道：“这或许是迄今为止最能体现我个性的作品。”马勒的朋友、指挥家和作曲家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初次读到这一作品的乐谱，就非常认同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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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瓦尔特看到马勒在这一卓越作品中倾注的心血时，瓦尔特失声痛哭。此曲充满了死亡的意味，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在上一年夏天，即1907年，由于反犹太主义的影响，马勒被迫辞去了他在维也纳宫廷剧院的指挥职务，他的大女儿玛利亚死了，他本人也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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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乐章中，马勒提到了他女儿的死亡（“微弱的光芒消失了”），这件让马勒心碎、一直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后续的乐章试图找到生命的终极答案。他也确实接近了答案，但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像囚徒困境一样，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的。不过，在最后一个乐章的结尾，马勒终于可以非常平静地面对自己的死亡：“我不会再远行。我心安静，等待我最后的时间到来。”在想到自己无法逃避的命运时，他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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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否把这首乐曲称为交响曲的问题上，马勒有些担忧，担心自己像贝多芬、布鲁克纳一样，《第九交响曲》会成为自己的绝响。不过，尽管有这些不安，马勒仍然勇敢地将《大地之歌》命名为《第九交响曲》。马勒开玩笑说，他骗过了死神，因为他的新乐曲实际上已经是第十首了。但事实证明，马勒的迷信还真是一语成谶——《第九交响曲》真的成了他最后完成的作品。1911年，马勒逝世几个月之后，布鲁诺·瓦尔特在慕尼黑举行了《大地之歌》的首次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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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在1952年，瓦尔特带着维也纳爱乐乐团，还有当时被诊断患有乳癌的英国歌唱家凯瑟琳·费丽尔（Kathleen Ferrier），举办了《大地之歌》的重演。费丽尔第一次演出这部作品时，由于掩盖不住自己的痛苦和真情实感，竟无法唱完最后一个乐章《告别》的最后一个词。乐声飘向天空，象征马勒终于接受了死亡的命运。乐队也被深深地打动，跟费丽尔一起完成了一场生命的演奏。17个月之后，费丽尔输掉了她与癌症之间的战争，年仅4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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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似乎有些忧郁。不过，马勒还是在曲中转到了C大调，在整首交响曲的黯然背景下撕开了一个口子，透出了乐观主义的光芒。在马勒接受死亡命运的同时，他也明白，紧随死亡之后的，就是新的春天。这个观点与我的研究工作产生了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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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之歌》强调了一个事实，任何个人都无法逃避死亡的黑暗，但是，生命本身会无穷无尽地重生和延续。音乐声会逐渐减弱，消于无声，而世界的美好将会永远传承下去。到乐曲的终结处，大地在春天里恢复了生机，处处闪耀着明亮的蓝色。最后这个乐章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们这个变化的世界，恰恰反映出了一个可以用数学来捕捉的潜在的永恒事实。而且，正如世界之美可以永续流传一样，自然的法则也会长久地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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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逐自私的短期利益和力争集体的长远利益之间，永远存在着无穷的矛盾，人性的故事往往也都离不开这些内容。我们现在知道了，合作如何能在囚徒困境中胜过背叛。正如马勒用欢快的调子作为乐曲的结尾一样，我相信，相比达尔文那“所有生物为了生存和繁殖都要持续进行殊死斗争”的传统观点而言，人类如今对于合作的强调也将为生命染上一层乐观的颜色。突变和自然选择本身并不足以解释生命，我们还需要合作。在长达40亿年的进化历程中，合作是主设计师。合作创造了第一个细菌细胞，然后是高级细胞、复杂的多细胞生命，以及昆虫超个体。最终，合作创造了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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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议，在达尔文写下的基本法则之外，再加上一条“自然合作”。合作能将生命体提升为更高层次的组织。通过创造新的特化机体、新的生态位和新的劳动分工，合作为丰富的多样性打开了更大的空间。合作让进化更富有建设性，更加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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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我们正面临着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攀上更高复杂度的进化阶梯，要么接受衰退甚至于灭绝的命运。尽管全球性危机愈演愈烈，但我们同样处于下一场社会组织大变革的转折点，这次变革的意义丝毫不亚于第一个细胞、复杂细胞或者多细胞生物的出现。我们对此已有了充分的认识，而且，鉴于我们社会的互联程度如此之高，我们完全有能力在此基础上建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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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超级合作者。我们是地球上唯一有能力使用所有这5种合作机制的物种。实际上，我们也已经将其运用得很好了。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做得更好。为了应对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我们都要竭尽全力，将这些合作机制的潜力发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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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他人的日常交往中，直接和间接互惠始终会起到关键的作用：我们给予的越多，我们收获的就越多。从古至今，合作的这一重要性从未改变。由于强大而灵活的语言能力，我们是唯一能够充分运用间接互惠的物种。在评估另一个体的名声时，动物只能靠直接的观察；而人类则可以凭借语言，从其他人那里获得经验。我们还能将某人的脸庞跟一个名字关联起来，用以建立他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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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规避公地悲剧的时候，名声是一股有效的力量。而对这一力量的成功运用，则依赖于信息能不受审查和歪曲地自由传播。我们需要了解人们、公司和国家浪费宝贵资源的具体情况，我们需要知道日常物品（例如热水器和汽车）的真实环保成本，以便能将这些成本计入相应的价格里。我们需要确认气候变化的真正风险有多大，而不允许任何的偏差、修饰或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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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们将间接互惠这张不断扩张的大网织到了每一个村庄、城市、州府，织遍了全球各地。如今，由于我们全球网络的高度连接性，附着于一个名字之上的名声能在几分钟之内传遍全世界。如果某个亚洲人有了一个好点子，美国的科学家同行立即就能知道。如果一篇引人深思的博客贴到网上，当天就能传播到全世界，并被翻译出来，引发大家的讨论。如果一首好听的歌曲在网上提供下载，无论是在小镇的大街上，还是在大都市贫民区的小巷里，都能听到这首歌在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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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与居住于其他大洲的许多人们都建立了合作。通过电子邮件、Skype、电话等通信手段，他们就好像是住在我的隔壁一样。我在新英格兰树林中的房间，到剑桥，到罗杰在伦敦的家，或者到大槻久在东京的办公室，之间的距离都是一样的。也正因此，富有成效的思想和创新得以广泛传播。如今，要想促进合作，我们拥有无限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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