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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古希腊罗马社会分析来说明这一点。用今天的眼光看，希腊城邦实际上是由在这些城邦里生活的所有人构成；但是无论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只把公民作为组成城邦的单元，其他人并不包括在内。古希腊罗马社会的公民不是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关键在于：城邦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对有机体之分割得到构成城邦的基本单元，这才是公民。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论述城邦组织的：“城邦作为自然产物，并且先于个人，其证据就在于，当个人被隔离开时他就不再是自足的；就像部分之于整体一样。”注23这里，亚里士多德明确将公民称为组成整体之部分。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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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曾严格地论述了公民的定义。公民不是居住在某一个地方的人，不是妇女、儿童，奴隶更不用说，甚至也不是拥有诉讼权利的人。公民被单纯地归为参与法庭审判和行政统治的人。注25如何规定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实际上和社会组织蓝图中部分如何形成整体之组织原则直接相关。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城邦实际上被定义为一个政治有机体，其组织原则为基于理性的道德责任和参与政治之能力。公民根据城邦道德(它规定了每个公民权利和对城邦的责任)参与统治；在这种强调道德责任的组织原则中，唯有公民才具有这种道德和能力，故组成整体之最小单元(部分)只能是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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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妇女、儿童、奴隶不具备参政道德，不可能是公民，外乡人及没有居所和足够财产的人因不具有自我立足、可以参与统治之能力，故亦不称为公民。公民只能是合法而自足之家庭统治者，也就是家长。城邦这种政治有机体实际上是一个个家庭组成的。没有公民身份的其他人在某种程度上都被归为家庭内部。正如基托所说，古希腊“社会是家庭的聚合，每个家庭都有它自己责任重大的领袖”。他甚至将希腊式国家泛称为一个由男性亲属组成的集团。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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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公民定义和希腊大致相像，只有一点不同。希腊不把公民权给予本城邦之外的人，故由公民组成之国家不可能超越城邦。而罗马则把公民权给予各城邦的家长，形成所谓虚拟的公民社群(fictitious a community of citizens)。注27虚拟公民社群之单元由生活在罗马以外各城市之公民组成，他们实际上不参与政治。但是从理论上讲，只要各城邦之公民亲自去罗马，是可以有参政权的。故罗马社会组织蓝图中的整体可以是城邦的聚合体，即是可以超越城邦的。罗马社会的组织蓝图亦和希腊基本上一样，其社会组织单元为城邦，其进一步细分是合法的家庭(其代表是作为家长之公民)，而整体为城邦的联合体——共和国或帝国。在这种组织蓝图中，整体仍为某种政治有机体，无论实际上商品经济多么发达，基本生产活动在社会组织蓝图中仍被归为组成整体之单元即家庭之中，它属于纯粹私人的领域。公民参与公共活动组成社会意味着从私人领域步入一个和私人无关的新领域。这一切正如阿伦特所说：“古代人必须每天穿越横在他们面前的那条鸿沟，越过狭窄的家庭领域，‘升入’政治领域。”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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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注意，家庭内部成员和所有事务完全属于私人领域这一点对古希腊罗马社会无个人观念至关重要。因为家庭作为社会组织之基本单元，它并非不可进一步分割的。如果将家庭细分，就有作为家庭成员的每一个人和家庭中的奴隶。当家庭组织原则亦是国家组织原则一部分时，国家(城邦)一定也可以看做由这种部分之部分组成，这样城邦和国家也是可以当做由个人组成的。因此，在古希腊罗马社会只有家庭组织机制和国家组织原则不同，家庭完全属于私人领域，其部分不具备公共事务和道德上的正当性，组成家庭之部分(每一个人)才不能被当做形成城邦和共和国之单元。正因为如此，在古希腊罗马社会，“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但它并非政治术语。当时拉丁文中代表观念上不可分割之最小单元的individuus一词亦从未用于表达组成社会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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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individual(个人)指涉社会组织中的个人发生在十六世纪，它意味着将人从家庭、国家等组织中区别出来意识之呈现。注29虽然至今尚没有一个哲学家可以把现代人对自我的看法彻底剖析清楚，但是，把西方个人观念之形成导致的认同变化，作为现代性进一步成熟的标志则是毫无疑问的。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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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找到了现代性第三个关键性要素，这就是因个人观念产生而引发的现代认同。一旦社会不再被视为有机体，人意识到自我是individual(个人)时，孤立的个人面对上帝，虽然仍可以用信仰的灵魂界定终极关怀层面的自我，但我属于哪一个共同体不再有明确答案。这时，何为我们？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发生了。民族主义是人类对认同危机的响应，即民族国家的兴起，实为不得不用某一种属性(或符号)来重新界定“我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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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指出仅仅把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这两种价值视为现代性本质说的局限了。个人权利与工具理性并没有规定现代社会政治共同体(主权的拥有者)的大小，无法组成现代国家。政治社会的组织规模需要靠认同来限定，故必须把现代(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性的第三个基本要素，否则，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把一个个孤立的个人凝聚起来。民族认同对内将个人组织成社会，规定政治共同体的形态，对外为国家主权提供正当性，现代社会一定是由一个个民族国家组成的。民族国家出现的前提是一些不同于轴心文明普世价值的新认同符号之形成，从而使得“我是谁”有了新的答案；故自十八世纪起至今日民族主义一直盛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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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有一个误解，认为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其实，人们心目中的这种民族概念与现代政治哲学所讲的民族，并不是一回事。政治哲学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指社会有机体解体以后，个人怎么组成国家。或者说国家主权应由哪些个人授权或怎样产生？因为民族认同规定了何为我们，不同的认同方式(符号)对应着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因此，判断民族观念是否属于现代思想必须看它是否建立在个人观念之上，中国人有Individual(个人)观念和个人权利的观念是在1900年以后，故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大约也在1903年前后。西方比中国早了近二百年，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兴起是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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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典型的事件，可以说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在西方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性。第一个就是美国的独立。今天人们常把美国的建国，作为现代社会确立的典范。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新教徒在上帝面前立约，建立作为契约共同体的政教分离的国家，而往往忽略了美国式的民族主义，即美国认同的重要性。因为仅仅是新教徒在上帝面前立约，只涉及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如果没有民族认同，即规定了什么是美国人以及美国式的爱国主义，是不足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美国的独立，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兴起，亦是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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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是法国大革命。人们已充分理解法国大革命在现代价值传播以及启蒙运动对传统秩序颠覆方面的意义，其实，法国大革命是第三等级用自己的权利来合成国家主权的象征。它不仅意味着法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还引起了欧洲一系列民族国家的诞生。因此，法国大革命以后，可以说现代性的三大价值基本上在西方得已确立。从此，西方变成一个以基督教为终极关怀，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组成的世界共同体。这一切为经济的超增长提供了制度框架。正因为如此，和法国大革命同步发生的是西方工业革命，并随即引发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史学家将其称为双元革命。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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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讲现代经济的兴起，往往都追溯到英国十七世纪清教徒革命。其实，这是不准确的。工业革命和西方经济超增长发生在十八世纪后期。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所说：“‘工业革命爆发’这一用语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某一个时候，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摆脱了束缚它的桎梏，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从此以后，生产力得以持久迅速地发展，并臻于人员、商品，和服务皆可无限成长的境地，套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就是从‘起飞进入自我成长’。”注32事实上，经济超增长是现代性三大基本要素都已确立的结果。其直接表现为市场经济可以越出国界不受限制地扩张，这就是十九世纪开始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第一次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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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全球化，是指生产力的增长和市场经济(特别是跨国贸易)同步在全球扩张，两者互为因果、互相加速。在某种意义上讲，十九世纪第一次全球化的进程和今天的全球化相当相像。首先，随着全球贸易高速发展，生产力出现超增长。正如经济史家所说的：“在十九世纪期间扩展性经济世界中，工业生产与国际贸易的年平均成长率几乎相同，大约为百分之三点四。”注33历史学家这样描写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进程：“1850年之后发生的事件是如此的反常，根本找不到先例……在双元革命期间(1780~1840)，世界市场扩大了3倍多……到1870年，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每人平均外贸额，已上升至1830年的4~5倍，荷兰和比利时上升了3倍，甚至美国也扩大到原来的2倍多……西方主要大国之间，每年大约有8800万吨的海上贸易运输，相对之下，1840年只有2000万吨。”注34从1815年至1914年，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贸易额从20亿美元扩大到400亿美元，增长了40倍。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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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另一个特征为新科技把世界联成一体。虽然那时没有今日的全球航空业和互联网，但是有两样类似的东西，第一是铁路和轮船，第二是电报。这些现代交通工具和电讯的广泛使用，把世界变成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地球村。1807年富尔敦发明蒸汽船，1819年美国蒸汽帆船塞芬拿号用二十九天横越大西洋，1839年英美邮政公司大西洋航线已经定期化。注361848年前，除英国外世界各地尚不存在铁路网，但到1855年世界五个大陆上都已铺设铁路。注371875年全世界共拥有6.2万部火车头，11.2万节客车车厢，共运载了13.71亿旅客和7.15亿吨货物。1848年前环绕地球的航行最快也不能少于11个月，但1872年已能在80天之内周游世界。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早期(1882年)，每年几乎有20亿人坐火车旅行，其中大多数是来自欧洲(72%)和北美(20%)。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一系列“自由贸易条约”，在实质上拆除了主要工业国家之间的关税壁垒。注38这一切犹如今日之WTO(世界贸易组织)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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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四章 系统论的综合：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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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三要素的不同功能——市场经济的扩张和理性无限制运用的前提：它们必须被视为是正当的——现代性的系统观：正当性和制度的耦合——“社会”的兴起和公共空间——重读阿伦特、哈贝马斯和博兰尼——现代政治结构在耦合中的关键性作用——现代社会建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民族国家集合和国内社会整合——现代社会的双层次结构——现代化为什么是全球化——探索现代社会起源的两条线索——发生过程和学习过程——经济决定论和观念决定论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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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功能角度来分析现代性三要素，就可以发现现代认同的性质与其他两个现代性要素是不完全相同的。工具理性保证了社会行动和组织理性化不会颠覆信仰和道德，导致科技可以无限度地应用和发展。个人权利主张个人自主性为正当，从而使个人求利动机正当化，并使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它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基础)高于其他人际关系。这两种价值的功能可以归结为理性化和给市场经济无限扩张提供了价值动力和道德论证。而现代认同的本质在于规定政治组织的规模，是将个人凝聚成具有主权(立法权)的契约共同体(国家)之力量。或者说，基于现代认同，独立的个人才能建立政治组织，并立法保障契约社会。当没有这种凝聚力时，经济的和社会的契约组织得不到法律保障，亦不能互相整合；这时，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是不可能成为实际存在(不断扩张)的契约组织正当性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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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系统论语言讲，现代认同是实现现代价值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耦合的前提。这样一来，我们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把握现代社会的本质，这就是将其视为现代价值与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耦合，形成如图一所示的基本结构。据此，马克思典范和韦伯典范可以结合起来，得到一种把握现代社会性质的系统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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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回顾前面论述的基本逻辑。一开始我们根据扩大了的马克思典范，把现代社会定义为市场经济可以无限扩张及科技无限运用而导致生产力超增长的社会。该定义是唯象的，没有涉及超增长的机制。接着我们转向韦伯典范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指出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这两种价值之所以代表了现代性，这是因为它们可以为市场经济不断扩张和科技无限运用提供价值动力和道德上的正当性。但是仅仅在观念上确立这两种价值并不意味着经济的超增长可以成为现实，只有实现观念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耦合，它们才成为社会制度正当性基础，无穷无尽的生产力才被解放出来。这里，建立在个人观念之上的现代认同(民族观念)在形成这种耦合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正是指民族认同使得现代政治(契约)共同体得以形成，它通过立法保障私有产权、市场经济以及现代价值的主导地位，以使社会契约关系可以互相整合并不断扩展。我们之所以将其称为三个子系统的耦合，是想强调现代国家出现后形成的政治、经济和现代价值系统之间的互相维系关系。一方面现代价值系统为政治经济制度提供正当性，与此同时政治结构为经济和价值系统提供保护，另一方面经济系统则为政治系统运行和价值之实现提供物质支持，三者缺一耦合结构都不能稳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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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稳定的耦合结构，工具理性解决了理性化和信仰(道德)之间的冲突，使得科学技术获得独立自主无限的发展可能。而个人权利则成为社会行动和基于契约的各种制度正当性的最终根据。从此，不仅每个人自主地追求个人目的和利益是正当的，而且契约关系具有高于传统血缘、道德和有机的人际关系的正当性并成为一切社会制度的框架。于是，市场交换和获利活动得以克服种种传统观念和人际关系的枷锁扩张到一切领域，个人自主的创造力和以无止境地追求个人利益为特征的社会财富之增长也就被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了。以上分析表明，如果只存在现代价值和经济(社会)两个子系统，它们是无法形成自足耦合的。保障超增长的耦合需要经济、政治和现代价值(文化)三个子系统，其中通过现代认同形成的政治结构是促成耦合整体稳定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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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二十世纪的社会科学和宏观历史研究的成果，都表明独立的个人为实现各自目的通过契约形成组织的重要性，它是保障生产力超增长的基础(现代社会确立的标志)。事实上，无论是科学技术发明转化为产品和新工艺，还是新的更有效的生产方式取代旧生产方式，都需要资金、劳动力、信息有效地组合，特别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个人为了达到目的自行组织起来。这里除了理性的普及和承认人的致富求利动机为正当，即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被普遍接受外，其首要前提是社会不再是一个由传统人际关系束缚之下不变的有机体，而是一个人可以自行组织起来的系统。社会(societas)这个词的原意是个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自愿形成之组织，它和由等级、共同的文化以及血缘组成的共同体(universitas)或有机体不同。在十七世纪前“社会”一词从未被用于指涉人类生活在其中的组织系统。阿伦特指出，现代社会的出现在时间上和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私人的新领域——社会领域的形成同步。注39换言之，社会的出现是市场经济可以不断扩张、生产力出现超增长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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