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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根据图四我们可得到一个结论，只要民族主义兴起，认同结构之巨变同时会引发工具理性形成。也就是说，一旦民族主义为政治制度提供正当性并实行立宪，个人权利等现代观念就可以随着民族独立被引进，与此同时，还意味着终极关怀退出政治社会制度正当性论证，这通常亦是工具理性之形成。这时，学习引进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就可以通过建立民族国家迅速实现耦合。由此可见，建立民族国家(立宪)在学习西方现代社会制度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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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变化的实现可以分成主动和被动两种过程。所谓被动，是指该传统社会没有抗拒西方入侵之能力，通过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占领完成现代转型。首先是沦为殖民地，西方现代价值随着制度的引进在本地精英分子中确立，传统终极关怀及其正当性标准亦逐步地退出政治经济生活。一旦西方社会对殖民地控制能力衰落，殖民地独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印度是被动转型的典型例子。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地，现代价值由外引进，社会精英由国外培养。在殖民地统治漫长的过程中形成了国大党，在社会精英心目中来自本土文化的终极关怀虽在国家认同中起作用，但它已退出政治经济制度正当性论证，达到工具理性所需要的信仰和理性的二元分裂。注119在公共领域中与民主制度配套的价值，亦基本来自于西方。对于这一类被动过程，展开的前提是传统终极关怀和理性可能发生二元分裂以及可以退出政治和经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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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传统文化很难退出政治经济制度正当性论证，又不能实现信仰与理性二元分裂时，传统终极关怀和现代在社会生活特别是西化的制度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后果是非西方传统社会和西方发生长时期的文明冲突。它伴随着两种文明的战争，传统社会的解体，社会内部长期动荡、无序和普遍贫困化。奥斯曼帝国的命运就反映出这一点。早在十八世纪奥斯曼帝国已经感受到西方现代的冲击。由于伊斯兰教比印度教更难退出政治经济领域，拒绝精神与世俗分成两个不相干的部分，致使社会精英阶层几乎无法理解和接受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注120其结果只能是文明冲突和传统大帝国不断地衰落。不管它在器物层面如何现代化，因无法建立民族国家实现社会现代转型，最后只能崩溃。注121到今天为止，在相当多的伊斯兰社会中，传统精英(伊斯兰教的本土宗教领袖)仍无法接受工具理性所必需的信仰和理性的二元分裂，由此引起对学习之厌恶，这正是二十世纪原教旨主义兴起之温床。注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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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分析，在逻辑上必定存在另一种可能。这就是：如果传统社会在全球化冲击来临之前或来临之时，已经做到了理性与终极关怀的二元分裂，或有某种因素可促使二元分裂的达成，这时社会现代转型必定极为迅速，现代民族国家可以在极短时期内建立。该过程在速度上和上一章所讲的西方第二类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相同，而有别于殖民地被动式的社会转型，这是一种主动的学习。必须注意，在主动学习过程中导致终极关怀与理性二元分裂的原因是非西方传统文明内在因素，它必定极深地卷入学习机制。换言之，在主动转型的过程中，制度现代化主要是靠学习模仿，而这些制度正当性根据之形成即文化现代转型，并不是简单的学习引进所能说明。文化现代转型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着本土的价值在外来冲击下和外来价值结合，成为其引进现代社会制度正当性之根据。其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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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下半叶日本的现代化，一直使西方社会学家感到意外。日本只用了三十年即完成社会现代转型，成为十九世纪末世界五强之一，其速度可与德国媲美。从制度层面看，日本的现代化当然离不开学习和引进。但在文化价值层面，日本用做论证现代社会制度合理的根据，则与西方不尽相同。日本至今仍不是一个以个人为本位、全盘接受西方政治契约论的国家，但这一切并不妨碍日本的立宪和公司的运作以及市场经济及国力的高速成长。注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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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会现代转型之迅速，可以归为日本传统中本来就潜藏二元政治结构：作为国家象征的天皇和具有实权的幕府将军。天皇背后的文化观念是神道，而德川幕府政治合法性基础本来自中国的程朱理学。但早在江户时代，气论对朱子学的解构产生了日本独特的儒学——徂徕学。徂徕学中，已发生了政治理性和道德的二元分裂，国学更把天皇视为至高无上。注124明治维新时期，我们可以看到表面上互相对立的过程，一是王政复古，二是全面向西方学习。这正好揭示了日本能迅速实现社会现代转型的机制：理性和终极关怀(神道和儒家道德)的二元分裂，一方面使得日本可以迅速学习西方制度，同时通过王政复古来建立君主立宪的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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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2月11日明治宪法正式颁布，标志着现代价值和政治经济制度耦合的实现。宪法规定作为国民的全体日本人如何组成现代民族国家，如内阁向天皇而非国会负责，天皇统帅陆海军以及国民的各种权利。正如安德鲁·戈登(Andrew Gordon)所说：“宪法的颁布及民选国会的召开，象征日本已成为一个由主体组成的国家，民众一面要承担国家义务，另一方面也获得政治权利。义务包括男性要服兵役、所有人都要上学、每个人都要付税。权利包括少数人得到选举权、能够在政府决定预算中表达意见。”注125故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日本就迅速加入到第一次全球化生产力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去，工业产量以每年百分之五的速度增长。1895年至1915年间，其工业总产量增加了二点五倍，同期美国只增加了一倍。注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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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西方现代社会的全面冲击尚未来临时，日本传统社会已蕴含着某些价值。这些价值自身虽不足以催生现代社会；但是一旦开始启动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这些有着极强的本土资源的价值，就会迅速亲和相应现代价值并和西方引进的社会制度耦合，成为其正当性基础。这使得日本传统社会现代化与其他国家被动学习过程不同，而是格外迅速。日本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其前提是天皇(加上国学和神道)为民族认同符号，以及用民族主义(日本主义)实行立宪。由于明治时期的政治理性是与儒家道德和神道分离的，所以它可以迅速接受西方价值，成为引进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正当性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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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中，天皇既是国家象征亦是最高统帅，国会对天皇约束力极为有限。这样，日本民族国家建立，同时意味着每个人确立国民和臣民的双重身份。对社会来讲个人为国民，对国家而言个人是忠于天皇之臣民。国家是由天皇为代表、必须效忠对象，而非由个人权利合成之客体。由于天皇为一个唯日本才具有的客观认同符号，日本以单一民族国家见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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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民族国家性质而言，日本和德国同属第二种类型。即这两个国家主权不是由个人权利合成的。因此，我们可以把现代德国和日本的兴起，作为现代社会结构中不同类型民族国家形成的标志，亦意味着现代社会双层面结构已超越西方文明范围，开始演变为一种力图把所有轴心文明都包括在内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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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由于德、日与英、美属于不同类型的现代民族国家，因此前者与后者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也呈现了相当大的差异。如第五章所说，西方现代性三要素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民族主义之所以可以结合在一起，是因为持唯名论主张的加尔文主义视任何社会组织(包括民族国家)为个人之间契约的产物，这样，国家只能用立法权来界定，主权是由人权合成的，而非实体之属性。而现代民族国家间的世界秩序(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第二层面)，只能是如图二所示的国际法笼罩下主权国家的契约共同体。注127但是，在德国或日本这类民族国家中，国家不是由个人权利合成，它或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如德国文化民族主义)，或是某种最高文化价值的实现(如日本忠于天皇)。这时，必定造成了对世界秩序的不同理解。在这种民族主义的视野中，不同的民族国家不可能是平等的，国际社会亦不一定是民族国家组成的契约共同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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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民族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出现了日耳曼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的泛日耳曼主义。在十九世纪，因为以大英帝国为首的现代性发生国家主导着国际秩序，德国的泛日耳曼主义当时只是民族国家现代化竞争中的潜流，西方现代社会双层面结构的稳定性尚未破坏。日本崛起后，情况日趋严重。在日本民族主义中，天皇为民族认同符号，以忠君为核心价值的日本式儒学形成了其对世界秩序之想象。在日本式儒学看来，黄种人的亚洲有别于西方，应成为一个共荣圈，而先进的日本当然是亚洲的领袖。该民族主义对合理的世界秩序之界定，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主义，而非遵守国际法的各民族国家平等的契约组织。也就是说，随着德国和日本等第二类型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已出现和图二所示结构的不同。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民族国家剧烈战争的硝烟味了。注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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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特别是第二类型民族国家的出现，不仅使得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变得不稳定，甚至会对其第一层面产生冲击。在后发型国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还会产生另一个问题，这就是现代化学习导致社会整合的解体。我们在第七章中论证了，只需迅速斩断传统终极关怀和社会有机体(包括传统国家)的联系，就能较顺利地引进西方制度、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只是高度简化地讲了一个必要条件。实际上还存在另一个更重要的必要条件，这就是新建立的民族国家必须能代替原有社会有机体实现社会整合。这对于那些幅员辽阔大帝国的现代转型特别重要。因为这些社会的迅速转型，通常出现传统社会有机体被包容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中，由于传统社会有机体和现代国家组织方式往往是互相矛盾的，两者被迫结合就必然会引发内部组织形态激烈的变构。其结果，多半是传统社会有机体在现代化过程中解体。这样，只要新形成的现代社会组织不能实现社会整合，必定出现严重的社会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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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西方传统社会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后发生严重的社会整合危机，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它和不能建立民族国家而出现的社会无序性质完全不同。后者是传统社会因不能接受现代价值导致文明冲突；而前者则是主动学习现代价值、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后的社会危机。它或意味着某些轴心文明对经学习得到的现代价值必须进行重构，才能实现社会整合，或意味着去建立新的社会有机体代替碎裂的民族国家。前一种情况即现代价值之重构，意味着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现代价值之新价值的出现，后一种情况意味着形成能实现社会整合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经过一个过渡阶段。这两种过程和主动学习一样，都会迅速地以雷霆万钧之势展开，并指向建立另一种现代社会。该过程立即对现代社会结构第一层面发生冲击。这既是现代社会结构越出其起源地以后的进一步演化，亦是现代社会有机体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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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源于西方(严格地说是来自天主教文明)的现代社会结构要被全人类接受，其前提是其他轴心文明(特别是大帝国)能通过制度和价值层面的学习亦成为现代社会。然而无论是对中国文明还是东正教文明的俄国，在学习之后均发生社会整合的解体。这一切使得现代社会结构刚刚形成就碰到巨大的挑战，走上无可避免的自我调整和演化之路。无论是俄国罗曼诺夫王朝还是中华帝国，在发生社会现代转型导致的整合危机时，均是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代替民族主义，实现社会重建。因此，为了展开传统社会在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后社会整合危机的发生以及建立另一种现代社会的讨论，我们必须先分析何为马列主义？对现代性而言，它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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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九章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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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批判康德：从费希特、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对工具理性的否定——自由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共同基础：个人权利的可欲性——从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学说——现代社会组织蓝图的虚妄——社会高于个人和人的解放——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定位：反思现代社会之巨镜——批判不能独立于批判对象而存在——令人着迷的“现代社会之后”——巨镜之粉碎：对思想和意义死亡的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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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十七世纪定位为现代价值和现代社会结构的起源，十八世纪为现代价值在西欧的普及以及西方核心地区社会的现代转型，注129那么十九世纪则是全球化展开以及经济自由主义全面推行的时代；这也是现代社会结构发生异化、弊病开始呈现的时期。它导致对现代价值之批判和对现代社会组织蓝图的再评价。注130一种力图超越现代社会的想象亦日益强烈。马克思主义正是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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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曾明确指出过马克思主义有三大来源，它们分别为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注131今日看来，这三大来源恰恰刻画了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对现代性(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现代民族认同这三大价值)的怀疑以致否定的思潮。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代表了对工具理性的否定，第二个来源(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继承)则记录了对个人权利为正当性最终标准的怀疑，以致形成全盘颠覆性的理论，而第三个来源则刻画了对社会契约论和民族认同的批判和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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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德国古典哲学，通常指从康德开始，通过费希特、谢林(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Josheph Von,1755~1854)到黑格尔(Hegel, George Wilhelm F.，1770~1831)不断深入之德国观念论，以及包括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1804~1872)对黑格尔主义批判在内的德国哲学传统。其实，这恰恰是一条反映德国民族精神诞生的哲学之路，亦是否定工具理性之路。康德经历了整个启蒙运动并目睹它怎样导致法国大革命，作为力图用其精神取暖而不是被其焚毁的思想家，康德哲学是从观念论角度对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精神(二元论)作出总结。注132他的代表作《纯粹理性的批判》用哲学分析指出理性的能力和局限，建立了信仰(道德)与理性(科学)二元分裂(也是为工具理性提供正当性)的现代哲学体系，故康德是属于对现代性进行阐述和论证的哲学家。注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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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特则不同，虽然他自称康德的传人，但因深受拿破仑大军入侵的冲击，开始怀疑法国启蒙价值的普世性，主张德国民族精神。为此，他告别信仰与理性二分立场，提倡主体(包括理性、意志和情感)的主观精神论。注134谢林进一步将费希特的主观一元论转化为客观的精神一元论。黑格尔继续顺着这一条思路，建构出精神不断自我发展、以民族国家建立为理性最高实现的宏大体系。显而易见，只要把外部世界视为人控制和改造之对象，世界就可以看做精神之实现。黑格尔正是基于这一点提出了他的绝对精神自我实现说。当理性和信仰都作为绝对精神的表现时，上帝的存在亦得到证明。注135故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将黑格尔绝对精神称为“自我设定的上帝”，它既不同于有神论(theism)，亦不同于自然主义(naturalism)，“黑格尔的主体理论是一种自我实现理论。因此，它是彻底反二元论的”。注136既然终极关怀可从精神推出，理性和信仰再次达到统一。因此在黑格尔哲学中，康德哲学的基本精神(对工具理性的肯定等)已被颠覆。(注意：德国观念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仅仅局限于哲学而非普遍文化价值，即并不意味着路德教放弃信仰和理性二元分裂的工具理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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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新柏拉图主义或亚里士多德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观念一元论，而工具理性正是建立在唯名论对经院哲学(信仰与理性统一的一元论)的否定之上的。黑格尔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回到新柏拉图主义，但它是一种和托马斯主义完全不同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思想。它之所以产生，这是因为德国在宗教改革后一直没法建立统一的现代社会，唯有文化民族主义才能实现现代价值和社会耦合，一旦精神成为先于世界之存在，民族文化作为精神之载体，民族国家也就可从作为理性之最高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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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认为，当精神(观念)创造出与它相对应的现实后，精神还能再一次对这被创造的现实进行反思，产生对上述过程的自我意识，这意味着更高一级观念之诞生。在黑格尔的模式中，精神不仅是万物之主宰，而且通过反思处于不断演进之中。据此黑格尔提出所谓精神进步的正、反、合、三阶段论(诸如理性的确立、理性的实现或异化、对理性实现的反思使理性达到更高阶段)。黑格尔为了将正、反、合表达为包罗万象之内在发展法则，而把自我矛盾作为其方法论。黑格尔认为，规定性A和它的否定非A是同时存在的。正因为在一切领域对于任何一个规定性Ａ，必定同时存在与其矛盾的非Ａ，这使得这个世界是内在发展的。在黑格尔时代，不可能知道A和非A共存造成的逻辑悖论会对整个理论体系命题论证造成什么后果。今日我们知道，如果允许在一个理论系统中存在悖论，即同时有着自我矛盾的Ａ和非Ａ，那么在这个系统中任何想要的结论均可推出。这一点(后被马克思主义继承)使得理论体系可以抗拒证伪、具有巨大的随时代需要而应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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