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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有一个误解，认为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其实，人们心目中的这种民族概念与现代政治哲学所讲的民族，并不是一回事。政治哲学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指社会有机体解体以后，个人怎么组成国家。或者说国家主权应由哪些个人授权或怎样产生？因为民族认同规定了何为我们，不同的认同方式(符号)对应着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因此，判断民族观念是否属于现代思想必须看它是否建立在个人观念之上，中国人有Individual(个人)观念和个人权利的观念是在1900年以后，故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大约也在1903年前后。西方比中国早了近二百年，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兴起是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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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典型的事件，可以说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在西方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性。第一个就是美国的独立。今天人们常把美国的建国，作为现代社会确立的典范。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新教徒在上帝面前立约，建立作为契约共同体的政教分离的国家，而往往忽略了美国式的民族主义，即美国认同的重要性。因为仅仅是新教徒在上帝面前立约，只涉及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如果没有民族认同，即规定了什么是美国人以及美国式的爱国主义，是不足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美国的独立，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兴起，亦是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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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是法国大革命。人们已充分理解法国大革命在现代价值传播以及启蒙运动对传统秩序颠覆方面的意义，其实，法国大革命是第三等级用自己的权利来合成国家主权的象征。它不仅意味着法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还引起了欧洲一系列民族国家的诞生。因此，法国大革命以后，可以说现代性的三大价值基本上在西方得已确立。从此，西方变成一个以基督教为终极关怀，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组成的世界共同体。这一切为经济的超增长提供了制度框架。正因为如此，和法国大革命同步发生的是西方工业革命，并随即引发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史学家将其称为双元革命。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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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讲现代经济的兴起，往往都追溯到英国十七世纪清教徒革命。其实，这是不准确的。工业革命和西方经济超增长发生在十八世纪后期。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所说：“‘工业革命爆发’这一用语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某一个时候，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摆脱了束缚它的桎梏，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从此以后，生产力得以持久迅速地发展，并臻于人员、商品，和服务皆可无限成长的境地，套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就是从‘起飞进入自我成长’。”注32事实上，经济超增长是现代性三大基本要素都已确立的结果。其直接表现为市场经济可以越出国界不受限制地扩张，这就是十九世纪开始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第一次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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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全球化，是指生产力的增长和市场经济(特别是跨国贸易)同步在全球扩张，两者互为因果、互相加速。在某种意义上讲，十九世纪第一次全球化的进程和今天的全球化相当相像。首先，随着全球贸易高速发展，生产力出现超增长。正如经济史家所说的：“在十九世纪期间扩展性经济世界中，工业生产与国际贸易的年平均成长率几乎相同，大约为百分之三点四。”注33历史学家这样描写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进程：“1850年之后发生的事件是如此的反常，根本找不到先例……在双元革命期间(1780~1840)，世界市场扩大了3倍多……到1870年，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每人平均外贸额，已上升至1830年的4~5倍，荷兰和比利时上升了3倍，甚至美国也扩大到原来的2倍多……西方主要大国之间，每年大约有8800万吨的海上贸易运输，相对之下，1840年只有2000万吨。”注34从1815年至1914年，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贸易额从20亿美元扩大到400亿美元，增长了40倍。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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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另一个特征为新科技把世界联成一体。虽然那时没有今日的全球航空业和互联网，但是有两样类似的东西，第一是铁路和轮船，第二是电报。这些现代交通工具和电讯的广泛使用，把世界变成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地球村。1807年富尔敦发明蒸汽船，1819年美国蒸汽帆船塞芬拿号用二十九天横越大西洋，1839年英美邮政公司大西洋航线已经定期化。注361848年前，除英国外世界各地尚不存在铁路网，但到1855年世界五个大陆上都已铺设铁路。注371875年全世界共拥有6.2万部火车头，11.2万节客车车厢，共运载了13.71亿旅客和7.15亿吨货物。1848年前环绕地球的航行最快也不能少于11个月，但1872年已能在80天之内周游世界。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早期(1882年)，每年几乎有20亿人坐火车旅行，其中大多数是来自欧洲(72%)和北美(20%)。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一系列“自由贸易条约”，在实质上拆除了主要工业国家之间的关税壁垒。注38这一切犹如今日之WTO(世界贸易组织)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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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四章 系统论的综合：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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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三要素的不同功能——市场经济的扩张和理性无限制运用的前提：它们必须被视为是正当的——现代性的系统观：正当性和制度的耦合——“社会”的兴起和公共空间——重读阿伦特、哈贝马斯和博兰尼——现代政治结构在耦合中的关键性作用——现代社会建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民族国家集合和国内社会整合——现代社会的双层次结构——现代化为什么是全球化——探索现代社会起源的两条线索——发生过程和学习过程——经济决定论和观念决定论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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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功能角度来分析现代性三要素，就可以发现现代认同的性质与其他两个现代性要素是不完全相同的。工具理性保证了社会行动和组织理性化不会颠覆信仰和道德，导致科技可以无限度地应用和发展。个人权利主张个人自主性为正当，从而使个人求利动机正当化，并使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它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基础)高于其他人际关系。这两种价值的功能可以归结为理性化和给市场经济无限扩张提供了价值动力和道德论证。而现代认同的本质在于规定政治组织的规模，是将个人凝聚成具有主权(立法权)的契约共同体(国家)之力量。或者说，基于现代认同，独立的个人才能建立政治组织，并立法保障契约社会。当没有这种凝聚力时，经济的和社会的契约组织得不到法律保障，亦不能互相整合；这时，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是不可能成为实际存在(不断扩张)的契约组织正当性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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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系统论语言讲，现代认同是实现现代价值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耦合的前提。这样一来，我们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把握现代社会的本质，这就是将其视为现代价值与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耦合，形成如图一所示的基本结构。据此，马克思典范和韦伯典范可以结合起来，得到一种把握现代社会性质的系统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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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回顾前面论述的基本逻辑。一开始我们根据扩大了的马克思典范，把现代社会定义为市场经济可以无限扩张及科技无限运用而导致生产力超增长的社会。该定义是唯象的，没有涉及超增长的机制。接着我们转向韦伯典范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指出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这两种价值之所以代表了现代性，这是因为它们可以为市场经济不断扩张和科技无限运用提供价值动力和道德上的正当性。但是仅仅在观念上确立这两种价值并不意味着经济的超增长可以成为现实，只有实现观念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耦合，它们才成为社会制度正当性基础，无穷无尽的生产力才被解放出来。这里，建立在个人观念之上的现代认同(民族观念)在形成这种耦合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正是指民族认同使得现代政治(契约)共同体得以形成，它通过立法保障私有产权、市场经济以及现代价值的主导地位，以使社会契约关系可以互相整合并不断扩展。我们之所以将其称为三个子系统的耦合，是想强调现代国家出现后形成的政治、经济和现代价值系统之间的互相维系关系。一方面现代价值系统为政治经济制度提供正当性，与此同时政治结构为经济和价值系统提供保护，另一方面经济系统则为政治系统运行和价值之实现提供物质支持，三者缺一耦合结构都不能稳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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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稳定的耦合结构，工具理性解决了理性化和信仰(道德)之间的冲突，使得科学技术获得独立自主无限的发展可能。而个人权利则成为社会行动和基于契约的各种制度正当性的最终根据。从此，不仅每个人自主地追求个人目的和利益是正当的，而且契约关系具有高于传统血缘、道德和有机的人际关系的正当性并成为一切社会制度的框架。于是，市场交换和获利活动得以克服种种传统观念和人际关系的枷锁扩张到一切领域，个人自主的创造力和以无止境地追求个人利益为特征的社会财富之增长也就被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了。以上分析表明，如果只存在现代价值和经济(社会)两个子系统，它们是无法形成自足耦合的。保障超增长的耦合需要经济、政治和现代价值(文化)三个子系统，其中通过现代认同形成的政治结构是促成耦合整体稳定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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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二十世纪的社会科学和宏观历史研究的成果，都表明独立的个人为实现各自目的通过契约形成组织的重要性，它是保障生产力超增长的基础(现代社会确立的标志)。事实上，无论是科学技术发明转化为产品和新工艺，还是新的更有效的生产方式取代旧生产方式，都需要资金、劳动力、信息有效地组合，特别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个人为了达到目的自行组织起来。这里除了理性的普及和承认人的致富求利动机为正当，即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被普遍接受外，其首要前提是社会不再是一个由传统人际关系束缚之下不变的有机体，而是一个人可以自行组织起来的系统。社会(societas)这个词的原意是个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自愿形成之组织，它和由等级、共同的文化以及血缘组成的共同体(universitas)或有机体不同。在十七世纪前“社会”一词从未被用于指涉人类生活在其中的组织系统。阿伦特指出，现代社会的出现在时间上和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私人的新领域——社会领域的形成同步。注39换言之，社会的出现是市场经济可以不断扩张、生产力出现超增长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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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研究发现，和现代市场经济不断扩张同时出现的是另一种传统社会不曾有过的组织形态——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所谓公共空间，是指人类事务中这样一个领域和机制：该领域处在私领域和国家之间，在这里可以通过公共理性讨论(rational public debate)将个人意见和选择合成为公共意见和选择(我们可将其称为存在将“私”合成“公”的机制)。在西方历史上，这一领域的成长与资产阶级公民社会兴起同步。注40用公共空间的形成解释现代社会的起源，也是讲明个人权利和工具理性如何为公共事务及相应的组织提供正当性，它和服从契约机制的社会兴起本质上是类似的，都是论述现代价值系统和社会系统耦合之过程。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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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高度强调国家在社会和公共空间形成中的核心功能。确实，如果缺乏民族国家的一系列立法和建立理性化的科层组织，经济的和社会的契约关系就无法顺利建立，公共空间也得不到保障而不能正常运作，更谈不上各种契约共同体互相整合和不断扩张。在讨论英国十七世纪经济起飞的原因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制度经济学将之归于国家立法保护私有产权，并通过和法国、西班牙的对比来说明这一点。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中叶，博兰尼的经典性研究已经证明：现代市场经济在英国的成长绝非来自传统社会的市场经济自发扩展，而是由国家根据经济自由主义理念推行一系列立法造就而成；即使对于十九世纪上半叶促使西方经济超增长的廉价雇佣劳动力市场之出现，亦是英国在经济自由主义指导下废除大锅饭式的《济贫法》(Speenhamland Act)的结果。注42换言之，英国十九世纪成为世界工厂有赖于民族国家的双面功能：对内通过一系列立法促使全国性雇佣劳动市场形成以使得市场不断扩张；对外则是建立以大英帝国为中心的民族国家贸易秩序，使得市场经济可以超越国界而导致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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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使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保证生产力的无限增长的现代社会其组织形态在整体上应该具有如下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民族国家内部，必须实现如图一所示的现代政治、经济和价值三个子系统耦合；第二个层次是由民族国家群体组成的世界共同体，每一个民族国家作为主权拥有者如同拥有权利的个人组成社会一样，来建立国家间的契约组织。民族主义(主权国家对世界秩序的想象)、全球贸易和国际法三者同样必须构成一个互相维系的耦合系统(参见图二)，这样，市场的扩张才不受国界限制，生产力的超增长才可以持续下去。注43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现代化(即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一定是全球化；而且，民族国家在双层次结构(三个子系统耦合以及把两个层次互相联系起来)中起着核心作用，故建立民族国家亦成为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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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现代社会具有上述由特殊经济、政治、文化价值子系统互相耦合而成的双层次结构，那么研究该系统(现代社会)的形成就必须分别勾画如下两种不同的过程。第一条线索是代表现代性的各要素(子系统)是如何起源及壮大的，它们是在何种条件下互相耦合，以构成整体结构，即由图一所示的三个子系统耦合而成的结构是如何从传统社会中出现。该研究该涉及第一个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起源，我们称之为现代性发生问题。显然，仅仅在一个或少数国家建立了现代社会(实现了三个子系统耦合)是不够的，现代社会的双层次结构规定了现代社会形成必须出现众多民族国家，建立由民族国家关系组成的第二个层次耦合(参见图二)。故现代社会的形成还必须包含第二条线索，这就是在现代性发生社会影响(冲击)之下其他社会的应变和摹仿或转型过程，我们称之为现代化学习、改革和内部再整合(革命)，其结果是民族国家群及世界契约共同体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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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思路来看，只是从市场经济、城市和议会制度以及资本原始积累来刻画现代社会的成长是不够的。因为新价值系统的出现不是社会事实变化(例如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化)的自然结果，而取决于人类原先的价值系统在实行时和社会的互动。也就是说，研究现代社会的形成，必须首先去追溯第一条线索，即第一个现代社会的起源。显然，如果不存在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这两种现代价值，价值系统和社会制度的耦合是无从谈起的。因此，研究第一个现代社会的起源必须从梳理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这两种价值形成开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观念决定论。因为任何新观念都是在旧观念与社会互动中产生的，我们在第六章将指出，不理解观念和社会的互动，就无法真正理解观念的演化；而且研究新观念的壮大以及和社会的耦合，亦需要一种系统演化论。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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