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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朋友或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一定要把今日之研究和1980年代带有稚气的书联系起来，显示出一种学术上的怀旧。其实，至今我仍将自己的工作定位于二十多年前的思想解放时代，相信当时形成的视野之重要性。我甚至认为：对历史研究而言，没有关心人类命运的宏大心灵和跨学科研究纲领，更专业化的诉求都可能把我们引到黑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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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9年到今天，又过去了五个年头。当时我刚从专业思想史研究中走出来，开始大历史写作。今日看来没有当时的决定，不可能有现在已取得的进展。从2011年冬起到2012年，我和青峰通过“中国思想史十讲”的讲座，贯通地讲中国古代思想史和近现代思想史。2013年，我又通过八次“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的讲座做出新的探索。这种探索是把文明动力学有关超越突破的哲学研究和比较思想史结合起来，从轴心文明演化的大历史观来考察现代社会的起源，尝试勾画出人类文明从古文明到轴心时代、再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地图。从这一地图来看，现代社会只不过是不同的轴心文明类型在互相融合中演化的一个阶段而已。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因高科技和经济的无限增长，生活样式和思维方法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可逆转的剧变，同时，那些由不同的轴心文明铸造出的多种信仰和道德伦理的基石正在动摇中，也许，这说明人类正在走向新轴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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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 2014年8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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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一章 从马克思到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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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社会为什么最早起源于西方——现代性的本质——市场经济说的局限——民主制度和科技进步说——博兰尼的市场社会——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布罗代尔的全球贸易——现代社会是一个科技和经济可以无限制增长的社会——扩大了的马克思典范的局限——回到价值系统——韦伯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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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现代社会为什么起源于西方，首先要回答何为现代社会？用今日话讲，这就是界定现代性的本质。所谓现代性无非是把现代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上与传统社会区分开来的特点。人们一般用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作为传统与现代的分野，把农业社会看成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工商业社会。但是一旦把这种常识性的见解放到历史研究中去，立即发现它不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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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罗马帝国为例，自从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Marcus Ulpius Nerva Traianus， 98~117年在位)完成帝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远征后，帝国疆土差不多等同于今日美国，人口达一亿以上。它基本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是一个市场主导的商业社会。注1当时，仅西班牙一省，重要城市就有400座。罗马本土粮食主要靠外部地区供应。“爱色斯”号是穿梭于埃及与罗马之间的运粮船，它一次可载货1575吨，平均价值15,000美元。注2罗马帝国是一个商业帝国，但它不是一个现代社会。那么，我们能否用生产方式来界定现代社会呢？表面上看，古罗马不算现代社会，似乎基于其奴隶制度的生产方式，但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前，生产方式中奴隶制度也占重要地位，它却是一个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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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本质不同是不是可以用民主制度以及生产力发达程度来表达呢？我们知道，古希腊城邦曾实行过民主制度，但它并不属于现代社会。什么是生产力？如果我们剥离了市场经济，那么它是指生产工具和生产组织规模。不要忘记，古罗马的奴隶生产劳动也是大规模集体式的，如果一定要用生产力来代表现代性，那就只能将一切归为现代科学技术了。但这立即发生了一个新问题，这就是何为现代科技？如果把现代性等同于现代科学，西方现代科学和第一个现代社会应是同步出现的。如果我们讲的是技术，技术进步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今日计算机、互联网和蒸汽机、邮局的差别远大于十七世纪蒸汽机和风车、驿站的不同，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将蒸汽机的出现视为现代呢？事实上，把蒸汽机和工业革命作为现代性的标志也是经不起认真检验的，工业革命开始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当时荷兰和英国早已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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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十六世纪前中国的技术水平远高于西方。如果把技术进步视为传统社会演化到现代社会的关键，那么为什么现代社会没有在中国最早起源呢？总之，虽然我们可以把现代社会看做在各方面大量应用科技的社会，但是，并不能以科技水平和科技在生产中应用的程度作为传统和现代的分界。实际上，无论是从银行、会计学上的记账的方式还是金融制度上都无法找到现代与传统的划界。正如保尔·格鲁赛(Paul Grousset)所说，“当代资本主义没有丝毫发明”。阿尔芒多·萨波利(Armando Sapori)进一步指出：“直到今天，人们不能找到任何东西，包括所得税在内，在天才的意大利共和国没有先例。”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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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世纪中叶开始，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从另一个角度把握现代性。这就是把现代化视为全球化，从市场经济发展的无限制和生产力水平的超增长来界定现代化的本质。博兰尼(Karl Polany)指出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在于为“卖”而“买”。他认为：“就一般而言(在传统社会)，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而现代社会是市场关系无限扩充以至于占领所有领域的社会，故他亦将现代社会称为市场社会。注4哈耶克(F. A. Hayek)把现代市场经济定义为人类可以不断扩展的自发合作秩序。注5布罗代尔则进一步把现代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的经济关联起来，并从全球市场的形成特别是远程贸易的兴起来追溯现代社会的起源。注6马克思早就用劳动力作为商品来定义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它同博兰尼所谓为卖而买，即社会成员“为稻粱谋的动机被图利的动机取代了”异曲同工。《共产党宣言》在刻画资本主义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生产力超增长和全球化的特征。注7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学说都可以归为扩大了的马克思典范。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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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技术无限运用于人类生活和市场机制无限制扩张导致经济(生产力)的超增长，来界定现代社会无疑是正确的。市场经济和科技运用虽然古已有之，但在社会现代转型之前，人类在传统社会中生活了几千年，都没有发生科学技术无限制地运用和市场经济不断扩展导致超增长的情况。然而扩大了的马克思典范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只给出现象的描述，而不能回答超增长的本质。为何在传统社会科技应用和市场组织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到一切领域而导致全球化，以致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和生产水平呈现出不受限制的超增长呢？哈耶克把现代社会视为自发合作秩序不断扩张无疑也是正确的，但同样没有解决有关机制问题。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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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任何行动都是在其种价值观支配下发生的，并受到道德和正当性框架限定；当某种社会行动缺乏价值动力或不存在道德上终极的正当性时，其充分展开是不可能的。在传统社会，除了天灾、疾病等自然因素造成生产力停滞外，经济不能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及科技的应用缺乏价值动力和道德上的终极正当性，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和社会制度及主流价值系统发生冲突，不得不停顿下来。现代社会完成了价值系统的转化，科技的无限运用以及市场机制无限扩张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正当性和制度保障。故为了理解现代性的本质，还必须回到人的价值系统，特别是社会制度及其正当性根据上来。或者说，离开价值系统社会行动正当性标准，是不可能认识现代性本质的。这时，我们必须从扩大的马克思典范转向广义的韦伯(Max Weber)典范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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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二章 现代性的两大要素：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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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两个基本要素——何谓工具理性——几何式的思维模式——理性化——科技无限制地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可能性——何谓个人权利——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为什么是正当的——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社会契约论——仅仅用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不足以理解现代性的全貌——寻找第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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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文化价值系统来看，是可以非常容易地界定“现代”和“传统”的差别。“现代性”意味着以下两种全新价值在人类社会中涌现：第一为“工具理性”成为社会行动(制度)正当性最终根据；第二是个人权利观念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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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把现代化称为工具理性的扩张。人们通常把工具理性理解为对达到目标的手段的精密计算，它是达到目标的手段和过程的理性化，似乎工具理性与目标无关。这是对工具理性严重的误解。例如，我要去某地，如何坐车最方便、最经济，这种理性考虑是工具理性，但我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难道就不是理性的吗？我如何评价并反思这一行为的种种方法，难道又不是理性的吗？实际上，理性包含三个层面的要素：目的、手段(工具)、评价方式。所谓工具理性不包含目的，不是指一般的目标，而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意义。也就是说，工具理性是指终极关怀(例如对上帝的信仰)与理性(ratio)表现出二元分裂的状态。在二元分裂的结构中，人的终极关怀与他的理性思考互不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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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理性精神在古希腊和罗马时代已经出现。罗马人把法律背后的精神视为理性，古希腊也讲人是理性的，但理性是神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在古希腊和罗马思想中，神和理性并没有呈二元分裂的状态。为什么二元分裂是如此重要呢？人是有终极关怀、有信仰的，同时又有理性的。假定一个人的理性是由信仰推出来的，那么，当信仰发生变化的时候，理性也会随之变化，变成不稳定的。同样，当社会制度理性化(理性的不断扩张)的时候，理性对信仰(它往往是道德的基础)就会具有颠覆性。这样一来，信仰对理性便构成限制，使理性不能贯彻到一切社会行动中去，从而妨碍了理性(包括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中的无限制地应用。换言之，只有到十七世纪，西方发生终极关怀和理性的二元分裂，两者呈互不相干的状态，理性才可以稳定地成为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础，不会对信仰和道德造成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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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古希腊罗马社会表现得十分突出。翻开希腊史，我们可以看到理性的发展与古代信仰(古代神话、城邦的精神)发生巨大冲突，最后限制了理性化进程。苏格拉底之死，正是古代希腊人对理性的扩张感到恐惧并最后扼杀理性的最具象征性的事件。这一切正如基托(H.D.F.Kitto)所说：“前六世纪和五世纪早期的伊奥尼亚哲学家们的大胆哲学思考，激发了人们对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系统追问，其结果使许多公认的道德观念发生严重动摇。……苏格拉底及其热心的年轻追随者们发现，传统道德体系在逻辑上没有基础。”注11因此，理性精神虽起源于希腊，但古希腊罗马社会没有实现理性化，故不可能是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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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可以视为工具理性为科学无限制地发展提供前提最有力的证明。近代科学的产生，虽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经院哲学很长的传统，但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力学建立的过程，却和工具理性在西欧的孕育同步。科学史表明，工具理性在新教精神中形成之前，无论古希腊还是经院哲学，甚至是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科学无限制地发展都会和信仰冲突。否则我们不能解释为何以牛顿力学为象征的近代科学革命恰恰发生在英国。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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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的另一个特点是几何式的思维方式。笛卡儿和斯宾诺莎都把自然界看做服从几何定律的大机器，运用理性是强调清晰的思考，用几何公理体系式的理论结构来论证法律并使社会行动理性化。注13了解工具理性的特点后，自然会明白为什么社会制度和行动的理性化表现为工具理性的扩张了。社会行动分两类，一是个人行动，二是群体组织的行动。个人行动的工具理性化包括以下几方面：选择哪个目标最有利于行动者？行动者有哪些手段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理性的个人会把这些目标和相应的手段科学地列举出来，从中选择最有效率的付诸实行。群体组织和制度的工具理性化则是韦伯所讲的官僚化、科层化。例如把社会组织看成是一部机器，社会管理机构的目标被层层分解，使其效率最大化，以及整体行动不取决于个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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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组织行动理性化最典型的例子是欧洲现代军队的兴起。现代军队最早产生于荷兰，其创立者莫里斯亲王(Maurice of Nassau， 1567~1625)强调了三件事。一是铁铲，用来掘防御沟，在此以前，挖沟被认为是胆怯。二是将火绳枪的装弹和射击分解为42个单一的连续动作，给每个动作定出名称和发令词，迫使士兵们练习火绳枪的装弹和射击动作。三是训练士兵步伐整齐，把训练变成军事行动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些步骤体现了用工具理性组织军队，将其改造为不依赖个人的最有效达到目标之机器。军事行动的理性化使当时的荷兰可以战胜西班牙。十六世纪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帝国亦从此受到遏制，并开始走向衰亡。正是从那时候起，现代军队建制出现，一营为550人，营分为连，连分为排。从此以后军队不再是个人的勇敢行动，而是像一部接收指令而行动的机器。事实上，人类今日之军队，其武器和高科技运用虽远远超出十七世纪，但就其组织背后的精神而言，以导弹装备军队的结构与当时是一样的。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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